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哪一层干部令人忧思？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及全中国人民的不幸，但这场不幸也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幸运的机缘”，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才得以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在“被一群矫揉造作的执政者们弄得举国陆沉”的时刻使中国得到复兴的转机。我想，如果当时中国像西方国家一样举行公众投票选举，也未必有在各个方面比小平同志更为合适的领袖人选了。历史的自然选择往往比公众意愿还准确，我这样说并不是唐突历史，唐突公众意愿，历史有历史的自然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一个需要伟大人物的时代，必然会有伟大人物产生出来。这已有20年的中国现实历史为证。

挑选接班人，一直是中国、东欧与前苏联共产党领袖们晚年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而此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又炳凿地证明共产党领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总是阴错阳差，总是千虑一失，总是含恨而终。对接班人的选择，不管选择者有多么大的权力，最后也拗不过历史自身的选择。毛泽东花了很大心血，反复思量考验，直至不计代价地在中国搞出一场旷古浩劫，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临终时最放心不下的大概仍是这件事。这是专制政体或说是民主制度不够充分发展的政体中，每一位统治者或国家领导人逝世前无法避免的悲剧。但世界上执政的共产党领袖在挑选接班人上几经反复，也给后人提供了足够的历史鉴戒；上一代领袖没有留下好的经验，却传下了教训，可以使后人变历史的偶然性为必然性的认识。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挑选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这又是中国的一次“幸运的机缘”。所以，在中国，虽然在形成第三代领导集体方面也有过曲折和波动，但终究在小平同志生前非常恰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局面，不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令人鼓舞的，也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小平同志所奠定的新时代的基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完全合格完全胜任的领导班子，这也有近10年的历史为证。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以文学的语言“幸运的机缘”一句话来解释，这是在历史中并且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形成的。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建国后的中国人也已到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践已获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世界的知识和对本国国情的知识已达到一定深度，对处于世界潮流中的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改革、不断自我完善的认识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总之，历史已经培育出了一代新人，再加上小平同志长期治国经验和政治斗争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睿智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同时配以废除干部终身制给予制度上的保障，才得以形成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得之不易的，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所以，本章的标题“干部忧思录”其“忧思”所在，并不在于高层领导人上面，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高层面和次高层面，已有足够理由让全体中国人民包括笔者放心。如果说还有一点“忧思”的话，那也仅仅是“第四代领导人”如何产生。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逐步发展健全，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将会有一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产生过程和交接形式，那是未来的事了，不提。

这里我所“忧思”的，主要在中层和基层干部身上。这并非“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或是与高层及次高层领导人没有接触抑或很少接触而缺乏了解，因为近10年来，我国大政方针可说基本上没有失误，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也是进行前人从来没有从事过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情况。在国企改革、物价问题、经济软着陆、金融外贸体制改革、法制建设与维持全社会正常秩序等等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各个方面，高层领导的思路和决策的分寸与进度，都是把握得相当精明有序的，如果再将处理种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算计在内，这已经很能说明当今领导人的素质了。尤其在国际交往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地周旋处理及有胆识、有步骤地与国际社会接轨上，更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继承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风格与气度。当今西方舆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阶层是一群可被称为“老练的、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在国际上属于一流政治家的行列。

然而，问题也就表露在这里。在如今尚未进入法治社会而仍徘徊在法治与人治的边缘的中国，基本上还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算数：“县官不如现管”！在很多方面、在不少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管”的各级各部门干部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容我提醒一下读者，我们不用仔细调查，请粗略翻阅一下传播媒体上所揭露的干部的各种不良表现，与中央领导人在国内国外大政方针上的处理两相对照，你就会发现各级各部门的许多具体领导者与高层领导人在素质上的差距；你甚至会惊奇各级各部门的许多领导者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干部素质”应该是高于一般“国民素质”的，但你不用跑远，仅就你身边去观察都会产生这样的遗憾：并非如此！

在荷兰鹿特丹，一次国际家会议的间歇中，来自各国的家们聚在咖啡座聊天，我只能和几位来听会的中国留学生扎在一起，通过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交谈。不记得我们中国人说到一件什么难办的事，我随口说了句“那咱们就开个现场办公会吧！”留学生们都笑起来。外国人不知我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引得大家如此高兴，好奇地问。留学生就向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明白“现场办公会”的意思，留学生嘀里嘟噜说了好些话，等他们明白了，他们也大笑，好像觉得我真幽默、真有想象力。原来他们感到好笑的是：一件本来可以由下级、中级官员当即直接办理的事，必须要高级官员亲自到“场”，把有关的下级中级官员全召集到“现场”来才得以解决，在他们听来，的确很滑稽。他们以为“现场办公会”一词是我的即兴创作，是我随意发明的，哪里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早已制度化地成为解决问题的办事方法和会议形式。

这种中国特有的“现场办公会”，就很能说明中国一般办事官员的素质。为什么非要等到开“现场办公会”才能立竿见影地办事呢？

（二）犯罪成本论

我从来不将“素质”问题单纯地看做个人道德品质和教养问题，“素质”是在制度、环境、历史中形成的。

譬如，现在干部廉政问题被当成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一般老百姓总以为抓出级别越高的贪官污吏就表明抓廉政抓出了成效，抓出的官越大越过瘾，就“人心大快”。而我却相信级别越高的干部越少违法犯罪的可能，如果人们将目光专注在抓高级干部中的贪官污吏上，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总以为“反腐败”还没反彻底，或是只有抓了不少“大老虎”出来才证明“反腐败”反彻底了。我担心这会不知不觉地成为“反腐败”的一个思想误区：抓几个“大老虎”出来，反腐败也就大功告成。

我对高层官员的信任和做这样的分析，也决不是从高级干部的个人道德品质和教养上去推断，更没有一点维护他们的意思。我的看法是：抛开个人具备一定的思想、道德、品质、教养程度在犯罪动机上起遏制作用的因素不谈，犯罪，是需要付出“犯罪成本”的。我们首先要承认每个正常人都很会算计个人利益的得失，能做到高级官员，更不会是傻瓜。人人都懂得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干部的级别越高，要犯罪，付出的“犯罪成本”也越高，二者成正比地上升。

郑也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表面看来，我们的高级公务员的货币收入与普通公民相差无几，但是若加上专车、专职司机、宽敞的住房、特殊的病房、保健医生、警卫，以及司机、警卫的住房，折合货币收入，实际上，我国高级公务员的收入恐怕可同发达社会的高级官僚比肩。”郑也夫先生还没有将秘书、家庭佣工等等高级公务员的卫星系统说全，如再加上出国机会与货币含金量的差异，那就更为可观。历史上一直有“高薪养廉”的说法，我们的高干已经达到了“高薪”，这就具备了“廉”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说有了基本条件就人人皆“廉”，但毕竟是一个保证。这是其一。

其二，个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和随之而产生的权威感、成就感及受人重视尊敬的感觉，即构成人生价值取向的那一部分，是一种很重要的个人无形利益，很多人追求这种人生价值的体现比对物质享受更加重视。要犯罪，这些无形利益立即转化为“犯罪成本”中非常巨大的资本投入，头脑正常的高级干部在非法货币物质收入面前，是绝对要掂量利弊得失和风险程度的，只有个别思想意识极为恶劣或心理变态的高级干部才会利令智昏，丧心病狂。

其三，以上所说的一、二，即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对每一个拥有者都会是一种实际的心理制约，所拥有量越大，则心理制约越强。就拿我们这些常会放荡形骸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也有这种感觉，稍稍有点名气马上不自由起来。所以中国民间有“无官一身轻”、“为人别当官，当官不自在”等等谚语。

而中、基层干部官员尤其数量最大的基层干部却较少这种约束力，在公务员工资偏低、尤其是基层干部工资偏低的情况下，要违法犯罪，付出的“犯罪成本”也相对较低。如果一次违法犯罪用“投入产出比”来计算是合算的，风险程度不大的，就足以诱惑人去冒一次险。一次冒险成功，就难免不让人继续冒险，而中、基层干部由于所掌握的权力有限，每次的“交易额度”不会太大，屡次冒险皆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较高。

“权钱交易”现象开始发生时，也会遭到公民们包括买方当事人的不齿、不满和谴责，但“交易额度”较小，在“权钱交易”中，用各种形式、方式、花样、渠道付费的买方也有很大收获（不然便不会发生交易），更重要的是买方的收获通常会大大高于付出的费用，因为官员手中的权不用官员本人花多少力气，既不用“十年寒窗苦”下功夫读书，又不用像西方国家那样要花本钱四处“竞选”，所以，“权”永远是“贱卖”的。这样，付费的买方也认为很“值”，极少有买方抱怨其交易所得而跑到检察机关揭发的事，于是不良性就会逐渐逐渐地在人们心目中变为正常性，最后被社会普遍承认。一般人会根本忽略这种现象是“腐败”、是“违法”、是“犯罪”，交易双方都心安理得。常此以往，漫延开去，便自然而然逐渐衍化为社会风气。

（三）中国最难治的腐败现象

1996年《参考消息》上发表过世界银行一项对亚洲各国及地区政府腐败和官员效率的调查报告，中国在第七位，夺冠的好像是印度尼西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泰国、菲律宾都排在我国前面。但这并不值得我们自豪，世界银行只调查了二十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第七位已经可说是“名列前茅”了，而且我也很怀疑这种调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问题是，从社会宏观上俯视，在以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在某方面还可作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这种不良社会现象不止是经济腾飞的伴生物，在某些经济行为中还是一种催化物，像细菌一样，使用得当还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在我国，由于社会制度与它国有别，所有制以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为主，所以很多“权钱交易”的双方侵吞的都是国家财产，损害的都是国家和纳税人的利益，贪污受贿除了败坏作用再起不到任何一点点促进作用。

我认为，我们现在对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着重点仅放在部分干部官员中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之类的行为上是不全面的。“腐败”，其实有其更为广泛的涵义。

请读者仔细想想：是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即贪污受贿对整个社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与破坏大，还是干部官员普遍办事效率低、不负责任、有法不依、执法不力、尸位素餐、说谎吹牛、因循守旧、阳奉阴违、决策失当、乱“交学费”等等行为对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阻力和破坏大？像后者这般干部官员，从他们个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多半并没有得到非法收入，然而对社会的破坏性和经济发展的阻力却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廉洁”却不负责任的低素质官员，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无形及有形的损失，恐怕数百倍数千倍地超过所有贪官污吏收受贿赂的全部金额，仅仅一项不负责任、不懂科学的决策，就可能使国家上亿元人民币付诸东流。可是你下定决心追查到底，上亿元人民币未必有一分钱流入这类“傻学生”、“肉头干部”的口袋。恐怕他不仅不会受处分，还会受表扬哩。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腾飞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高官的贪污现象可说层出不穷。韩国接连两个总统因贪污罪被判重刑，而恰恰是这两个总统当政期间韩国摇身一变跻身于亚洲“四小龙”。尽管个别高官甚至总统贪赃枉法，大多数韩国官员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和勤勤恳恳的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是凡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有目共睹，无不留下深刻印象的。

这应该引起我们思考，“反腐败”就是抓“老虎”吗？为了对“腐败”一词有较深的理解，我查了一下《辞海》，“腐败”条目这样解释：“腐烂。《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也泛指败坏、堕落。”这就对了！“腐败”是“泛指败坏、堕落”的，贪污受贿几个钱，仅仅是腐败的表现之一。

在中国，腐败现象具有“中国国情”的特殊发生地，那就像“太仓之粟”似的，埋在最下层的先开始“腐烂”，从广大基层向上滋长。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却是“农村包围城市”式的从基层不断向上、向周围、向中层、向高层、向部门机关、向最正统的文化教育科研单位侵蚀；“农村包围城市”是个借喻，不专指是先从农村发生的，而是说先从边缘到中心、从素质较差的向素质应该较好的机关部门漫延。

自上而下的腐败有法可治，也较易制止，抓几个“大老虎”出来下面就不得不有所收敛，仅仅敲山镇“虎”也会稍见成效，就像韩国那样。而自下而上的侵蚀才最可怕，因为它随处可见、随时可见、随事可见。它是一种基础性的腐蚀，并有不可遏制的腐蚀强度的爬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