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全国政协委员真好呀！”

本章的开始，我不能免俗，还是得从“红地毯”说起。

1983年夏，我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6届全国委员会1000多名委员一起步入人大会堂，这一年是第6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大会。第5届换届后吸纳的新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文艺界最年轻的作家有4人，就是何士光、冯骥才、叶文玲和我。再用一句俗透了的成语形容，那时我们都还“风华正茂”。除士光外，我们三人都很兴奋。士光一向性情淡泊，行云野鹤般地超然物外，我们都笑称他为“山人”。他的深沉和高雅绝不是故作的而是自然的禀赋，这大约就是他比我们一般作家能达到一个较高境界的原因吧。骥才当时已经很有名了，在我还在为“改正”奔忙时他就出版了长篇，比我早一年获得全国优秀奖，他与士光相反，风趣而机智。士光虽然直率坦诚，却落落难合，常会给陌生人一种格格不入的印象，骥才很快就能和任何人沟通，谈笑风生；他知识面广且善于表达。除我之外，士光很少找人聊天，别人也很少来烦士光，而骥才身边却总簇拥着喜欢他的人，他并不有意去讨好人而是自身具有一种吸引力，这大约也是他后来能成为民主党派的一位领导人的缘故。文玲其实是个很天真的人，她虽然也经过一段磨难，为了爱好文学创作下过苦功，起早贪黑，身边还有三个比肩而立的孩子，大的15岁，小的才5岁，时时需母亲照拂，我是用一块砧板开始写作的，她是趴在一架缝纫机上开始写的，但她成功以后，好像仍童心未泯，和她的孩子一样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总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刚刚步入人大会堂，走上“红地毯”时，她仰望高高的闪烁着无数星形灯的屋顶，再环顾四周白发苍苍的全国政协委员们，由衷地叹道：“真是群星灿烂呀！”那神情就跟第一次吃到冰棒的孩子说“真好吃呀”似的。尽管后来我们都成了“老委员”，年年春季到北京开会习以为常，和“灿烂”的“群星”一起待久了也不觉“星”的“灿烂”，而且很多我们原来仰慕已久的大师却也平易近人，与我们结成了忘年交，于是常用她这句感叹开她玩笑，但她那句感叹的确可以代表我们当年的心情。

一晃过去了15年，如今我们都连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了。“了”在语法中表示的是过去式，上句话中就接连用了三个“了”，真是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亲眼看见有的“星”陨落了，有的“星”飘逝到外太空，有的“星”“灿烂”过一阵子，最后总要让位于更为“灿烂”的新“星”。我们自己也已两鬓斑白，生命就在种种形式和仪式中一点点消磨了；“真好吃呀”的冰棒常常吃也不觉其新鲜美味。但不管怎样，我在全国政协会上所结识的朋友将令我终生难忘，那是我生命中一段“灿烂”的痕迹，应是我在“参政议政”之外的最大收获。尤其我这个处于边远地区的人，每年春季到北京开政协会，都抱着又能见到老朋友的急切向往。如果不是因事出国，我是每年都出席大会的。我也曾对王蒙像小孩子似的说过：“当全国政协委员真好呀！”在第8届全国政协文艺界的最后一次小组会上，因为政协委员有年龄限制和其它条件，我们自己和有的朋友可能下届政协会就不能入选，明年不再来开会了，王蒙在告别词中将我这句天真的话说了出来，朋友们虽然都笑了，但笑声中也黯然地含有对我这话的同感，大家都对在政协会上的相聚机会为之留连。

（二）问题的提出

现在再回到1983年。那年距我在南梁农场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趴在破饲料筒上写所谓的仅仅3年多一点，刚撂下铁锹把不久，手掌中的老茧还没完全蜕掉，所以也许我特别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虽然“说了也白说”的戏言流布很广，也的确有很多话是“白说”，但给人以说话的机会，给人以“议”的场所就是中国的一个巨变。虽然“政协”这种议政形式甚至比“人大”还在前，早在1949年就开始存在，然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吸纳了许多1949年后受过一波一波政治磨难的人士进来，就有了“新鲜血液”，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何况世界各国所有类似的议会组织中，也不见得每份提案都能通过，付诸实施实行，世界所有的类似议会组织中许许多多议员代表们说的话，到最后常常也是“白说”，“白说”的话比不白说的话不知多多少倍，但是“白说也要说”，因为民主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事物的内容都会自发地寻求和生成适应自己的形式，反过来说，形式也会自然地培育和滋长出它必需有的内容。

在中国，形式则更为重要。1983年3月，我们四个较年轻的作家刚刚从各自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步入壮丽的人大会堂“参政议政”，士光看到政协委员自宾馆向人大会堂出发的途中警卫森严，路人全在两旁注目而视，而每辆大轿车上都有许多空座位，很可以将政协委员们并在一起坐，省下一些车辆来，于是叹惜道：这很不必要嘛。我却对他说，这很必要！这就是一种国家行动，所有的形式和仪式都是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各自回家后还得自己到大街上买菜买米，与普通人一样混迹于市井当中，谁也不会来害我们，毋须对我们“重点保护”。在会议期间享受警卫保护，我觉得并非保护我们一个个自然人的人身安全，而是提高“参政议政”的严肃感与重要性，树立起一种国家形象，民主就会从这里开始。别的钱能省，这种钱省不得。中国的民主制度恐怕要先花点钱在形式上确立以后，才能逐渐滋生出切实的内容。

中国从19世纪开始向西方学习以“变法图强”，也是从引进形式入手的，上自国家政治制度、政党组织，下至公司工厂、学校课程等等，无不是舶来品。因而这种在政协会上的“白说”或称为“议政”，只要不再耍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引蛇出洞”的“阳谋”，必定会对中国政治有深远的和良好的促进影响。

大会中的一天，中央统战部请了各界一部分新的政协委员到部里做客，先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由当时的统战部领导人主持。那天邀请的人不多，只有30人左右，当然也有士光、骥才和文玲。一些人说了个人所感所见的话后，我忍不住说了下面这样的话：

“我认为在历史的新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造中国共产党。我这样说也许很犯忌：共产党怎么能‘改造’！？但我们共产党人有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气魄，怎么不敢提改造自己？我这里所说的‘改造共产党’，首先是指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一个党员人数占90%以上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文盲的党，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无疑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使非常多的中国人受益，只有受益的人才最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才最忠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共产党。而在这些人中，知识分子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仅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不再为政治运动所苦恼，人身安全有了保障，而且受到了社会应有的尊重，因为建设现代化绝对离不开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逐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结构，使中国大多数优秀人物都进入到党内来。试想，执政党里集中的都是优秀人物，多数党员都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多数党员都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这对中国的改革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了这些话有什么效果，是不是“白说”，散会后就吃饭。那时流传一句话，“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跟着统战部天天宴会赴”，那顿宴会的确是我离开农场后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也是我一生来第一次吃到的最好的饭。席间，回忆起1960年我从西湖农场劳改队逃跑到兰州火车站讨饭的情景，不禁闪出一个念头：

“当全国政协委员真好呀！”

回到宁夏几个月后，一天我到宁夏宣传部开个什么会，宣传部文艺处当时的处长刘德一同志（现已调四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说胡耀邦同志在这份文件上批了一句话，有关我那次在统战部小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我们是在会议中间溜出来的，不能久留，我匆匆瞥了一眼，只看见耀邦同志在文件上方批示“这位作家的话值得注意……”下面的文字还没看清楚，他又神秘兮兮地收进了抽屉，据他说是关于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的。

我这里绝没有一点丑表功的作态，我的话也绝不会有那么大的份量。因为中共早期的党员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此后也重视过知识分子，可是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毕竟扭曲了20多年之久，在拨乱反正后的新时期，重新重视知识分子，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不需任何人建议和提醒，已是势所必然，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逐渐开始了。但成批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确是在1983年、1984年形成过一个“热潮”，我的发言记录恰恰偶然被领导人见到，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

转年，1984年7月1日，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那批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许多知名人士，新华社也发了消息。

（三）入党是当今有志之士的明智选择

我不仅在小会上这样说，而且在西安交大、上海复旦和北京的中央广播学院及各种让我去讲文学的场合都曾这样说：凡有志于改造中国，有志于报效人民，有志于改变中国面貌的知识分子都应争取入党；各级党组织不要总说某某人入党是某某人的光荣，还应觉得有贡献有名望有专门知识的某某人入了党是党的发展壮大和光荣。因为中国的国情就决定了，只有在党内才能发挥更大、更好，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有的听众反映，我在台上不止是大声疾呼，简直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

若干年后，在台湾，我与一位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诗人又一次见了面。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一个幽静宜人的初夏夜晚，我们俩一起品咖啡，他对我如此对这个党还有感情大为不解，似乎从我的经历来看我不应这样，而应和索尔仁尼琴一样采取一种对立的姿态才对。我说：“我非常尊重你，更喜欢你的诗，你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俩在美国欧洲多次见面，我这个共产党员都没有向你做过‘统战’工作，绝没有一本正经地动员过你回去‘报效祖国’。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你认为只有在体制外才能促使中国进步，我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体制内逐步地促使中国进步，何况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进步契机和条件，而且确实也大跨度地进步着。我见过太多的痛苦，中国人再经不起折腾了。万一中国有个三长两短，当官的和有钱的都会跑到外国，留下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我想，对政见不同的人还能各自相互尊重，这大概就是民主的第一步吧。”

我说的时候很动情。坐在宝岛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回首往事，真恍如隔世，却又并非雾里看花。在前20多年里，我在底层观察体会得太多了。从无可挽回的人口问题到还可改革的经济体制各个方面，我们都错得不能再错；世界上再找不出哪个大国像我们这样，在国际国内条件都极为良好的环境中自己摧残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致使除了造出导弹卫星核武器，我们再没有哪一点可以在世界上引以为豪，在周边的小国和地区都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几乎连数字化生存也难以维持，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

坐在客厅里谈论这个“崩溃边缘”是一回事，我亲身体验到的“崩溃边缘”又是另一回事。我亲身体验到的“边缘”如刀似的锋利，每一寸都使我有切肤之痛。“崩溃边缘”使我身贫如洗，使我在寒冬冻得索索发抖，夜夜尝“布衾多年冷似铁”的滋味，使我时时饿得前胸贴后背，常常“饥寒起盗心”，使我鹑衣百结，出来进去就一身破衣，使我39岁仍然“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我并不像《灵与肉》，即电影《牧马人》中主人翁许灵均有个四川来的李秀芝。倒曾有一个李秀芝似的四川姑娘，就因我付不出100元人民币替她付来宁夏的路费，后来她只得嫁给一个比我大十几岁、比她大二十几岁的老农工，这个农工不是“劳改劳教释放犯”，所以有点积蓄）……但从国家整体来说，推倒重来绝不是办法，那只会再一次引起天下大乱。重病用猛药，很可能弄得虚火上升血不归经，最终一命呜呼。只有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不争论”的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一步步、一点点地用改革来“温补”，方可治好患过一场大病的国家，所幸的是近20年中我们已见了成效。

我一直想用这个主题写一篇，可是又恐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最近，读到严永兴先生的一篇介绍俄罗斯文学的文章，提到俄罗斯一篇获奖的短篇《诞生》，作者瓦尔拉莫夫，只有32岁，严文那一段不长，索性照抄如下：

“这位年轻的莫斯科大学教师，用写实手法描写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的诞生。产后，婴儿又怪病缠身、历尽磨难。原本感情不和的夫妇精心照料孩子，重归于好。故事朴实动人，但含义深刻丰富。我想，俄罗斯人读后恐怕会陡然一惊，体味出作者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情感，体味到作品深藏的象征意义和寓意。”

能体味这篇作品，“陡然一惊”的何止是俄罗斯人，还应包括中国人在内。很多受过一波一波政治磨难而可能与当局“感情不和”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他们受过牵连和耽误的后代，何尝不是出于“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情感”，为了精心照料“中国”这个婴儿又与当局“重归于好”？但愿丈夫不要再次伤害妻子的感情。而为了保证真正能一直和好下去，就应该有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进到“当局”。

（四）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有严重缺陷

我读到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拍案叫绝的同时，总会想我为什么就写不出来，非常懊恼这样好的东西被别的作家“抢先”写了。我并没有读《诞生》的原文，而我就想它应该是我来写的。为什么“这位年轻的莫斯科大学教师”能写出来我却写不出来？难道仅仅是怕犯“主题先行”的毛病？

这时，我不禁想到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一次酒会上，一位荷兰汉学家说的一番话。那晚，他用很流利的汉语跟我说：我想不通的是，你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本世纪60年代，全世界的文明和经济都在发展的时刻，你们为什么竟然在五年里没有大学教育，大学怎么可能有五年的时间不开课？那是很危险的事！他完全没有一点嘲笑的意味。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佬的的确确是坐在他远离中国万里之遥的美丽的莱顿，在一片平和的水光桨影中认真地想过，而想来想去却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