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洪荒蒙昧时代，原始人的活动方式生产方式极为单一，人在大自然中得以生存的手段也很弱，但大自然却极为丰饶，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资可说俯拾即得。大自然虽以她莫测的变化在人类面前显示出她似乎是有意志的主体，从而使人类赋予她神的威严，使她神化。人类崇拜她，敬畏她，同时也有很大感恩的情感，因而世界各民族对“天”一致崇奉，以为“天”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这种对“天”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思想中有集中完整的体现。现在，人类拥有的高科技，使人类对付大自然的手段无比强大，大自然在人类手下简直像面团一样随便人类如何揉搓。而大自然却以这样那样的灾难，甚至是用人类难以生存下去的灾难，如同给予人类报复似的，再一次地显示出她是有意志的主体。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的那样，所有事物都是呈螺旋形前行的。整个人类社会恐怕有再一次建立起对“天”的崇敬的可能。这不止是体现在技术手段上，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上，还将体现在哲学、世界观、宇宙观的根本学术观念上。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精神传统，将会变相地、或说以新的形式复兴和发扬。

1999年4月

（在日本《京都论坛》环保讨论会上的讲演）

挽狂澜

我们经历了、参与了、看见了一次宏伟壮烈的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必将改变我们生存的现状并深刻地影响未来。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机，问题是我们必须接受教训和总结经验。

天威不可测

20世纪末的1998年全球躁动不安，像一个怀有21世纪的临产孕妇，每一根神经都感到疼痛。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被一个漂亮女人和众多恐怖分子闹得六神无主；俄罗斯政坛因经济濒临崩溃如同咆哮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起自去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向北席卷波及日本，暴露出经济大国原来是个经济“纸老虎”；韩国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金融危机期间又发洪水，与她隔一条无形的三八线的朝鲜有500万人挨饿，却热衷搞吓人的武器；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地区总咝咝冒烟，波黑还没完全平息又出了个科索沃；贫穷多灾的黑非洲更不用说了，那里大部分地方不出事反而是不正常的；号称绅士的大英帝国总不能用绅士风度解决北爱问题，弄得炸弹竟在伦敦街头爆炸；至于中东，中国电视观众早已习惯看那里的硝烟了；还有不仅出世人意料，并且出乎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意料的印度核试验，接着巴基斯坦也紧紧跟上，南亚上空刹那间被核蘑菇云所笼罩……

与之相比，中国似乎成了世外桃源。尽管有国企改革、下岗工人和花样百出的贪污腐化困扰，但短缺经济已经过去，人民币依然坚挺，物价还有负增长趋势，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受过匮乏的煎熬，对当前大大改善的生活是满意的。没有经历过“文革”和介于“文革”前后的一代人已经构成城市人口的多数，正敞开年轻的胸怀接纳五彩缤纷的世界。“追星族”从国际影星歌星体育明星一直追到球星。兴趣爱好无国界，人又是天生爱好享乐的动物，“国家”这一概念在这代人心目中已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神圣，谁叫上代人没有物质享受的机会呢？开始是电子游戏后来是电脑、因特网走进这代人的生活；真新闻假报道西方文化东方神秘主义一齐上市。思想空间扩大了，本来也需要更多的精神产品，但多条渠道的信息陡然涌入也像洪水一样，在一时间不可避免造成意识混乱，惶惑感、孤独感的“世纪末心态”在人群中蔓延，同时商品经济又引发出拜金和享乐的风气。与其说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了，毋宁说中国面临着重建人文精神的困难。个性被批量生产的规格化商品消磨殆尽，广告指导着人们消费。中国人先是在高压政治下同一化，现在是在消费上同一化，而后者具有更强的锻塑力。人成了信息的载体，人也就失去了自我，异化为专门捕捉信息的工具，难怪影视界广告界将观众称作“受众”。领导中国社会风尚的城市“受众”先是为戴安娜香消玉殒感慨不已，但幸好“泰坦尼克号”破浪而来，浪漫的爱情和滔天大祸劈头盖脸地把中国市民冲得醺醺欲醉，然后又在银屏上欣赏到江泽民主席的从容和克林顿的潇洒，紧接着香港回归一周年出台，让市民们领略到现代政治也有可视性。何况巴黎的世界杯开始了，没有一根中国脚指头参加角逐的中国“受众”并不比西欧人兴致略减，那期间几乎所有机关干部上班都哈欠连天。可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中国“受众”在巴黎世界杯闭幕那天为必定会产生出的外国冠军欢呼了之后，有人或许还会发愁：接下来看什么？

然而，在很多中国观众为“泰坦尼克号”下沉而惊心动魄的同时，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正在悄悄下沉，亿万活生生的中国人将陷入灭顶之灾。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东西，一种构成美丽风景的东西，突然一改她的柔情，竟成了中国人在本世纪末最凶恶的敌人。每年都闹防汛的沿江各省且不说，五月新疆居然发了洪水，连我所在的宁夏也山洪暴发，使数千人失去家园。但那只是小小的前兆。从七月开始，南自珠江北至黑龙江嫩江松花江，大半个中国忽然间泡在水里。水在人体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古希腊人将她当做构成世界的一大元素，在传统中国文化里她也是五行之一，水跑出来与人为敌，无异于人企图消灭人自身。在水资源最贫乏的中国，水，在急需她的黄河断流，却恰恰在水源较丰富的地区泛滥，这还不是一次警示中国人的天威吗？

各种因素将中国人逼到一条窄胡同

亿万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报纸形象地看到我们生存环境的窘迫。水竟然有那么强劲的爆发力冲击力和残酷性，能穿透屏幕与报纸直扑百里千里之外每个人的面颊，每个看到受灾地区影像的中国人都能与灾民感同身受。由于生活在同一块名为“中国”的土地上，由于体内有相同的基因组，所有非灾区的中国人都被震撼了，这时才发现除自己身边的家人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中国人，弄得不好，那些人今天的遭遇就是自己明天的命运。北京一电视台9月3日随机调查显示：关心水灾的观众超过看世界杯的观众一倍还多。城陵矶、莲花塘、螺山卡口的知名度在中国已与艾菲尔铁塔相同，虽然多数人还不懂水位以什么为基准，但那不时变动的数字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迷彩服和桔红的救生衣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时装。中国人深层的群体性终于被水激发了出来，不约而同自发地展开了救援活动。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掀起史无前例的大救援。在本世纪末，水，让中国人毫无准备地宣泄出本民族的伟大。

而且，这种伟大还含有悲壮。当江泽民主席向灾区军民发出“严防死守”的号召时，一些人包括我还有点不解，因为治水的最好方法是疏导，这早由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传得妇孺皆知。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在严酷的战争中都从来没有发出过“严防死守”的命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向是战争的法宝，何况和平时期对水的治理呢？为什么不堵得住就堵堵不住就泄？我的疑问是到岳阳抗洪指挥部才得以释然。一旦释然，同时也感到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当代全体中国人背负前人失误的担子有多沉重。

从自然地理上看，先天就决定中国是一个水患频仍的国家。西部，是高峻的山区，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都从此处发源，那是用沙漠般的黄色标识的。由西向东逐渐低凹，沿江盆地及大河出海的冲积三角洲平原的标识也赏心悦目。但水往低处流，水流向的绿色地带正是人口稠密的地区。“灾害”当然是从人的角度说的，有人的地方才有灾害，没有人烟的沙漠哪怕一夜之间变成大海或扔颗原子弹也不会构成灾害，那么人口多灾害就大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才有“为政之道在于治水”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单看卫星拍摄的洞庭湖区域图，那斑斓的条块显示不出有什么灾害，但将人口分布图叠印上面，其严重性就叫人头皮发麻：到处是人，密集的人口生活在水下！洞庭湖是中国第一大湖，是长江的自然安全阀，19世纪初面积还有6000平方公里，今天她只剩下2691平方公里，消失的一半是近四十年造成的，而这恰恰是人类对水利有了科学认识以后。虽然围垦洞庭湖从明代就开始了，但进展并不快，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对围垦还加以限制。解放后，围垦却是在官方指挥下进行的，其规模和速度可想而知。1949—1954年湖面减少了89417平方公里，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向湖要田”的口号，湖面陡然减了61565平方公里，两次围湖造田均得到中央批准。“文革”期间更无法无天，到70年代末，湖面又陆续失去400平方公里。这种情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长江防洪座谈会才基本受到遏制。

大自然用她的美丽和肥沃给人设下陷阱。江河流入洞庭湖也带来大量泥沙，泥沙淤积出的土地“倍加丰稔，即垸外荒滩有种皆收，俗称一年收可敌三年水……”我在安乡县看见一个月前新筑的子堤坡上已绿草如茵，可见那真是“播根筷子都发芽”的土壤。这种土壤引诱人们自发地在水退去的冲积地带筑堤围垸，开垦种田。“垸”，这个湘鄂两省才有的名词就由此而来。失去的洞庭原来都成了“垸”，湖面被无数大大小小的垸所蚕食。即使专为长江分洪而设的荆江分洪区里也有57万人，区内有人口稠密街道如织的县城，其它部分也是“垸”。今天全中国人看到的灾难除了沿江少数几个城市，绝大部分就在这种“垸”里发生。

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赘述：上游的林木砍伐、河床因泥沙淤积而抬高、湖区面积缩小减弱了调蓄功能以致长江的安全系数微乎其微等等。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过去在经济建设上的短视；不尊重科学，忽视自然规律。“一年收可敌三年水”这句俗话竟成了官方思想，那等于让人用生命去搏粮食。不发大水则罢，一发水就成灾死人，完全是一种冒险的赌命行为，盲目陷入造田和水灾的恶性循环。可是以前说百年一遇、二十年一遇、十年一遇的大水，现在已经成四年三遇了，越往后周期越短。这个短周期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长江是条汛情不断的江，为政者不应不知，用“为政之道在于治水”的传统思想衡量，今天的局面，上代为政者的失职应负很大责任。

局面已经如此。洪水来到，各大垸小垸的干部群众当然都企求自己垸堤不要塌，一旦垮堤，垸也就成了一片汪洋。但别的垸堤垮了就等于分了洪，减轻自己垸堤的压力。“以邻为壑”这句成语在这里还原了它形象的本来意义。然而，在当代的中央领导眼里，那就“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任何一处垸堤倒塌，都是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眼看着湖区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垸，哪里能让你下得了分洪的手？

所以，“严防死守”带有极大的悲壮性，是从珍爱人民生命财产出发的。因为即使垸内撤走了人，毕竟还留下劳动者过去生命的物化，那丰稔土地上产出的一切，包括鸡猪牛羊无不是老百姓劳动的果实。8月16日决定荆江分洪让数十万人撤离家园那天，很多农民临走前还在田里打了最后一次农药，更有不少悄悄躲起来不撤，誓与产业共存亡的人。可见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多么珍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我，17日凌晨温家宝副总理飞抵荆州，召见湖北省主要领导，要求再咬紧牙关顶一顶，仍要做死守的准备。当他俯身查阅水情图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泪光。面对数目不详的人命和生命的物化，分洪也是一场生离死别。那天最终还是“严防死守”的意志战胜了洪水，荆江仍未分洪，撤离的老百姓又回到自己完整的家。中央领导人与人民感情的同一和利益的一致，是这次抗洪取得胜利最根本保证之一。

现在，各方面专家学者分析这次大灾的原因可说都是中肯的。可是决不止一条或几条，即使将人口政策的失误包括进去还不够。不仅是无处可分洪的问题，以更宏观的视野看，是各种因素综合纠结在一起把我们民族逼进了一条窄胡同，现在我们能回旋的余地很小；不管是“厄尔尼诺”或“拉尼娜”肆虐地球，中国总是抵御能力最弱的国家之一。岳阳云溪区副区长孙山青跟我说的对：中华民族今后不可避免会经常碰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我们整个民族需要反思，更需要用行动来纠正。过去我们反思得也不少，但反思过后好像就忘了。经过这次大灾，要认真落实在纠正的行动上了。

壮烈的“严防死守”终非长久之计。

将人的生命高举到第一位

军队在这次抗洪救灾中立的功勋及涌现出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已有大量报道，不用我再复述。在本世纪末，中国军队等于打了一次大战役，先后调动了66个师、旅和武警部队共276万士兵，上阵的将军有110多名。长江流域集结了自1948年渡江战役以来最大的兵力，40多名将军在沿线指挥。我驱车沿洞庭湖跑了一圈，走到哪里逢人聊天没有一人不动情地提到解放军。干部们都承认“一个解放军抵十个老百姓”，危急的紧要关头只有部队的官兵能顶得住。在洪山头，岳阳市罗碧升副市长带领我们一行在大堤上颠簸了十几公里去看望一位自愿守堤的百岁老人。老人名叫谭冬生，生于1897年，是一个活的历史见证。身体健朗头脑清楚的百岁老人说出来的话才有积淀下的历史重量。江边的老人经历过近百年来无数次洪水，他证实了这次抗洪军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军队。凡我问住在大堤上的灾民安心不安心，回答都是：有解放军在，哪能不安心！老百姓已把生命完全托付给了军人，这是本世纪末中国军人得到的最高勋章。不能不承认，自和平时期以来，军队逐渐与百姓有疏离的趋势，早就有这样的怨言：“雷锋叔叔死了！”尤其经过“文革”的“三支两军”及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而这场洪水一下子冲开了人民与军队的间隔，将人民和军队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许多有赫赫战功授予特殊名字的部队，那名字本来只是历史留下的光环，再过若干年也许就会随时光的流逝而磨损，但在本世纪末他们全部被抛光了一遍，被赋予更为夺目的光辉。同时，这种大荣誉也是大演习，在和平时期，再没有什么军事行动比这次抗洪能让军队得到更好锻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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