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绝不是提倡再搞新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的伤害，至今还没有将它的账算清，并且，今天的人民群众除了娱乐体育界人士还会稍加崇拜青睐之外，其他人物尤其是政界人物再不会被他们所迷信。然而，就因为我们舍不得扬弃历史上的某些东西，我们今天的主流社会话语和我们今天的主流社会实践，在广大群众脑海中就有种二者分离的印象；主流的“言”与主流的“行”，是不统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像一句西方民谚：“说的是伦敦，写的却是巴黎。”这种社会观念意识的氛围，比错误的观念意识本身更有害，它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虚伪矫情的空气：“有的话能说不能做，有的事能做不能说。”而且越是社会稍有不安的时候越不得不强调“正统”的继承关系，回到先人那里去躲避。

我以为目前这种缺乏明智的宣传教育不会长期继续下去，至少在下世纪初，随着即将成为历史人物的回忆录的发表，随着一些档案文件的解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评价，将会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梳理、清理，从而更加清晰。

现在，中国人在生活上摆脱了旧日的阴影，但陈旧的观念意识的阴影在许多方面仍四处徘徊。其原因无非是旧账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不愿认错、不愿清算旧账的不止是日本人，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向前看”，那是在拨乱反正、准备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不“向前看”便什么事情也办不了。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时候，尤其在需调动全体人民群众一同来攻坚的阶段，回顾和清算历史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中国明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唤起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

四

要“眺望”21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前景，必须先看看本世纪末的今天我们的经济现状。继邓小平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十五大”上做出的这样两个决策，将更彻底地改变中国面貌：

一、提倡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可以预见，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制经济必将在中国经济中起重大作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越来越大的份额。而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以后，私有制经济的社会性、即私人占有的社会化也将越来越明显。这对今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将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随着“抓大放小”与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推行和发展，中国工人当中将有很大一部分人从无产者变为资产者，也就是变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劳动者。经过时间的推移，单纯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古典式工人的数量将大大减少。“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永远保留自己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不是永远要保留“一穷二白”，而是要使这个阶级“消亡”，在一定形式上变为社会财产拥有者，用简单的话说即“劳者有其资”；“公有”二字，必须要得到真正的体现。如果中国能够坚持不懈地贯彻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就预示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实际上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成为可能。我们把今天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什么时候才算这个“初级阶段”的结束呢？那就在全部公有制经济完成了“重建个人所有制”之日。

一面是私有制日益社会化，一面是公有制日益表现为劳动者个人占有，与此同时，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也将更加增长。整个世界有一种“两相凑合”的趋势，于是，中国将会很容易地融入国际社会。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这一历史的和理论的概念也将有很大变化。下个世纪初我们的后人理解的“社会主义”概念，将与我们这代人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后代人会觉得今天我们的官员学者在推行改革的文章和讲话中，经常要以“决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等话语为改革辩护是可笑的，觉得我们今天不断辩论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可笑的。

中国今天距离发达富裕还差得远。我们现在经常自豪地说（前面我也这样说过）：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但由于体制、观念和所有制的原因，中国的年国民总产值只占世界年生产总值的2%。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每年只生产出世界新生财富的5%都不到，这实在令人难堪，有愧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然而中国也同时面临一个良好的历史机遇，这就是全世界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经济要求一个能充分发挥个人头脑、智慧、创造能力的社会机制，没有这种社会机制就谈不到什么知识经济，只能永远落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化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而中国人又是一个善于创造、善于经营、心灵手巧善于制作的民族，生产资料一旦与生产者在经济上直接结合：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资，再不像现在这样名为“全民所有”却所有权代表虚置的状态，让每个劳动者都可直接参与市场，那么，蕴藏在中国劳动者脑内体内的智慧及生产积极性则立即会迸发出来。到21世纪初，如果“十五大”所制定的上述政策能顺利地推行，全民所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能基本定型，成为一种内涵多样的社会经济模式，私有制经济能相当活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被宪法及各有关法律给以明确肯定，也就是说，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在政治和法律上真正一律平等，通通给予国民待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非公有制企业似乎是“二等公民”，那么，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则会有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发展。

可是，任何人瞻望未来都会有变数。最高级的电脑“深蓝”虽然能和人在国际象棋盘前对奕，预测出将会走的数百步从而战胜人，但中国的前景、所有国家的前景、世界的前景，却是人脑电脑都不可预测的。我在我的政论性随笔《中国》最后的结尾说了一段话，现在再将它移植过来作这篇文章的结尾：

然而人类社会终究还是人类社会，它仍然既是天堂又是地狱。

我们的后人看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像我们看前人一样，既可敬可钦可羡，又可悲可笑可鄙。我不知如何得以从人世间超度，最后，只能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后一句话作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1999年3月（为《21世纪大眺望》一书所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人永远面对的课题

一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还要早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列为人首先面对的主要课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态环境问题，而是更为重要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哲学根本问题。

在古希腊哲学将火、水、土、气作为构成宇宙的四大元素之前数百年，中国在殷周时期，周文王和他的儿子、著名的周公，就根据传说是远古的伏羲氏所创造的“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以预测祸福，避凶趋吉。占卜，是古代的“预测科学”，文王与周公共同创作的这本关于占卜的文书，称为《周易》。现在它不但是中国人的文化财富，自19世纪末由英法的传教士译成西方文字后，迅速地传到各个国家，已经变成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所谓“八卦”，就是以阳爻（—）和阴爻（—）组成八种不同的符号，名之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人类所能观察到的八种宇宙自然现象，即：天、地、雷、风、月亮、太阳、山和水。中国古语说：“卦即挂也”，“八卦”意味着以上八种围绕着人类的自然物悬挂在天体的各个方面。中国人认为，字是写出来的而“卦”却是画出来的。“卦象”虽然看来是平铺在纸面上的平面图形，但在当时人的脑海中却是“悬挂”在宇宙天体上的三维立体。这八大自然现象在宇宙间不断变化。并且，这八种自然现象又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它们之间随时随地会发生聚合关系，在相互重叠、磨擦或撞击中激荡出新的意义。“乾”代表阳性，代表太阳，代表男人等等，“坤”代表阴性，代表月亮，代表女人等等。二者相结合、相碰撞，就会生发出新的关系、新的质，如此等等，由此类推。其关系或质，与人的命运相对应，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是被这八种自然现象千变万化的关系所决定的。中国人从远古时期开始，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就有了十分准确的观念，认为人并不是宇宙、“天”（大自然）的主宰，而是宇宙、“天”（大自然）主宰着人类。

用以占卜的文书《周易》，到约公元前500年的时候，受到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重视。孔子晚年热衷于研究这部书，它达到“韦编三绝”（系竹简的皮绳竟断了三次）的程度，他曾感慨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老人家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心得，给《周易》做了周密详细的注释，并把《周易》推崇到“群经之首”的地位，从此《易经》提升到了中国主流哲学的高度。我们知道，在古代，卜筮、医术、科学、哲学，甚至礼仪、音乐的分别，并不像现在这样专业，它们是合为一体的，统被称为“知”（智）。古人的知识要比现代人更具综合性，因而更能将所有的知识在脑海中辩证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八卦与《周易》提升为哲学之后，它就对中国人的一切知识具有支配作用。

又过了几百年，到秦始皇大肆焚烧书籍的时候，《易经》这部书恰恰因为它被列为占卜的“技术性”书籍而逃脱了厄运，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到汉代武帝时期（约公元前135年），由于中央政府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制政策，儒家取得了相当“国教”的尊贵地位，被儒家宗师孔子当作“群经之首”的《易经》，自然而然被列为主要教科书，客观上使《易经》史无前例地传播开来。《易经》的哲学思想，首先在中国“士人”即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广泛地认同。《周易》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代人，于是到汉代出现了儒家大思想家董仲舒。

董仲舒在他写的《春秋繁露》一书中，将儒家的历史典籍《春秋》中记录的历代天文气象资料，与人世间同期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君主政治的得失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地球上人的活动、特别是道德行为，会影响天文气象的变化，而天文气象的变化，也预示着人世间尤其是君主政治的道德水平和行为的对错。如果人的行为规范有某种衰落的迹象或君主政治“无道”，天（大自然）就会降下灾异来谴告和威慑人们。君主在灾异之前不知悔改，立即会遭到“伤败”的报应。相反，倘若某个时代人们的道德水平有所提高，君主能“替天行道”从而使国家政治昌明，上天也会呈现出某种“祥瑞”或一片祥和气氛，有“风调雨顺”的气候。董仲舒的学说，基本上是用以“八卦”为基础的阴阳学家的思想，与当时颇具影响的老子道家思想融会于一体，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家学说获得强劲的生命力。他主张人世间的政治应该效法“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在君主政治缺少体制内监督的情况下，董仲舒建立了一个无比权威的、高高在体制之外、之上的“天”来对君主进行监督。“天”以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对君主宣告奖惩。这样，大自然的变化在人们眼里不仅更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它莫测的变化也有了现实的解释。“天”，在中国人眼中并不以某个神如上帝为代表，它是高度抽象的又是绝对具体的。具体就在于它随时随地会在各种自然现象中表现出来。这种学说并没有增加大自然的神秘性，而是使大自然与人世间的行为联系得更为紧密了。这种学说不但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还非常符合君主政治及普通人民群众的需要，既有哲理性又具实用价值，因而它迅速被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

二

虽然世界各民族在历史上，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未开化的部落群体，对自然的变化怀有种种神秘感，以为自然的变化中隐藏着“天”对人的示警，但是只有中国的“天人感应”学说成为整套完备的思想体系，具有高度的文化与哲学价值。

由于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可是中国国土条件又天生脆弱，农牧业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就不得不非常紧密。“靠天吃饭”一向是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这一切，决定了“天人感应”学说成了中国人的主导传统思想。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期，在天文气象知识极为幼稚的时期，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被大自然支配，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那么渺小，更加巩固了“天人感应”学说确定不疑的、凌驾于一切理论之上的统治地位。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文学艺术、行为礼仪、建筑设计等等；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地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支配之下。人怎样在大自然中“适者生存”，就是说人怎样与大自然相适应、相融洽，始终是中国人异常注意的大课题。

虽然中国长期在工业化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处于落后状态，从18世纪开始，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与西方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生态环境和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一直是良好的。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悖理，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后来的事实，就知道西方人为了提高物质享受水平花费了多大的代价，他们的物质享受丰富了，多样化了，却丧失了许多大自然赐给人的享受；那方面的牺牲是巨大的。关于中国人过去享受的生态环境，不但有历史记载作证，更有大量文学艺术作品的反映。中国古代诗歌中歌咏的田园风光，清风朗月，流水行云，至今被人羡慕赞叹。

诚然，由于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又是几条大河的发源地，所以中国天然是个南多水患、北多干旱的国家。更由于中国国土本身的自然结构与地理特征，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的“应力”或“胁迫”，明显超出了全球平均状况的水平；再加上中国处于全球地质构造最活跃的两大活动地带的挟持之中，东部为环太平洋地质活动带，西部为喜马拉雅地质活动带，使中国的地质灾害频发，地质结构复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的成本高昂。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早就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农耕经验，包括治水与保墒经验。并因这种异乎其他民族的生存环境的困难，天生地养成了勤劳忍耐的民族品质。同时，中国人惯于“逐水草而居”，农业民族并没有完全脱离畜牧民族的传统，在允许人口自由迁移的时候，中国人如水银泻地般地在适于耕作的广阔大地上流动定居。只要没有战乱，有人口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片生活自给自足而相对富裕的地区。中国人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除此之外的大片领域，都是历代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