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及我们可以预见到的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有或出现什么样的利益集团呢？至少我们能看到有普通劳动者，即工农阶层、日益富裕起来的新兴企业家和拥有无形资产的文化人，这个阶层比较复杂，既有高素质的科技工作者和学者，又有低素质的暴发户，还有自觉投入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以及靠知识技能占有很重要地位、人数也最多的“白领阶层”与中级以上官员构成的干部集团。如果再加上各地域各部门有特殊利益的集团，社会将涌现出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等。这些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虽然利益有各自不同的指向，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利益基础，就是：全部要求社会稳定！

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他们才能取得更大的利益，只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他们才能取得更大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无容置疑的。所以，不论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会发表我们看来是多么离奇古怪的文章言论，都会自觉和不自觉地不越出这条危害社会稳定的临界线。不然他（她）不止会触犯政府，还会触犯他（她）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为他（她）自己代表的群体所不容。

将社会稳定作为根本利益的阶层和各种集团，当然也不愿看到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明智者已清楚认识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人民民主意识在社会的渐进过程中通过施行有序性的法制，逐渐被培养成一种社会风气与习惯。在此之前，超过时代及全体国民包括官员的素质所能承受的激进“民主”行为，在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中国，而且还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6000多万人尚不得温饱的中国，都可能引起社会混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财物与“民主”比较起来，更多的中国人还是“热爱”前者。假设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来一次“休克”，中国市民中的很多人大概不太会仍然彬彬有礼地主动排队购买面包，倒会重演“文革”时期的“打砸抢”（当然不排除有道德高尚的人，但那也会和“文革”与所有混乱时期中一样，道德高尚的人会是最倒霉最无能的人）。如果中国再次出现哪怕是一场不大的动乱，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得到发展的社会群体，将会是第一批受害者。

于是，在发展了的新形势中，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公有制”也有多种形式的社会形态里，有一个更大的潜在危险应该引起我们密切的注意，这就是我早在1986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将它称为“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也可以。

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在社会允许“不分阶层、不分出身”展开平等的竞争中，一些“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肯定会在社会地位中上升，成为“新的幸运骑士”，但也会有不少人在“商业价值的评价”中落选，落入他们很不情愿呆的位置上。可是这些人中的某些人虽然不具“商业价值”，却很有可能具有政治价值和政治本领，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在其它领域内显得很笨拙却会在政治领域内大显其身手的人物。这类人物一出台便是在现行社会制度中不得意者的天然代表，惟恐天下不乱，起“分裂叛乱颠覆”作用。当前，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提倡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不能排除此类人物聪明而且现实主义地用我们仍然奉行不渝的意识形态基础作为武器来对付我们的可能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文革”中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政治舞台上一向是最灵的政治战略。今天的阴谋家想扰乱国家社会，企图在政治上脱颖而出，除非他是傻瓜或置身国外，才会打出种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在国内，策略地捡起旧的口号稍加修改，不仅有公开发表的权利，还能获得部分人的同情，能立竿见影地制造出混乱。

我在很多场合表达过我这种担忧，在政协的小组会上谈过，在各种讲文学的研讨会上讲过，甚至还与主管公检法的省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聊过，更写进了我的《无法苏醒》。我说：今天，如果大街上有群众举着要求实行西方的两院制、实行多党制民主、要求“照搬资本主义”、“全盘西化”诸如此类的口号游行，我想，不用警察出面，路人就会跑上去制止，或许还会将他们扭送到派出所。因为人民群众经过多年教育，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但假设有一群人打着要求“坚决继续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反对两极分化”、“要求工人阶级真正当家做主”等等标语，人人胸前佩着毛主席像章在政府门前示威，你们警察敢抓不敢抓？抓了又怎样定罪？这类平均主义的、“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口号，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群众一下子并不能分清是非。你说他们反动吧，群众还可能以为他比你还“革命”哩！你顶多把它定为“左”，但“左”在中国从来不是一种罪名，一个“右”字曾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遭殃，还没听说一个人因“左”而倒霉（林彪、“四人帮”等人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并不是因为“极左”）。我们一贯认为“左倾”是“自己人”的认识问题，所以“左”最具有现实的利用价值与无可非议的合法性外衣。

但是，在变化了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这种所谓的“左”，对在社会大转型期中有不同程度的失落的人们，对社会择优汰劣中淘汰下来的人们，以及丧失了在“计划经济”中坐享利益的人们，最具诱惑力、号召力及煽动性，最易引起不稳定也最有颠覆性。

我们不应忘记历史教训，远的不说，本世纪初宣统年间，辛亥革命前期，反清运动最早在四川发难的时候，“保路同志会”的民众到处散发的就是印有光绪皇帝神位的长条黄纸，一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一边写着“铁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光绪皇帝的“语录”。当时成都每家每户门前都贴着这种黄纸条，供着光绪帝的牌位，焚香点烛。哪个衙役敢干涉？哪个官吏敢制止？而到1911年夏季的某一天，民众突然恭恭敬敬地举着光绪皇帝的遗像，高喊着“先皇万岁”游行到总督府衙门，终于和总督赵尔丰起了冲突，不久就漫延到武昌，发射了反清的第一枪。他们当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先生。打着黄旗反黄旗，大清王朝的覆灭就从此开始。

“依法治国”，那就不止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法律形式界定下来，而且需要采取明确的法律形式反对一切形式的危害安定稳定的“自由化”。

总之，自由是必须有的，自由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当然应该享受的宪法权利，但绝不能“化”！“化”到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程度。我们应该以法律形式而不是单纯靠道德教育，让人们认识到你的自由到什么地方为止，别人的自由从什么地方开始；世界上没有没有限制的自由。同时，世界上所有国家所反对的个人社会行为，都有法律法规条文的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又可能重演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乱揪辫子的令人惶惶不安的局面。人民群众根据过去的痛苦的经验，很害怕宪法允许的“自由”范围没有规定出明确的界线，如果没有“自由”的明确界线，看来是你有无边无际的“自由”，实际上却只有“自由”之名却无“自由”之实。你以为你正在享受宪法赋予你的正当的公民权利，倒很可能陷入某个领导干部说你“自由化”了你就成“自由化”了的尴尬处境，使你没有一点申辩的余地和依据。

只有在严密的法律中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这听起来很矛盾，却是颠扑不破的辩证法。

实际上，我在1986年写的那篇文章里，原稿上“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将极左路线和‘文革’时期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所谓“平反”是指此而言。也许因为这一句话在文章前面已出现过，编辑就把在此嫌重复的话删去了，于是这句拟人化的文学性语言就给人一种“美化”资本主义的感觉。因为删去了后面一句，只有前面那一句话，我的意思似乎就成了：资本主义本来是挺好的，后来受了冤屈，现在要将它“平反”，恢复它“美好”的本来面目。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因为极左路线统治下尤其在“文革”时期，将资本主义渲染成魔鬼似的万恶之源，不仅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曾起过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好像人类社会压根不应该出现那样邪恶的制度，并把一切形式的物物交换（还谈不上是什么商品交易），包括农村老太太养两只鸡也归为资本主义狠批狠斗，这曾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种荒谬绝伦的反马克思主义宣传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官方正式理论，难道到了1986年还不应给予“平反”吗？不纠正这种荒谬的说法，我以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耻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耻辱。所以，当初我的想法仅仅是希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恢复到马克思界定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概念那里，一点也没有赞美或不赞美它的意思，正如我在以色列电视台直播节目中说的那样，对一个社会历史阶段，无所谓说它好或不好。我认为，只有恢复了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才能遵照列宁的指示，真正塌下心来“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

我还得感谢胡绳老1986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的那次替《文艺报》和我解围的谈话还有一个缘由：是胡绳老提醒了我，如果我来讲理论，即使是我自以为曾熟读过的马克思的理论，也肯定会漏洞百出，因为家有家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家的严密的富有逻辑性的思维方式总有差别。不然，说不定我在19781979年写的那些当做敲门砖用的劳什子理论文章也许会被《红旗》杂志看中，使我走上与现在不同的路子去了。今天再把12年前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找出来读，的确有许多令我汗颜之处，中心思想不无可取的地方（这已由12年来的现实发展所证明），可是表述得很不够清楚，不少词句很值得推敲。我想，我最后成了一个专写的所谓“作家”而不能成为别的一种什么“家”，一定与我天生的禀赋中有某方面的长处和某方面的短处有关。经过那次折腾，我有了点自知之明。今天我要完成我的夙愿来谈中国，只能用散文随笔的文体写，不能在论文形式上与理论家的文章并列。可是我仍然希望理论家们能注意到一个作家对社会与国家命运的思考。作家与社会科学理论家之间，应该也存在着“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