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智力水平上不能自夸地说优于世界其他民族，“老子天下第一”，但决不弱于其他民族，这已被数千年的历史所证明。然而，很长一个时期统治着中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意识形态及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方式，以我前面说过的种种“学习讨论开会”形式强制性地灌输进人民大众的头脑，使中国人今天步入现代化，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立即显现出中华民族与西方各民族在社会性智力总和上的落后状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五）重要的是“换脑筋”

小结：

本章的标题看来很反动很邪乎，其实话歪理正，无非是说：一，要改变共产党原来的党员结构，多吸收优秀的知识分子入党；二，党员知识分子也应认识到，过去我们所学的知识不仅欠缺，很多东西还是被扭曲了的，妨碍了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世界，使我们不太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我们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

实际上，创造者或改造者，尽管以世界的主体自居，却无不被其创造或改造出来的客体所创造或改造。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互动的大世界里，被不可抗拒的规律所左右。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身也在被市场经济所改造。自觉地投入其中改造，比带着忧虑和烦恼不自觉地被改造，要主动得多、有效得多、愉快得多，也幸福得多。

商品经济并不是人们现在经常指责的在精神、文化、道德、风俗、人情等等方面起着消解的不好作用，它倒是更能培养人平等、民主、文明、公道、俭朴、节制、秩序和积极的创业敬业精神的社会环境。重要的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法制和人们的法制精神，法制观念。

我们说过去中国无法无天，是不很准确的。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也有以各种红头文件、条例、“指示”等等构成的“法”，而立法却是个别人的专利，立出来的法也是叫人民遵守的，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类的东西。虽有法律制度，但那不叫法“治”而仅是法“制”。“文革”时期街头天天张贴出大布告，上面印满了对犯人的判决，也都是“依法判决”的。在当代社会，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治理某某地方地区及种种问题，或“依法”管理某某地方和企业机关单位，首先是要领导者管理者本身“依法”，不止是让老百姓依法。领导人“依法”，甚至比老百姓依法更为重要。

知识分子进入“当局”有助于将“人治”转为“法治”，但知识分子必须是新型的知识分子，能自觉地转换旧观念，容纳新观念的知识分子。

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在后半个世纪，经历过一段挫折和失败，而在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后，不仅能够继续保持领导权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回到国际社会，在整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时代成功地探索出一种“中国模式”，除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基本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中国即将成为经济大国的基础，在近20年中创造了一个世界经济奇迹，也创造了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奇迹。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至今天的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世界潮流和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实验和那种实验中被修正和改造。不承认这点，不承认自身曾被改造和也是可以改造的，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永远正确固定不变，只可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改造别人而拒绝承认自己也可以被改造，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阻塞了自我完善的道路。

以世界历史的视野来观察，常有一个政党被它创造的政治成果所吞没的情形，早期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党人是一例，近期前苏联和东欧的崩溃也是如此。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推行社会体制改革，而改革到最后却丧失了他们自己的领导权。看起来他们好像是自找苦吃，但他们推行的改革毕竟初步创造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架构，在政治改革方面基本渡过了难关后，不仅使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有了更为良好的社会条件，也使共产党自身在一个人民可以公开表达政见的大环境中，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如今东欧有的共产党就已经重新崛起了。这种情况曾在中国引起某些同志善意的欢呼，将此作为共产党是永远绝对正确绝对不可战胜的例子。殊不知重新崛起的东欧共产党已今非昔比，那已经不是某些同志观念中的原来的共产党，而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进程自觉地积极修正、调整和自我改造后的共产党了。

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必然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冲击力越来越强，成为主导社会、主导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必然要触动“全部上层建筑”，即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意识形态等等方面会发生变革。中国共产党只有在这种变革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才能“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才能主动地领导这种变革，真正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中国在过渡阶段能保持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最重要的条件。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设，恐怕还需要一个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和培养过程。从历史上看，在世界范围内，民主这一政治形式在中国是起步较晚的。当西方各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民主政治程度，一般群众也已基本熟悉这些程序，了解自己应享受的民主权利后，所谓“民主”的概念才传入我国。可是经过近一百年的实习，来了一个“文革”，却将中国人民群众仍在民主政治上十分幼稚可笑的状况暴露无遗，表明了当人民群众尚不知什么是民主时让他们“民主。”，倒会转化成民主的反面，变为严酷的全面专制和无秩序的暴乱。

于是，当多数人民群众还一时不能真正自觉地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将自己拥有的一票看做是庄严神圣的政治选择的时候，我前面说的在社会经济改革中必然会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各个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就会根据自身的需要从社会现实出发，首先在执政党——共产党内寻找各自的代言人，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实现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将先于实现国家民主。在中国，这大概将是一个实现政治全面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我常想，在中国，最优秀的精英大约也基本集结在中国共产党内，而由于共产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最善于钻营弄权及被权力所腐化的恶劣分子大约也基本麇集于中国共产党内。五千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成了十二亿中国人的缩影。建国以来的几个绝对翻不过案来的反革命集团，将国家搞得天翻地覆的全民的敌人是共产党员，而力挽狂澜于既倒，手扶大厦之将倾，真正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也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经历重重困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发生过一系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只是在最后一次，通过以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斗争才终于争取到今天这样历史上最好的局面。在此之前，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其实是党内民主的正常表现，因在那种历史时期得不到恰当处理，结果适得其反，使政治生活越来越倒退，竟退到专制的地步，不同意见被当做“异己分子”遭到整肃。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众多的利益集团所反映出的意见都会集中到共产党里来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又亲身经历过如此多的痛苦经验，是应该完全有能力正确调解、综合、归纳各种不同意见，将所谓的“党内斗争”转化为党内民主，使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的。过去，处理党内不同意见之间的矛盾以增进团结有一个著名的公式，曰：“团结——斗争——团结”今天，是将这个公式变为“团结——民主——团结”的时候了。

因为这不止关乎一个政党的事，而是寄托了整个中国民主的命运。

老实说，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最困难。是什么？那就是小平同志说的：

“换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