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老人家去世时我在宁夏南梁农场戴着“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劳动改造。从1957年后的20年里，谁也不会请我吃饭，我也没有资格请别人吃饭，穷得连茶叶都买不起，更不会养成喝酒的习惯，几乎成了一个酒精过敏者。那时，南梁农场附近农村公社的生产队里有一个驼背老汉，常到我住的山麓下的连队来拾破烂，有时也带些鸡蛋来卖。“顾客”就是我们连队掏不出现钱的穷农工。老汉允许赊账，用拆开的香烟盒纸钉成一个小本子，某某人赊了多少蛋就请我给他记上，月头发工资时来照本收钱。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朋友。一天，他说他的儿子要结婚，请我去“吃席”，我欣然应允，出了五毛钱“礼”。时间约定在9月10号。几天后他又跑来说要提前一天办婚事，因为他家准备了许多肉食蔬菜粉条豆腐，已经开始变质，别的还可以放一放，豆腐再放就馊得不能吃了。于是1976年9月9日这天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去“吃席”，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赴宴”。

“席”就摆在村前的空场上，几口大锅热气腾腾，空场上放着一张张高矮不齐的桌椅板凳，像在工地打饭一样，客人们一个个自己到锅边去领“席”。上午他家请亲戚，中午请最主要的客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下午才轮到“散客”。我属于“散客”，去得早了还替他家帮忙给干部们端“席”。等我饥肠辘辘坐到一张矮桌边端起一碗上面覆盖着一片羊肉，下面全是白菜粉条和发酸的豆腐的“席”的时候，已是下午。他家的亲戚看我辛苦，特意给我端来一碗用白薯酿造的酒。虽然我不喝酒，一闻酒气就反胃，可是不喝白不喝，我还出了五毛钱“礼”哩。正在我拿起酒碗的时候，无处不在的广播大喇叭响了。一开始播放沉痛的哀乐，我便立即意识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一碗白薯酒把我灌得昏昏沉沉，而我头脑却异常清醒，预感到中国和我个人的命运从此都会有巨大变化，但绝对想象不出会怎样变化。

对这一天的回忆总使我有一种神秘感。

几天后南梁农场举行追悼大会。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从来无权参加任何大会小会的“分子”也被召去追悼他老人家，并且我们连队的刘连长还有意叫我站到连队最前列，好像我就是他这个连队的代表。直到今天我还不理解他那天对我的安排有何深意，遗憾的是他在1981年死于脑癌，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向他问明白：究竟是我比革命群众更应该悼念毛主席还是从此后我可以面对毛主席？那天，我眼前就是毛主席巨幅肖像和无数花圈。毛主席像加了黑框竟变得异常陌生，仿佛他老人家绝对不能和“死”联系在一起的。我既惶恐又受宠若惊，全场的气氛令我悚悚发抖，在一片哭喊声中一个个干部群众噼里啪啦昏倒下去。我感觉到人们普遍地对个人和国家的现在与未来都不知所措，涕泗交流中充满恐惧，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失去了主心骨”。

因为那个“黑匣子”的关系，我已知道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千疮百孔，连最起码的“数字化生存”也难以为继，而中国人还在闭关锁国中自我陶醉：“到处莺歌燕舞”。就在1976年，南梁农场有家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农工探亲回来悄悄地说，宁夏南部山区农业人口的贫困达到惊人的地步，一家七八口人的全部财产估价不值10元人民币。虽然中国的英文名为“磁器”（china），但许多农民家庭里找不出一个吃饭的磁碗，因为易碎的磁碗一旦摔破再也买不起另一个补充。这些农民家庭就在火炕的砖檐上挖小窟窿，家里有几个人就挖几个窟窿。救济粮熬熟了就舀到小窟窿里，随便在树上折两根枝条当筷子划拉入口。生下的婴儿没衣裳没尿布，冬天就埋在炕灰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既能使婴儿保暖，又可让炕灰自然地吸收婴儿的排泄物。其悲惨情景连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摄实况向中央领导汇报的工作人员，都禁不住落泪。

“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可以说使中国变成这样一副残败模样都是“四人帮”的罪过，毛主席老人家依然英明正确伟大！可是毛主席老人家却不幸去世了，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我为什么要拉扯以上两段1976的闲话，因为我这个自不量力的“右派分子”加“反革命分子”总怀着“中国情结”，被周围一片愁云惨雾所感染，我也昏天黑地地不知怎么办。不管是“按既定方针办”也好，“抓纲治国”也罢，都明显地是继续往死胡同里钻的“路线”。后来有一部畅销书叫《谁来承包中国？》，这本书我没读过，但那书名倒的确能表达我当时的疑问。是的，谁能将像宁夏南部山区的婴儿那样陷在灰堆里只剩个脑袋在外面的中国拖出来？

前面已经说过，1978—1979年间正是我为自己“平反”奔波的时候，瞅个空子就往农场场部的政治处办公室跑。干部们在里面聊大天，我就蹲在外边墙根下等候。一天，我听见干部们挺热闹地聊刚刚传达的一份什么报告，其热烈程度不下于讨论“数字化生存”中票券证的新变动。他们说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干部们好像只对这样一句话特别感兴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小平同志的原话，但那时人们口头上说的和后来发表的原文也没有多大差异。干部们个个兴致勃勃，眉飞色舞，仿佛他们都“富起来”了似的。

这句话使我很惊异，情不自禁地从墙根下蹭起来趴到窗台上听。倒不是因为我也想“富起来”，而是我从来没有在历史书中读到和我独自想到一位革命家、一位政治领袖敢于提出这样的口号：“允许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

自古以来，中外每一个起义或革命的政治领袖人物都以“等贵贱均贫富”、“抑富济贫”、“平分财产”之类口号为号召。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向基督教学来的是“人人平等”，孙中山先生的宗旨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毛泽东一贯强调“共同富裕”，哪个地区稍稍有了点盈余也要“一平二调”，想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普遍致富，结果使富的又贫了，贫的更加贫困，美好的“共同富裕”愿望无情地变成了“共同贫穷”的现实；由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即为“人生而平等”，法国大革命高举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空想社会主义三位杰出代表人物也是从“平等”观念出发的，欧文不仅高唱“平等”而且还在北美进行过实验……

任何一位政治领袖、历史人物都将公开提倡某部分人“先富起来”“生活先好起来”视为“不平等”，是政治和革命之大忌。尽管谁都心里明白除了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任何其它社会中决不可能“均富”。从哲学上说，“普遍”都是先从“个别”生发到“一般”的，要想“普遍富裕”必须“先让一部分人富”。但“命”可以这样“革”，“革命”的话可不能这样说。后来果然没有一个政治家实现当初他号召群众跟着他走的诺言，欧文的“平等”实验很快以失败告终。

翻遍历史，你绝对找不出一位公开提倡“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的政治领袖！全都是“大家都好”“人人富裕”。

由于从1957年后长时期以来，我很少有机会看报听“大喇叭”（“大喇叭”播新闻的时候我已经在“跑操”或在田野里劳动了），更少参加“开会学习”，我这个有“中国情结”的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没有机会关心政治，所以在“文革”前对邓小平没有什么认识。在“文革”中他猛然“轰动”起来，才听说他和刘少奇一样是“大走资派”，在我脑海里他与其他在“文革”中遭殃的中共高级干部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也算道听途说得来的一句话令我非常振奋，自己的“平反”虽然还要“研究研究”，我却窃喜地趿拉着破鞋跑回山麓下的连队，躺在土炕上跷起腿开始做“平反”后的憧憬，并不是做“富起来”的发财梦，而是有一种朦胧的预感，在怀着“中国情结”的我昏天黑地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丝光亮：这一个“富”字正是启动中国的钥匙，因为只有这一个字是无一例外的全体中国人所渴望的东西。

那时还没有什么“一国两制”，还没有什么“南巡谈话”，还没有什么“废除干部终身制”，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就觉得他的胆识是历史上任何一位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都不可比拟的，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这一下子就站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小平同志那次讲话还说了许多别的重要观点，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开动脑筋，打破思想僵化”，如重新建立民主集中制，如“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如“处理遗留问题”等等，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一句话最引起干部和老百姓的兴趣，让人们兴高采烈呢？

中国人虽然因为长期处于思想箝制中，社会性总和智力水平有所下降，但人毕竟是人，对最关个人切身利益之处还是明白的。社会上每个个人都关注的个人问题集中在某一点，就可提升成这个社会当前最重大的问题。老百姓其实是非常善于总结任何讲话或文件，抓住里面的重点的，即使是政治理论家与历史学者今天来仔细分析小平同志1978年底那次讲话，寻找它的核心，也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的其它部分，实际上全是怎样使中国和中国人“富”起来的方法及手段，可以说整篇讲话完全是围绕着一个“富”或“好”字做的文章。

你说一般干部及普通老百姓抓得准不准？！真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后来，中国果然由这个“先富起来”或“生活先好起来”启动，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奉行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完全是循着这一个“富”或“好”字的逻辑发展，最后形成完整的邓小平同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埋在灰堆里的婴儿逐渐爬了出来，虽然还患有先天性的营养不良，但已具备了后天正常发育的基本条件。

1995年9月我在伦敦英中文化中心为我举办的讲演会上回答问题时说：

“试想，一个几千年来被封建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禁锢的社会，群众又长期受空泛的理想和信仰所煽动而失去理智进行了疯狂的破坏，直到陷入贫困的深渊后又漠视一切信仰和道德，这种状况用什么办法才能有突破，用什么办法才能重新调动起人们重建社会的积极性？我认为最好就用‘money’！”

（四）“讲政治”

我已经说过，这本书是纯个性化的散文体文本，不是什么科学论文。我曾与士光在长途电话中请教过我现在写的这本书应该怎样写。这位“得道”的友人，据说已有遥测功能的悟性很高的作家只告诉我四个字：“行云流水”。然而“行云流水”是最高的写作技巧，我恐怕终此一生也难以达到。我只能放开手脚，写到哪里算哪里吧。

今天，当我在案头的电脑前回忆和检索的时候，距我第一次听到误传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而兴奋，已过去了20年之久。事实证明了我那时一瞬间的预感是对的。但“行云流水”至此就受到了窒碍，再也难“行云流水”下去，因为我的文章经常受指责，为避免误解，我必须说明，这20年中间第二代、第三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不断地强调“讲政治”，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我以上的论调只强调“钱”的重要性，是不是有违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嫌呢？

这里，请读者注意，第二代、第三代中国领导人有关“讲政治”的讲话，前面都是有限制词的，那就是特指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领导干部”和“中国共产党员”。也许我的领会有错，但我仔细了领导人有关这方面讲话的内容，并没有得出领导人似乎要全体中国人民人人都“讲政治”，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都来批判“一切向钱看”，以此为“中心任务”再搞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的意思。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讲政治”是他们本身的职业，是他们理所当然要从事的工作，不“讲政治”便算是失职；至于党员，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都是那个人“讲政治”的结果，那个人如不“讲政治”就不会加入某一个党，加入了党当然会更“讲政治”，这是正常的社会行为。在西方，我们所说的领导干部已经可称作政治家了，稍有贬意就称为“政客”，没有一个政治家或“政客”不“讲政治”的，某个政治家或“政客”不“讲政治”反而是咄咄怪事；我们所说的干部，在西方一般称为行政官员或技术官员，他们除了有某方面的专长外，“讲政治”是保住他们饭碗的基本条件，仅仅有某种专长而不“讲政治”，就会被他的雇主——政府“炒鱿鱼”。所以我们的领导人不断强调干部党员“讲政治”是完全必要的，尤其在干部党员不讲现在的政治就会仍然照过去的政治“讲”的时候。

但这并不意味着指示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政治”。我们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要求是“四有”新人，这也仅是培养的目标。当前，一般老百姓只须懂法、守法、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益便可，讲不讲政治是他（她）个人的事情。如果碰到有碍他（她）利益的事，他们可能会比干部党员还善于“讲政治”哩，而到了人人都善于和急于“讲政治”的局面，对整个社会来说恐怕并非好事。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仿佛人天生下来就是“讲政治”的，但那仅是希腊城邦共和制自然产生的观念。在今日世界，请你设想一下，某个国家中人人都“讲政治”，或者全体国民都是某一个宗教的虔诚教徒，会是一种什么可怕的情景。不用设想，正打得难解难分、战火纷飞的国家和地区，便是活生生的例子。在那种国家和地区，正是人人都讲政治，人人都属于某种宗教的某个教派，在崇奉某种理念的社会实践中，人们最终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带劲，必然要“拿起武器动刀枪，冲向敌人上战场”，爆发武装对抗。今天在人们认为最先进的美国，也被统领着全美国的“政治正确”（poliicalcorrec简称pc）观念所困扰，大有“破坏团结”、分裂美国人民之势。至少在大学校园中，各不同族裔之间、男性女性之间、甚至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都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纷乱。过去我们称美国是一个“种族和民族的大熔炉”，现在人人都“讲政治”、讲“pc”，投入熔炉的种族和民族难以再熔铸在一起，“熔炉”本身要分崩离析了。很多美国学者已在“忧思”：这样发展下去，有动摇美国立国根基的可能。

别的国家不说也罢，我们自己不也曾经经历过人人“要关心国家大事”那个时代，亲身受过“政治挂帅”的煎熬吗？

人本身究竟是种什么“动物”，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看来其实是一种变异性很强的“动物”，到近代，又出现了“人是经济动物”的说法。不管人和其它动物有多大的差别，说来说去，原来“人”归根到底还是动物，要吃要喝要一个巢或洞穴的。在现代社会，吃喝巢穴都需要用货币去交换，货币也就是“钱”，“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