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主休的不明确甚至“缺位”，还常会使“制衡与监督”机制变成“合谋”机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文章尚未说透的。“拨改贷”后，原来由政府主管部门担负的经济监督作用，很大部分转到银行方面。但在银行还没有完全商业化的时候，国家银行仍与国有企业一样，国有资产主体不明确的状况并未改变。银行从业人员不从银行本身利益出发进行监督，而从个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出发发放不当贷款（明知会成为呆帐甚至死账的贷款）的可能性极大。在我国，向银行借款有“借款成本”一说，而且“借款成本”还非常高，这已是每个借款人人皆共知的事实。借一百万，实际只有九十万能真正用于借款目的，这已经很幸运了，其它部分“流失”到哪里去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说。我有一个朋友，一家企业拖欠他几万元人民币，当他得知那家企业要出卖其主要财产的时候，他跑去阻止这笔交易，指出企业那笔资产中应该算有他一部分投资，如果企业售出资产而又不还欠他的款，他便要告到法院阻止这笔交易。买方是银行，他们比长期拖欠借款赖着不还的卖方还爽快地答应：由他们负责扣除该还他的款项加利息交给他手上，他当然很高兴，乐颠颠地回来了。而那东西已使用了几年，机件出了故障，质量明显不合格，却仍以接近原价的价格售出。买方比卖方还急于达成这笔明明是蚀本的购买，令人不解。过了若干时日，原来欠他钱的卖方才悄悄告诉他其中奥妙，原来售款中有很大一部分又返回到银行即买方的经手人个人手中去了。

说到这里，顺便再表露一下我的另一个“忧思”。我曾请教过金融学家，可是金融学家还是说服不了我。这就是我国的银行总将吸纳了多少多少亿存款作为成绩广而告之，用以争取更多的存户。那多少多少亿在我听来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看见顶天立地的大幅广告便有点替银行担心：银行拥有这么多存户的存款不就等于银行有这么多债务吗？欠了别人这么大一笔钱有什么可炫耀的呢？我总弄不懂！应该是银行究竟有多少可生利和兑现的资产才能算银行的财富是不是？而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银行的债务人，这大多数里又有大多数还不起银行贷款的“杨白劳”，“要命有一条，要钱是没有的”。据我猜测，银行要真正成为独立的商业金融机构，不少银行有面临破产的危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文章说得对，“现代企业设立的基本前提是：它的所有者必须有一定数额的资本金（注册资本），这是其承担义务和取得权利的依据。没有资本金的法人‘是市场经济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因为它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拿债权人的财产冒险。”而我们现在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不少私人企业也在用银行的财产冒险。银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同时在市场上造出了许许多多“最不安定的因素”。

归“全民所有”的财产理论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而实际上人人都“没有”；“全民”都是国家财产的主人而每个人又都不是它们的主人。国家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致命的是主管官员却是不投入自己一分钱的“股东”和“董事”。不是由某人占有多少股票决定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而是由某人在政府中的主管地位来决定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形成权力资本。政府各级主管部门有多大权力就等于拥有多大的资本使用权，可是他们又不会因管理使用不当令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丧失后，连带他们的个人财产也受到损失。有时情况还会相反，使用者个人反而会因“全民所有”的财产丧失得利。说到底，我国的某些主管企业的官员比西方国家的资本家花自己的钱还方便，更不会心疼。这除非使用者是傻子才不会去乱花不属于自己的钱，怪不得我们的宣传舆论时不时地要提倡“傻子精神”、“甘当革命的傻子！”

我国其它各项经济改革都较易推行，如农村的承包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利改税及税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拨改贷及金融财政改革等等，但最重要属于体制改革的政企之间，却最不易“分”。政府各级主管企业的部门对下属企业恋恋不舍，下属企业也对上级情有独钟，不愿脱离政府的庇荫“下海”到市场上闯荡。这在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尤其明显，哪个亏损企业愿意放弃主管部门的奶头子去嚼窝窝头？弄不好，连窝窝头也嚼不上。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部官员们，也像电影《停战以后》的伪县长说的，“有个地盘好吃饭呀！”与他们的下属企业也有利益上的分割，上下谁也离不开谁。“抓大放小”喊了几年了，“小”总放不下去，因为中央看着是“小”的，到了省区就看成是“大”的了，省区看着是“小”的，到了市县又看成“大”的了。总之，一级级地难放难离。感情不好的夫妻有时因财产纠缠不清还能勉强凑合过日子，何况上下情投意合的主管与被主管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怎能割舍得开？真是“离不开也哥哥！”

在我国目前的“全民所有制”体制***现贪污腐化绝对有损无益还因为：在其它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官员贪污腐化得来的不义之财大部分立即转化为生产、服务、金融、贸易等等经营性的投资（黑社会获得的“黑钱”也力争转化为社会投资以使合法化），这在宏观上还会对社会起到建设性作用。而在我国，所有的不义之财全部供个人挥霍，他也只能挥霍或“窖藏”（连存入银行都不敢。我国的现钞发行量中有一部分退出流通领域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借妻子亲戚的名义进入资本经营市场。

所以，别看中国还是个穷国，可是室内装潢、名贵家具、高档电器、名牌衣着首饰、“贵族化”用具等等商品的消费量极大，同时，大中小城市的高级娱乐享受场所的设施已可与北美西欧媲美。一位以访问学者身份在我国呆了半年的荷兰汉学家很认真地跟我说：在西欧，xo是有钱人喝的，每次在杯子里就倒那么一点拿在手中晃来晃去，半天才呷上一口，在中国，把xo当啤酒喝的大有人在。这个外国“傻子”竟得出中国人比荷兰人富有的结论，说回国后要写文章对中国作“真实介绍”，纠正西方人的偏见云云，说得我哭笑不得。

对不便于送礼送钱的人和事，“吃顿便饭”总是中国传统的“人之常情”，于是每年的公款吃喝以百亿元人民币计。有所谓“不吃不喝，经济滑坡”的谚语，多少反映了大吃大喝的变相贿赂经济性质。我们现在自豪地发掘出来的中国固有的“食文化”，不是从人们家庭生活中升华而是从公款吃喝的高档酒席上提炼出来的。中国的“食文化”、“酒文化”和西洋的“玩文化”、人身与商品的“包装文化”，造成了豪华糜烂浪费的社会风气，从客观环境上导引了干部官员甚至普通群众的人生价值取向。

当然，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并非完全是贪污腐化的官员造成的，还可说贪污腐化的官员正是被这种社会风气所害。这方面，“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暴发户心理（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后面再谈）要负主要责任。它又成了一种内外互动作用，相互推波助澜，越演越烈。

市场经济本来是最能培养人的节省检朴的习惯与精神的，资本家是最“抠门”的人；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官员，每举办一件事先考虑的是经济上合算不合算，尽可能把事也办了钱也赚了，像争办“奥运会”如此之类的事，在西方官员看来首先是赚钱，提高知名度还在其次，或说提高知名度与赚钱是合二而一的。可是在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意识还未普及，政府缺少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干部官员有可能成为最“大方”的人，花起钱来一点不心疼。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干部官员们开始追求“效益”、追求“政绩”、追求“给老百姓办实事”了。这是好的一面。但很多干部官员仍习惯于算“政治账”，算个人的“成果帐”，不习惯算“经济账”，某些“效益”“政绩”“实事”极少重视精打细算建设中最重要的东西——成本！

当我看到上一些不必要的项目、重复建筑楼堂馆所以及城市不停地反复翻修马路，就感心痛。不计成本地追求“效益”与“办实事”，不仅造成浪费，有时还会因注重短期效益而阻塞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同时给品质不好的干部官员有机可乘。市民中盛传一句话，“要想富常修路”，注意是“常”而不是“多”，城市里的一条马路翻来覆去地开挖再填平，令人想到最好在马路上缝条拉链。这种重复多次修缮，在国外极为罕见。为什么？因为谁对国家资金都可不负主要责任，在很多建设的过程中，国家资金就乘机流入个人腰包，也只有在各项建设中才最有机会、有借口、才可冠冕堂皇地流入。反复修缮一条路就可使主管这条路的官员反复受益。

（七）优秀人才从官场上流失

近30年历史中不停顿的政治运动逐步使干部素质下降，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人文精神，败坏了社会文化大氛围。对这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不彻底做历史性制度性的清理，不清除过去的文化氛围，就很难建立健康文明的，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文化大氛围。

今日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文化大环境、大氛围区分为精华和糟粕，将古代知识分子区分为“精神贵族”和小人，但不能否认古代那一整套科举制度在形成社会文化氛围中起的重要作用。社会在一个特定时期必然有它特定的大文化，使全体国民生活在一种既定的文化氛围之中，维系社会在这个特定时期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偏离了它，社会就会有出轨的危险，或是转变与发展成另一种类型的社会。

正因古代中国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有它的长处，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特别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发展成“五权分立”。其中“考试”独立于立法、司法、监察、行政之外，自成一“权”。国家官员的遴选和铨叙不由行政部门掌握，行政部门推荐的人还必须经过“考试院”考试。诚然，他老人家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即使完全实现了，经正式考试合格的官员也未必个个优秀，保证不出一个坏蛋汉奸卖国贼，但这对营造社会文化大氛围来说，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提倡什么，注重什么样的文化精神，通过官员的“考试”体现出来，并普及于全社会。

能够完全按君主或者人民的意愿，“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管理国家事务，始终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一位政治领袖的理想。在资讯传播技术发达的时代，用人民普选的方式可以做到这点；在资讯传播技术落后的时代，只有用科举或考试的办法。

我们今天，资讯传播技术说不发达呢：资讯传播媒体几乎家家具备，70%的中国人能读报；说发达呢：选举人与被选人中间却没有或很少沟通，选举人对被选人个人的能力、政见、知识、独特才能，甚至政绩都毫无所知或所知甚少。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当务之急须改革的部分，大概就在怎样“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出来管理国家地方事务上了。

在人事制度的逐步改革中，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干部考核制度，并且把“知识化”列为提拔和考核干部的重点之一，还经常发下试卷对各级干部进行各方面知识理论的测试。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不再像“文革”时期那样听谁喊的口号响谁就最“革命”。但现在这种考核仍由行政部门自己来做，自己选举自己，自己考核自己。我说我的“忧思”在干部的素质，首先就在于一个人怎样当了干部，以及对这位干部怎样获得提拔的选举铨叙的机制上。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事制度的问题，它是构成当代中国文化大环境、文化大氛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