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再过十几年，“全民所有制”也不会是眼前这种“全民所有制”的模式了。在“全民所有制”中重建个人所有制后，工人群众再也不是单纯出卖劳动力的古典式工人；中国大部分企业都可能具有产权交叉的性质，或说是混合经济。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企业在经济上自由而平等的竞争。而其副效应就是给社会每个人制造出更多的选择机会。

当工人阶级已不再是单纯出卖劳动力的被剥削阶级，除了劳动收入，他们还有重建个人所有制后在证券分红形式上的一笔收入。在市场上，工人的联合经济共同体将与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展开平等竞争，工人具有了双重身份，也许在资产量上有多少的差别，但根本上说已与资产者处在同等地位。收入达不到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人（不一定是属于工人中的分子），可以通过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享利润”，而不是通过革命手段“剥夺剥夺者”。于是，工人阶层与资产者阶层之间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会增多。矛盾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旧式矛盾而是在市场上竞争性的矛盾，甚至你很难在某个自然人身上确定出他的阶级阶层属性。阶级与阶层中的界线是敞开的，在以能力本位的社会中，每个人凭借个人能力与机缘在阶级阶层界线的边缘流动，再不可能静态地将某个固定在某个阶级或阶层上。

这时，政府的职责会自行转变，执政党和政府不再是从某个特定阶级的立场出发管理全社会，而主要是维护全民的整体利益和人民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和谐与利益的调节。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手里掌握着如此庞大的国有资源作底牌的国有资产，不管非国有经济的势力及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多么强大，她都永远处在凌驾于一切经济势力之上的支配地位，完全有能力、有资本来调节各种利益；在市场“赌局”上，政府永远是“赢家”。私有制又何惧之有？！

三、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实践的、发展的、动态的理论；实事求是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传统的以“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将全面被崭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所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向更有可操作性方向发展，落实到地面上来而不再是悬在空中的脱离实际的书本上的教条咒语。任何观点都要放在“三有利”的显微镜下观察检验，政党的教团性质会彻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条主义的“上帝死了”！

“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对咒语教条及种种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传统意识形态的破解，任何批判文章、文件、决议都不如最现代化的武器——商品！

传统观念上的意识形态会逐渐转变为一种信仰、一种知识，不同以往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将产生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及商品形象将成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重要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也将是普及于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会有不断的较量与争论，可能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文革”，但那已经是在文化经济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而不是争论谁最符合书本的教义上展开。于是，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恢复她的本来功能，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被人们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

医生能按照教科书为病人治病，人却不会按照教科书害病。一切从现有理论推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可怕情景的想象必然落空。中国的未来有未来的社会病，但决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臆断出来的危亡病症。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只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才是最佳政治策略。《共产党宣言》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足够多的惨痛历史和付出的巨大代价，不止是让中国共产党人而且让全世界的理想主义者都变得聪明起来：只有在生产力取得高度发展水平后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实现自产生私有制以来人类就不断共同向往的最终目标。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着自己的基本队伍，更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只要共产党善于保持这种由共产党自身通过艰难的革命而取得的千载难逢的整个民族的利益一致性，精确选择最佳政治策略，不断发展经济，努力提高生产力，她就坐稳了天下，还有谁能取代她攫取中国政权？

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立了半个世纪，当工人阶级本身起了变化，当穷人已不是社会中的多数时，一贯以代表工人阶级与穷人利益为宗旨的政党也不会再执着于已经完成的任务，革命也将获得新的含义。

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颜色肯定会变，但将变得社会主义的色彩更为浓烈。

我想，最好还是用事实说话：1988年，公有制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99%以上，到今天，私有制经济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东南沿海还超过了“半壁”，一些地区如广东福建的某些市镇，私有制经济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那么，请想一想，在国家的稳定和政权的性质上说，是1988年我国更稳定呢，还是今天稳定一些？是1988年我国更像社会主义呢，还是今天更像社会主义一些？

比较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今天，谁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与1988年相比有丝毫削弱，丝毫“变质”，同时社会却更为稳定，这是有目共赌、人人都体会到的。而稳定是一个国家得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一个国家也只有稳定和发展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特有的性质。

小平同志一再叮嘱我们说：“胆子更大一点”，其中有深意焉！

（八）主角缺席和主角登场

目前，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濒临破产，又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效益很差和达不到应有的投入产出比，科学技术设备管理经营等等方面的原因仅仅是表面现象，深层的根本原因还是现存的“公有制”形式已不再适应现代以世界为一个统一空间的市场经济，这也是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给中国的重要教训。工人群众中蕴含的巨大生产力，被现存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内核、“公有制”形式为包装的生产关系所束缚，这种生产关系已完全暴露出效率低下和易产生腐败的弊病。就中国来说，走了50年历程的固定不变的“公有制”形式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已到了进一步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历史时机。不管怎样称呼这种改革，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以证券形式也好，以股票形式也好，以企业资产证等等形式都可，反正，“重建个人所有制”已经提到社会发展的日程上来。

工人群众要与农民一样真正享有“公有制”中的一份实在的份额，具有经济的紧迫性、现实的必要性、历史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正确性，是无可指责的，也是任何忧虑、犹豫、瞻前顾后、锱铢较量阻拦不了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已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并发展，已经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将“合作化”“大跃进”中变相收归国有的土地又分给农民（国有土地在农民手里可以“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继承”，等于在30年中是私有的），而土地却是极其有限、不可再生的国有资产，那么何必把面临危机的国有企业中的49%的产权紧紧抱住不放？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第一波普遍使农民受益，在广大农村出现了一个“好起来”的农民阶层。第二波，在允许私有制经济产生并发展的政策下，又在城市造出一个资产者阶层。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第三波，不可遏制的会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无产者势必会成为资产者。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现代中国改革的雄伟宽广的大舞台，我们会发现：近20年在中国进行的伟大变革中，几乎各色人等包括过去的边缘人都曾登台亮相，还特意邀请了许多西方与东欧的学者来出谋献策，唯独最重要的主角——工人群众（不是“工人阶级”，）却没有登场。他们在近20年来仍然扮演的是老角色——伟大的建设者、有突出贡献者，50年不变地用他们“主人翁”的伟大形象抢镜头。在镜头之外以其它方式表达出的他们自身的要求，依然未出雇佣工人要求的范围，如工资奖金、劳动保护、福利享受、失业保障、医疗养老、工作时间等等，和西方早期工人的要求没有两样（这类要求在现代西方工人群众中已经淡化）。就是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工人群众仍然是要求在“埃及肉锅”中再添些肉、汤、佐料。继续享受和扩大“不当利益”要比花力气自立更生奋发图强改变自己命运更为诱人，所以，工人群众还从未以改革者身份发言。

中国经济改革大舞台上有一种“主角制度”现象。

近几年，他们更成为令人同情的一个社会群体，成为最迫切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群“弱者”。一提到工人，人们马上想到是下岗、改行、被分流、被裁员、待就业的工人，工人好像倒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企盼着人们的关心和注意；他们的命运似乎还需要别人来替他们想，仿佛还须等待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工厂进一步发展才能获得解决。手中拥有那么巨大而宝贵的国有资产，却“捧着金碗讨饭”。他们要么被印在色彩艳丽的海报上，要么蹲在后台的角落等待导演分配角色，却没有堂堂正正地挺立在改革的大舞台上作正式表演。

但是，主角决不会长期充当观众。中国“全民所有制”经济真正活跃起来，真正在社会经济中占主体地位和起主导作用，正有待于主角登场。而这位主角却是须要半劝半推地才能邀请出来。

主角一登台亮相，前面的改革浪潮***现的风云人物和著名的中国新富翁可说都是一群龙套和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