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又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去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5月版574页）

我们便是与这种正确的观念“做得相反”做了30年，做得国穷民贫到了极端后，才从小平同志开始将“做得相反”的事情再“相反”过来，注重“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注重“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对领导干部和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讲政治”的根本！

（五）中国的“幸运的机缘”

共产主义者所崇奉的“平等”观念的真正实现，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也同样引自“文革”中1972年版的《马恩选集》，“各取所需”已改成了“按需分配”。）

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几次遭到厄运，刚刚复职不久，两个“凡是”的阴影尚未全然消失，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余烬未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还继续照耀着中国大地，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层里“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幽魂，仍顽固地弥漫于人们脑海和社会舆论中的时候，敢于公开“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敢于面对现实，看透经济效益与“平等”观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敢于运用利益驱动机制，以对个人自身利益的注重为杠杆，着手营造一个建立在人的利益基础上的汰劣择优的社会大环境，需要多么大的胆识！而且他上一次在权力斗争中倒台，“资产阶级法权的代表”又是他的罪名之一，而他本人却是长期受那种“平等”观念所教育，一辈子追求的正是“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所以他“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不仅要突破社会的成见和对他不公正的偏见，并且要突破他本人长期崇奉的理念，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他自己，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他之所以有这种勇气和胆识，就在于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

20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尤其在小平同志逝世以后，一切的一切都经过时光的淘洗，我常有一种沙明水净之感，视境更为清朗。试想，如果那时我国不采用个人利益驱动机制的杠杆，还有什么出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所有美好的话和恫吓的话已经说绝；科学的理论变成教条咒语后，以这种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政党几乎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教团体；所有社会活动包括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上的形式主义，发展或说是倒退到了“义和团”式的宗教仪式化的地步；群众的热情曾被催化到沸腾点，最后气化为气体以至于消失。继任者在思想意识、党的建设、领导作用、鼓动群众热情等等方面依照原来的办法再难以为继，面临的可说是一条绝路，是死胡同的最底端。坦率地说，那时我曾躺在土炕上想过，即使马克思像耶稣一样会复活，面对这样糟糕的形势恐怕也无能为力。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杠杆和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当时，在中国，最有力的杠杆莫过于利益，而这根杠杆必须放在每个个人，尤其是大多数中国人即每个农民的支点上。小平同志敢于选择这根杠杆来撬，果然将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中国撬到了即将成为经济大国的地位。

卢梭有这样一句重要的话：“如果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一个天生治国的人物居然在一个几乎被一群矫揉造作的执政者们弄得举国陆沉的国君制里执掌了国政的话，他所发挥的才能一定会使人们大为惊讶：这就会给那个国家开辟一个新时代。”

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的写照，也是我前面说的，一个人身上便系国家安危的意思。

当然这种“幸运的机缘”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不是上帝赐予中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得感谢“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那样一场将精神理念全部推向极致的政治运动以惨败告终，中国人也许还不能拨开种种障眼的迷雾接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小平同志及所有明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文革”前的种种努力全如负薪救火，致使不少领导人自己也被烧死，就在于这个“机缘”还没有成熟。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得承认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认为他一辈子只干了两件大事，一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便没有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搞（也搞不起来）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隐含于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中的深刻矛盾总得不到全面暴露的机会，结果日积月累到最终解体。中国如果不经“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也会步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后尘。而中国要是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相对低下的国民素质所决定，那就会非常不幸地出现经久不息的动荡或内战，也许还需要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来维持，中国又会沦为弱国。

旧时代已经随封建主义全面泛滥的“文革”的结束而结束了。以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开辟的是“一个新时代”，不止是继承性的而更具有新社会的奠基性意义，这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这也是我在本章一开始写到的为什么要在全国政协做那番发言的动机。

（六）“我是‘实事求是派’！”

我极少使用“左”与“右”这种词语。我长期是“右派”但并不觉得自己“右”，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罪证诗歌《大风歌》（现已收入《新文学大系》1949—1976年诗歌卷），今天读来仍是很激进、很“左”的作品。那时许多年轻文人及大学生都因“左”而被打成“右派”。在中国，“左”“右”两种倾向或说是两个词语普遍为老百姓所知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右派右派你是妖怪”谱成歌曲唱得妇孺皆知，但那也正是“左”“右”两种倾向或词语发生混乱的开始。我20岁后就不断受到“左派”的批判斗争和镇压，而通过个人接触却又觉得某些“左派”并不“左”，还有一些人“左”得很可爱。后来步入文坛，交际面从上层到基层更广泛了，常听到某某人“左”、某某人“右”这样的指责，同情我的朋友同事也常将对我进行批判及在政治上“上纲上线”的文章的作者斥为“左”，可是与其有点个人接触或对其人有所知后，却发现“左”与“右”的概念极为苍白，甚至连是顶“帽子”或符号都谈不上，反而混淆视听。如果仍然以一般意义理解的“左”“右”去划分的话，那真是“左”中有“右”“右”中有“左”了。这样，“左”“右”两个词语就失去任何实际意义。

在“文革”中，又发明了“形左实右”的词语，这么说来还应有“形右实左”的对应面？如其不然，社会便不成为一个统一体了。于是我放马牧羊喂猪时常自哀自叹，我大约应算作一个“形右实左”的人吧。“实左”的人辛辛苦苦地站在田野上“抓生产”，“形左”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会场中“促革命”，“何其毒也”！“左”“右”搞得人昏头转向，形而上学以至于斯！

然而今天这些词语仍然顽固地主导着人们的头脑。新成立的一个群众团体准备配备“班子”，主管的组织部门好意将我列为征询意见者之一，两位人事干部郑重其事地来咨询：既然是一个群众团体，领导上计划将“左”“右”“中间”的有名望的代表人物都按一定比例进入几位，这样合起来，那个群众团体便具有全面的代表性了，你看如何？我说，你说某某人怎么样、合适不合适我还略知一二，要说谁“左”谁“右”谁“中间”，我实在搞不清楚。一些地区和部门要调“班子”，要从外地调来新领导，下面的干部群众就会风传那个人或“左”或“右”或“改革”或“保守”，仿佛确定下一个这样的词语就能将未知的新人定性。“左”“右”两个符号丝毫不能说明某人的品行才干、能力大小、工作经验、文化水平以及其它；至于“改革”与“保守”，在今天绝对没有一个人口头上不拥护改革的，绝没有一个干部声称自己是“保守派”。这两顶帽子下面如没有具体政绩支撑，也说明不了干部党员的任何属性。可是人们仍津津乐道，汉语词汇的贫乏以至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