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就因为占人口10%的识字人中，只需要那么“一小撮”人真正占领了精神领导地位，就能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起决定作用。所谓“代表”，从来不会是群体中的多数，一个人就能代表一万人、一百万人、一千万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国家社会的某个方面。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能编成故事，就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断代史其实就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活动，主人翁并不多。帝王将相、大忠大奸、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著名的“游侠货殖”等人的个人传记就可构成历史，他们既是个人又是历史的载体。这点司马迁看得很透，一部伟大的《史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文革”时期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要把劳动人民推上历史舞台，喊喊这种漂亮口号可以，要真正这样做，是编不出只有群体而没有一个具体人名的历史书的。说到底，任何时代的任何历史事件中，都是少数人起决定性作用。

这少数人就是“贵族”和“精神贵族”！

（四）学者与政府官员的统一

能以产生“精神贵族”必须有能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大环境、文化大氛围。

古代中国政府虽然不担负或极少负担教育培养人才的责任，致使教育不普及，但在选拔民间人才上却异常重视，统治管理国家地方事务的官员基本来自民间。朝廷放了一枚金果子在那儿，却不铺设到达金果子的道路，让人民群众自己拼命开辟道路去争取。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教化培养人才和激励人才竞争的机制。除了开国或动乱时一批“马上得天下”者之外，想进入上层统治阶层全得靠一肚子书、一根笔杆子。不是在昏君主政豺狼当道的乱世，你休想有其它出路到达社会的制高点。也就是说，正常的渠道是，你先得有“精神”内涵，才能有晋身社会高层成为“贵族”的机会。

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中，对人才的重视、尊重、选拔、观察考核等方面的论述，占了很大一部分，是一门有系统的专门学问。《礼记·中庸》有道“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九经”列第二项的即为“尊贤”。中国是一个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最长的国家，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国君帝王就在统治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周公吐哺”一直是后代所谓的“明君圣主”求贤若渴的榜样。刘邦出身是个大老粗，早先把儒生当奴才呼来呵去，但经过政治斗争、也即“革命实践”，到晚年他终于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作用。原本准备废立太子，就因看到在太子周围有“商山四皓”而打消念头，还凄怆地唱道“羽翼已就横绝四海”，表明他懂得了著名知识分子是统治者有力的“羽翼”。

中国从公元6世纪的隋朝就开始设科取士，将吸纳优秀的知识分子进入管理国家的统治阶层规范化、制度化起来。唐代更加以改进，扩大了规模。唐太宗在高高的门楼上看到一个个士子鱼贯而入，毕恭毕敬地赶来“投考”，高兴得笑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虽然“彀”作“圈套”解，但帝王仍是把士人当做“英雄”看待的。这种科举制度直到20世纪初才废除，其作用在第一章中已谈过，不再赘述。

于是，学者与政府官员的统一，就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最大特点。

随便点出一位历史名流，无不既是学者又曾任官职。儒家的教义是一种入世的“经世济国”的学术理论，“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一句话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终极目标的最中肯的表达；儒家教导人“格物致知”，不管从汉代到宋代到清代的学者如何诠释这四个字，它总是与“正心诚意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匹配在一起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治国平天下”。这也是古代中国士人体现自己的人生终极价值之所在。儒家教导出来的读书人无一例外地抱着“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怀，或者唱这种高调。中国儒家学说实际上是伦理学，甚至可作为管理学的基础，所以今天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儒学是一门哲学，而现代“新儒家主义”既为它辩护，肯定它是一门哲学，又认为它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种学术性争论一方面出于东西方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不同，可是也反证了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确具有政治的实用性。

我没有学力也不想介入学术性的辩论。我只想说：一个儒家学说，一个科举制度，两者相辅相成，构筑了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国文化的大氛围。一直到19世纪中叶清代政府为了充实国库而设“捐班”为止，不论改什么朝换什么代，这种文化大环境、大氛围，近2000年间基本没有改变。

在这种文化大环境、大氛围中，一般来说，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尽管不识字，没有文化、缺乏知识，有许多鸡鸣狗盗之流还粗俗不堪，即今天我们说的国民素质很差，但普遍地自觉不自觉地怀着尊崇文化、尊崇知识、敬畏读书人的心理。

因为儒家学说被推崇到“国教”的地位，读书人也就取得了教义的阐释权，所以中国古代士人，包括落魄文人，也常被周围的老百姓另眼相看。王蒙著文调侃我，说我的《绿化树》是套用过去的“公子落难，小姐后花园赠银私订终身，后来公子果然金殿唱名”的老故事。我说，那正因为过去不仅有此事而且不少，有如现在许多小姐想嫁给洋人和大款一样，才会成为评书戏剧情节里的一个套路。女人，即使毫无知识的妇女的心思，也是很精明的，她寻找的依托终生的对象，“门当户对父母之命”仅是外部制约，爱情属于一种感情撞击，要“谈对象”的现实社会条件，在妇女们内心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重点选择标准，完全可以做为一个时代主导价值取向的指南针：古代的价值取向是学问而非金钱门第，因为那时不怕男方出身低微，只要有学问就可能有出头之日；从清末民国到“文革”的价值取向是权势地位（中间还有一段以革命为价值取向的时期），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中，便非常直白简单，直瞄准终极目标——金钱了。

闲言少述。总之，学者与官员的结合，构成学问与行政管理的结合。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有些言之过分，但整个儒家学说奠定的中国文化基础，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大环境、大氛围：既将学问学术的最高层面定在“治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国”上，又使国家的行政管理提升到学说化、学术化的高水平。

因此，中国的治术与权术，数世界一流水平。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政治学术和政治权术遗产，给后代人提供了这么丰富的治人治国经验。宋代的一部《资治通鉴》传到毛泽东时代还是重要的政治参考书。历史上朝代更迭像走马灯似的“我方唱罢你登场”，罪过在于君主制本身而不在官员的愚蠢。倒是朝代更迭的乱世“方显英雄本色”，“板荡识忠臣”一向是中国政治史的箴言。

那么，古代中国既然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治国治民的学问和经验，为什么还战乱不断呢？其实就因为中国古代直至现代知识分子，包括我称之为“精神贵族”的人或群体，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依附性。

“文革”时期把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成体系的思想，形容成四处兜售他的货色，得不到各国君主的赏识，碰了一鼻子灰，就惶惶如丧家之犬，将他老人家失魂落魄的模样描绘得丑态可掬，固然出于“革命派”对孔老二的“阶级仇恨”，但他老人家的确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精神贵族”的这一特质。从他老人家开始直到现代，知识分子只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份儿，极少有独立自主发挥个人才干实现自己真知灼见的机会。并且，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揭竿而起当上帝王的，真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有几个勇敢的落魄文人如黄巢洪秀全之流振臂一呼造起反来，最终仍以失败收场。知识分子天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同志真是把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骨头里去了。然而，这也反证了真正拥有治人术、治国术和其它种种学术的“精神贵族”，以及“精神贵族”所崇奉的儒家学说并没有在政权的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还没有像希腊一样有过“贵族共和制”的政体，因而中国的“精神贵族”也不能为朝代的更迭承担责任。

亡国乃君之罪，非“精神贵族”之罪也！

（五）人才选拔机制与“国教”

应该说明的是，我这里仅仅谈中国古代的文化大环境、大氛围，谈国家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管理者的构成，着重于谈形式而非评价它们的内容。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知识分子中有“精神贵族”也有小人。余秋雨先生有一篇散文题曰《历史的暗角》，专写中国历代的小人现象，我很赞赏，并写过评介文章，我认为“小人”一词现在很少引人注目，好像是因为“小人”在当前已经普泛化了，所以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值得一读。我们当然不能一提文化就是高尚的，认为有文化总比没文化好；一提知识分子就高人一等。知识分子中有“精神贵族”，衣冠沐猴者也大有人在，汉奸卖国贼亦出其间；至今我们还在吟诵的诗词作者中，不少人在世时的品德也应打负分，被我们今天作为临摹范本的古代书画作品的作者，有的品质就大可怀疑。就是经科举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也有《儒林外史》中范进这样的读书人，屡试不中的秀才里，竟然有蒲松龄这样的大文豪。我这里丝毫没有不分精华糟粕、不分君子小人，盲目地拜服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知识分子面前的意思。

然而，就整体上、形式上来看国家管理者的构成和人才选拔机制，中国古代传统的方法的确有其可取之处。那对构成一个特定的文化大环境、大氛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将一种适合社会经济基础的思想理论定为国家的思想基础，使全国人民群众有一个精神的重心。

如果仔细深究，你会发现，确实只有儒家学说最符合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封建制度，法家有嫌于苛刻而少教化，墨家偏于仁爱而失缜严，名家纯粹是耍嘴皮子，老庄的学说不适用一般老百姓而适用于统治者，所以历代“明君”都外尊儒术内用黄老，采取一种融会贯通的手法来治理国家。帝王自己可以“黄老”一下，老百姓可不行，一定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