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末展望中国未来

社会进步是一项巨大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中国目前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仅是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层面，更大的更具决定性的层面在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上。因而，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和主导地位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才是牵动上层建筑变革的最主要的因素。“重建个人所有制”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观念才有可能被全社会所重视，进而为创造这种劳动者共同劳动的“联合体”做好思想准备。

“个人自由”，再也不会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词，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状态。

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将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将像犹太人那样，在世界市场经济中最富创造性、最有竞争力、最拥有智慧的头脑，并且还像腰缠丰盈的购物者进入超级市场，进入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文化市场，在货物架上任意选择自己需要和适合自己口味、品味的文化果实，有多种精神食粮营养强壮的中国人将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新的文化。

政治与学术相结合，官员与学者相结合，将是中国政界的一大特点，中国传统政治留下的这份宝贵的遗产将得到更大发扬。“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充当各级政府的官员，选举也就会比今天的选举更接近“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每位官员都要真正代表一定的民意，在公共领域接受公民监督，让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员腐败现象将不复存在，令我们的后人谈论起来会是一种历史笑话。

21世纪的中国不但会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也将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曾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由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所决定，中国必将再度成为世界上具有领导地位的文明国家，世界将以中国的标准为“现代”的标准。

然而人类社会终究还是人类社会，它仍然既是天堂又是地狱。

我们的后人看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像我们看前人一样，既可敬可钦可羡，又可悲可笑可鄙。我不知如何得以从人世间超度，最后，只能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后一句话作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不可说”——对21世纪的眺望

一

21世纪、即2000年1月1日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人类在1999年12月31日的生存状态。世纪转换后人们会发现世界仍然是那副既令人欣喜又叫人担忧的模样。1999年与2000年、2000年与2001年……不过是时光的自然流逝，世界不可能恰恰在这段时间出现戏剧性或魔术般的变化，得到救赎或惩罚。实际上，今天中国人发出的有关21世纪的话语，全部落入西方的语境。如果中国一直采用黄帝纪年或农历、佛历，或坚守自己历史特点从推翻帝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纪年，中国人在目前所谓的“世纪转换之交”也许会是另一番心境，能用旁观者的身份来看西方人在“世纪末”的热闹了。连计算机的“千年虫”问题也与中国无关，还有什么其他可麻烦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公元”，并没有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准与西方人等同，也没有在观念形态上与西方人同一，却仅仅在历法上统一了起来，因而中国人此时此刻才生出这么多西方式的兴奋和忧虑。空间仍然分割着，一日中不同的时区仍然存在，文化传统依旧保持（中国人还顽固地把农历春节当做主要节日，世界伊斯兰教徒也以伊历节日为主），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执政党都不信仰天主和耶稣，时间序号却与信仰天主耶稣的西方人合为一体，仔细想来，这个“公元”不有点悖理、不有点不“公”吗？

但事已如此。回顾历史和观察现实的每时每处，有心人都会发现数不清的无奈。“尴尬人偏做尴尬事”，说的何止是《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只要是人，不论多伟大，都不免做出许多尴尬事来，至于人类群体则更尴尬万端了。于是，在这个被普遍认同的“世纪末”，先是一个早已死去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搞得人惶惶不安，再有个活着的日本人跑来用科学凑趣，证明1999年8月的某一天有十字连星的天象出现，到时“恐怖大王”就会君临天空，人类的绝大多数（包括中国人）即将灭绝。大约是为了抵制这种恐怖的预言，给中国人“鼓劲”和“激励”，不久前有报刊宣称在1995年于古丝绸之路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中发掘出一件锦囊，上面赫然地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隶书汉字，并配有清晰可见的照片。在封建时代，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祥瑞”，上奏皇帝立即能升官晋爵的。可惜明眼人一看便知，即使真有这件锦囊，虽然“中国”这个词早在《诗经》上就出现了，但在汉代仅指帝王所在地长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国”，还是晚到19世纪中叶与西方各国开始有了交往后才确定下来的。2000年前的人就能预知“大汉”以后会称为“中国”并且国旗上有“五星”，真匪夷所思！又有人称：西历2000年正是中国的龙年，千年之首逢龙年三千年才轮上一次，真像一首歌中唱的“千年等一回”了，这是多么大吉大利呀！未来不说三千年，至少有一千年将是龙的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又是“龙的传人”，也就是说将来的天下将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关于“未来的世界是中国的世界”，在日本的池田大作和英国的汤因比的学术性对话中有过探讨，以后中国一些学者又不断添油加醋，中国领导人虽然主张建设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学者们却似乎更希望将来是中国化的或“东方文明”的世界，搞得中国人既晕乎又乐观，尽管中国人目前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但前景是光明而广阔的；有人说中国人言必称祖宗，现在中国人又多了一条：言必称未来。

在这个“世纪末”，还有从过去1000年和100年的世态比附今日推测将来的。前1000年，即公元999年，在宋朝是咸平二年，在辽朝是统和十七年，在大理则是广明十四年。拿我们习惯的正统的宋朝来说，咸平二年在宋辽处于敌对状态的多事之秋还算平安，既无战乱可记也乏善可陈，因而商业渐渐发达了起来，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可是100年前的1899年却热闹了。那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政治改革全面受挫，旧势力彻底胜利，即将到来的是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时刻。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前1000年和前100年与现代比附都不恰当，没有类似之处。时移事迁，真正是“换了人间”了。

所以，我以为在这所谓的“世纪之交”，中国人还是抱着佛家提倡的以“平常心”对待为好，还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东方文明”有没有什么特殊优点且不论，在令人保持良好心态方面的确比“西方文明”具有更大的稳定作用。佛经传说释迦牟尼说法时常会“天花乱坠”，这个成语演变到后来竟成了贬义词，不过我仍认为它属于中性适当。如今有关21世纪的种种预测，从科学昌明经济发达宇宙变化生态恶劣物种消亡教育普及直到爱情婚姻家庭的演变以至于由于“伟哥”的发明而会重新调整两性关系等等等等说法（眺望），我以为都有“天花乱坠”之嫌，对我们怎样妥善处理眼前事务并没有多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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