我的看法也许比较奇特，别人看来痛心疾首的事，在我看来还是进步。前些日子银川市偷自行车成风，我们单位有人一家竟丢了8辆自行车，儿子女儿女婿孙子的自行车全丢光，来跟我诉苦，留恋道德严谨的50年代和60年代，大骂现在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我笑着安慰他说：你知道，你所向往的50年代60年代安全有序的社会治安，是花了全中国人多大代价取得的吗？那时的户口政策把城市居民钉死在街道上，人事制度把人钉死在单位里，农村公社制度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除极个别人，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行动自由。同时，从城镇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到农村人民公社治安保卫部的民兵，全国各地无一处无监视网，几乎达到“腹诽者斩”的地步。在那种把人当做一颗颗螺丝钉铆死在一个个固定的螺丝眼的社会状态中，治安再不好，老天爷也不容的！如今流动人口像洪水般地到处乱淌，对城市治安是起了不稳定的坏作用，但6000万“打工族”也创造了今天城市的繁荣。你是丢了几辆自行车能想开算了呢，还是想再回到提心吊胆当“臭老九”的时代，一辈子骑一辆永远不会遗失的破自行车去呢？你别忘了，那时良好的社会治安是用全国亿万人民最宝贵的自由换取来的。

这当然是我的笑谈，现在的社会治安还是必须大力整顿的。可是我的笑谈中也还有那么一星半点道理。在社会大转型时代，肯定会翻江倒海、泥沙俱下、鸡飞狗走、龙蛇混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经得起震动的心理准备。认为社会改革的同时就能改造社会人的道德行为，是极不现实的，恐怕还会相反，社会改革过程必然引发每个人深层的人性全面暴露，有美好的、善的一面，也有丑陋的、恶的一面。将改革***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泛道德化”上去解释，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不用拜读解思忠先生的大作，我跟前的人就常常向我感叹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其愁眉苦脸也与西方学者相似，所列举的事例也千真万确，颠扑不破。无非是社会上报纸上常见常听的那些事情：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假冒伪劣、雁过拔毛、坑蒙拐骗、车匪路霸、贩毒吸毒、色情泛滥、家庭离析、少年失教、信仰丧失、迷信猖狂、学校无助、寺庙遍地、道德失衡、无法无天，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有人说，雷锋叔叔再不会复活了，有人说中国竟有8000万人（？）练气功，相信特异功能，就说明了中国人的堕落。不知这些事解思忠先生的书中有否提及。不仅是跟前的同事友人，在各地讲文学的场合每次都有听众向我提这类问题。所以我说解思忠先生的“忧思”不是他一人的忧思，代表了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中国人发出呼唤，呼唤国人提高自己的素质。有这么多人在改革中“忧思”，也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好的、善的一面”的表现。在过去疯狂的年代里，有谁想到过国民素质问题？谁会发出这种“忧思”？自己的数字化生存日子怎么过，明天批斗会上怎样交代？这才是最令人“忧思”的！

所以我对这类事情都处之泰然。我总是向听众说：中国人被禁锢了几十年，“第二次解放”后，必然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廖冰兄先生（还是华君武先生？）一幅漫画里描绘的，在一口封闭得严严实实的瓦坛中长大的人，一旦打烂了坛子，他也依旧保持着在瓦坛里的形状，卷着身体，收缩着四肢，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二个阶段开始矫枉过正了，抻手抻脚，毫无规矩地胡抡八抡，还要试试手脚的力气，尝尝行动自由的滋味，以至狂到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目前处的阶段，这个阶段恐怕还相当长。到第三个阶段才会有规范地舞之蹈之，懂得手往哪里挥，脚朝哪里蹬，什么样的动作方符合音乐的节拍，才可以上世界舞台作正式表演。

而最后一个阶段不止需要学习，需要教导，还需要吃不少苦头，人们才能认识到秩序和规则的重要。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素质较高，并不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中国人目前苦头还远远没吃够，制定出的不少法律规则，连相当多的执法者也不严格遵守，甚至有的干部还将不遵守一般社会规则当做干部级别的标志（从小处说，如按时到场、排队购票、照价付款等等），怎能怪一般老百姓的国民素质不高呢？

等着吧！今日西欧北美严格执法和守法的良好社会秩序，即被我们称道的良好“国民素质”的表现，其实是经过很长一段痛苦、无序、混乱的历史，才逐渐形成和培养起来的。且不说西方早期商业上的欺哄敲诈，瞒天过海，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现在中国报纸上揭发出来的所有诈骗案都能在早期的西方、甚至本世纪初的上海找到它们的鼻祖，并非中国人今天的发明），以及种种“无规则游戏”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残酷，就说有趣的电影。很多中国观众以为美国西部枪战影片中那种蛮不讲理、动不动就拔枪向人射击的场面只不过是故事噱头，我曾问过一些道道地地的美国佬，他们都回答说真有其事，还给我举出很多著名的大盗，如“牛仔比利”、如“雌雄大盗”，全是轰动一时的真实人物，而且个个像水泊梁山的好汉一样人人都有绰号。

那种无法无天的现象，在射击人和被人射击的状态下大家都吃了苦头，人人切身体会到人身和财产安全必须有法律保障后的19世纪中叶，才逐渐消除。但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禁酒时期又死灰复燃，地痞流氓拉帮结派，犯罪行为更加组织化、团伙化，很快凝聚为黑社会。

有次我乘美国朋友的车，深夜街上已寂静无人，四周连个鬼影子也没有，但遇到红灯他马上嘎地刹住。他笑着说，即使黑社会的杀手刚杀了个人出来，只要后面没有警察追，开车遇见红灯也必定会停车。这并不说明这个杀手“素质”好到了“慎独”的程度，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而是社会上每个人都明白，不遵守交通规则出了车祸他自己也不死必伤。

可见规则的建立，人的素质的提高，是须有一个人与人的磨擦冲撞过程，到最后人们终于认识到法律、规则、礼貌、谦让、助人以及较高的教育程度对自己最有利，举止的文明与对他人的慈善行为，对自己来说不止是达到个人现实目的的手段（譬如能提高个人的社会声誉，增强个人的信誉，使别人愿意接纳自己等等），还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满足及享受时，所谓的“社会文明”才能普遍化。再经过一段时间，自觉的趋利目的逐渐退居幕后，呈现在外表的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是一种社会风气，一种社会模式，仿佛是人天生下来就有的气质，这才算是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一切都是从利害关系出发的。社会人，其实是一种铸件，需要一定的模具、温度、压力才可成形，尤其需要压力。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号召中国人先无法无天一番再建立及遵守秩序和法制，只不过劝大家在“国民素质”差的忧虑上稍安勿躁，与世界先进国家在国民素质上的差距不是很大的问题。谈国民素质差谈多了，容易引起人们对以往的思念与向往。中国人的心理定势本来就偏于向后看：有史以来就是“今不如昔”；“贵古贱今”一向是中国文人雅士的情怀。

向我叹息中国国民素质差的人，多半没有到国外观光过，他们不是拿中国国民素质与外国人比，却无一不用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国民素质与今天对照，于是感慨万端：改革没有改革好，工资工资发不出，物价物价年年涨，国有大中小型企业几乎家家陷入困境，反而闹出这么多糟心的事来！唉！尤其中央电视台开了6频道（电影频道），每家每户都能天天看过去的老电影。大人小孩看了都开心得在沙发上打滚，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离天堂真不远了呀！城里有《今天我休息》的老马，乡下有我老朋友李准笔下的“李双双”，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医生个个是“白衣天使”……原来是我的副手的作曲家潘振声，一曲《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滋润了成长于50年代60年代一代人。仿佛那时真达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盼望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社会。

可是，时过不久，天使们一个个变成魔鬼，高唱把捡到的一分钱都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天真学生，殴打老师是家常便饭，面无愧色，比做家庭作业还得心应手。不用调查，读一些报告文学就知道，凡在“文革”期间“含冤而死”的大中专院校的教师，全是死在自己的学生手下的。一次我开潘振声玩笑：怎么样？给你挂牌游街的红卫兵里就有唱你歌的儿童吧！

不错，这一代都是受害者，但受了害而不觉，再去害别人还高呼“有理”，到今天仍认为“青春无悔”，难道不需要沉重的反思？倘若不“泣血自省”，这一思想关口过不去，是很难重建较高的国民素质的。

也许有人会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忧思”的是现在。算那些陈年旧账干什么？那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你说现在怎么办吧？我自然有我的看法。我只是嗟叹中国人的健忘，常常忽略不计人们感叹的中国“国民素质差”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很少去寻找根源。

“国民素质”问题从根本来说是一种大文化。在前20多年被“数字化生存”，尤其被“文革”全面破坏了的中国文化大环境，同时彻底破坏了中国人正常的文化心态，这是很难在一两代人中修复的，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也！良好的国民素质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大环境，这不单单是制度、体制、教育、信仰、宗教、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结构和机制等某一两项即可决定的。那必须先有一种综合性的健全的社会氛围，并且由这种社会氛围的长期熏陶，才能在人们内心和行为上都烙下深刻的秩序的烙印。

这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在那种氛围里，一个丝毫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处于其中，也能感受到某种束缚，不得不循规蹈矩，而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因政治或自然原因突然崩溃时，也能自觉地照往常的规矩一样生活，如前苏联的解体和日本神户大地震中的平民老百姓。

中国人由于长期处于不健全的社会氛围中，已经在心理素质即现在我们称之为国民素质的重要一环上，造成严重的病态及缺陷。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有的中国人到了西方国家倒能约束自己，循外国之规蹈外国之矩，回国后却又依然故我，随大流我行我素起来。这说明中国人即使是目前这样的素质，也不是不能因环境的改变而进步和改变的。所以，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在于综合性地提高社会文化大环境。

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目的，大概也包括逐步营造和形成一个良好健全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发展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六）值得“忧思”的是干部素质

那么我的看法是什么？

难道我不“忧思”？我得了古代哲人的真传，达到了“知足者常乐”的高境界？

当然不是。我有我的忧思：

谈到人的素质这样的话题，一般的国民素质低下虽然值得忧思，但不是有关一个国家命运的最主要的因素。要建设一个先进的、强大的、富裕的、文明的、和平的国家，国民素质中的一部分，即官员的高素质才是最最重要的条件！这对任何国家都一样，是一条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是铁的法则！

官员素质而非一般的国民素质，才在国家命运中起最决定性的作用！

在中国，官员称为干部，“干部决定一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我“忧思”的是干部素质，而不是国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