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尤其在“反右”中，很小的一级基层党组织的书记都有很大权威。虽然在正式法律和章程里，书记们并没有被赋予那么大的权力，但他们不仅自己认为“反对书记就是反对党”，而且人们普遍也有这种共识。不少“右派分子”就照着这种观念写检讨，承认自己反对了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结果只因对某人的不满就受了20多年罪，有的还弄得家破人亡。因为书记们不只拥有党章赋予的普通党员和“班长”的权利，还有一种社会主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权，具有一种隐形权威。这种隐形权威甚至大于正式法规、法令、章程、文件等等赋予的管辖指挥权力，与过去的“数字化生存”一起构成“文革”前中国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因为有那样的文化大环境，所以即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解得很深刻的知识分子，也得认同一个大老粗的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自觉或不自觉地“低头认罪”。但到了“文革”，毛泽东同志突然宣布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并不理解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没有贯彻他的路线，反而是“革命群众”与他心连心，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就一下子失去了隐形权威。发动“文革”，首先是从剥夺各级党组织领导者的思想阐释权开始的，从来没有下过正式文件剥夺各级党的书记有形的权力，可是书记们的社会主导思想的阐释权，即隐形权威失去后，有形的政治权力也立即跟着丧失，这才造成各级党组织的瘫痪。

隐形权威转移到哪里去了呢？转移到了“革命群众”头上，于是多大的官在“革命群众”面前都不得不“低头认罪”。细究起来“革命群众”压根儿没得到任何形式的授权，可是权力却比任何一级官员都大，群众也认为他们被毛主席赋予了行政权。可见得隐形权威在任何一种社会体制中的重要。

资本主义国家固然没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主导思想，但它们有它们的主导思想和法制精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是道德名誉，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历次选举中，每个竞选人无不高唱“自由平等”的论调，并发誓永远遵循和维护国家的法制。被选后如有人的行为言论一旦与“自由平等”和法制精神不符合，马上就会受到弹劾。

隐形权威就是支撑社会文化大环境的支柱之一。

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导思想，当然是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小平同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决不是教条也不可能变成教条，从根本上说是实践的、动态的、发展的。干部官员口头上将“理论”讲得再好，背得滚瓜烂熟也没有用。这种动态的、实践性的、实事求是的，具有无比灵活的发展性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使干部官员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基础和想象力、创造力，遵循“三有利”原则在实践中改变所辖地区的落后面貌，也就是说，干部官员的隐形权威现在只能在成就即政绩上树立起来，某人有了政绩才有隐形权威，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信服。

但是，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意见、看法纷繁复杂，个人的利害关系恩怨纠纷已不像过去那样隐蔽，再不怕公开化，开始“放到桌面上”来了。而在转变人们习惯的旧观念和改变地方或机关的落后面貌的过程中，不可能不触动一些人的习惯势力和利益，于是，有魄力、有创造力、想象力，敢于触动某些个人利益的、有开创精神的干部官员，在地方和部门中也是被议论最多、意见最集中的、告状信告得最多的人物，即通常所谓“有争议”的人物。可是，目前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中恰恰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缺陷，就是怎样对待“有争议”的人物。

这种人物最有可能被组织部门认为“吃不准”、“群众意见很大”而在选拔提拔中最终被筛选掉。在接近领导核心的高层，这种缺陷不甚明显或者说可以完全避免，因为那一层面就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的意愿和意图，然而在中、基层干部这一层面上，所谓的“铁腕人物”很难出头，平庸者及不很坚持原则的干部却最易受到青睐。然而，在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搞改革开放，正需要有大批“铁腕人物”出来冲破重重障碍。

在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氛围尚未形成的时期，市场经济改革还没有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还不十分成熟的时候，“民主机制”也很有可能变成“合谋机制”，并且在一些地方和场合实际上已经成了“合谋机制”。有了民主的形式而没有民主意识作为实际的支撑，“民主”往往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变成不民主。这样的“民主选举”、“民主评议”，得高分的有一些就是平时不得罪人、不管闲事、善于拉关系结人缘的干部官员；“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谚语仍然非常流行，在很多场合，当选者常常是没名气的候选人，而选举人也认为没名气的候选人比较保险，圈圈爱画在这类人头上。在现在这样中国最好的历史时期，很多干部仍缺乏朝气，缺乏政治进取心，缺乏与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勇气，甘于做“好好先生”，与这种有民主形式而没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做支撑的民主选举，以及组织部门选拔人的标准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作为一个作家在民间长期观察，对这点有很深体会。我认识不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受益者，衷心拥护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而又有知识、有拼搏精神的干部朋友，在官场上是不很得意的，开拓中经常碰壁，官场被他们称为“灰色地带”。有几位干脆辞职“下海”，倒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常叹：我们现在不仅有“学生流失”的现象，并且在社会就业有多样选择的时代，还有优秀人才从官场上“流失”的现象。

在人民群众中具有隐形权威的干部官员，常常并不能取得上级主管部门或组织部门的认可，得不到正式授权。使干部官员本人失望事小，大的方面关乎到营造怎样的社会文化大氛围。从1979年开始，我们便不停地号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一直号召到20年后的今天，可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还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为什么？就因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构成的社会文化大氛围还未完全营造起来，代表新思想、新观念，在老百姓当中有隐形权威的干部很难登上更高一级政治岗位，平庸、稳妥、保守、四平八稳，仍然是官场的最佳处事态度，倒比较能够享受到官运亨通的运气。

我们现在有了比较过去进步得多的人才选拔机制，民主生活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须看具体的运作。如果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并没有将我们提倡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旧习惯势力毫不妥协地、坚定不疑地体现在选拔提升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人身上（譬如在配备领导班子上仍有“论资排辈”和“品种搭配”现象），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精神和思想意识形态，仍然很难形成为我们所希望的社会文化大氛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已影响到老百姓对不良现象的斗争也缺乏勇气，现在一般人只有在钱上丝毫不让，其它方面都“好商量”。严格地说来，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朝气不足、勇气不足、政治活力不强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

干部官员的能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程度，不是通过试卷的考试就能测定出来的。这也不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及监察部门的事，因为许多干部既不违法也不违纪，就是在动态地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不合格，在“三有利”上一“利”也不见，你将这些干部有什么办法？所谓“德才兼备”，“德”是魂，“才”是体，有“德”无“才”的人其实是“魂不附体”的幽灵。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社会正是急需“奇才”的时候，用文学的语言说是需要“黑马”，即政治黑马，然而现在已经改革的人才选拔机制在具体运作中仍是见“奇”生疑，见“奇”生畏。

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应该是巨人领导一群巨人组成的集团，几个巨人领着一大群侏儒，政权的威力绝对难以发挥出来。固然，中国古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可是还有一句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在社会大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定型，不少干部官员觉得这是最容易“混”的时候，不趁机“捞一把”，以后恐怕就“时不再来”了。

中、基层干部不仅仅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重要的还是代表政府天天事事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的人，老百姓通过他们来感觉和认识政府。中国一向是出“青天大老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的“青天”比“圣主”多很多倍，著名的“青天”流传至今，群众仍念念不忘，这种群众心理反映了直接管理者、“父母官”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前面说过，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是“昏君当政”，但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王朝也能勉强维持若干年，就因为下面有一群学者型的官员。

官员与学者相结合，政治活动达到学术化的高度，是中国政治的优良传统。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这个传统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八）干部素质重建

我们应该对干部素质下降和当前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认真的历史性和制度性的探讨，以为当前不良现象是“在市场经济社会出现的道德滑坡”，是“社会大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道德失范”的种种认识是不符合现实的。

如果我们实事求是考察研究，就可乐观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当前正是中国社会非常难得的道德重建的时机。因为干部素质差也罢，社会现象腐败也好，“差”和“腐败”已经从过去对人的生命、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残害践踏，转变到物与钱的追求上了；老鼠已从吃人的怪鼠蜕化成了偷油偷食物啃家具的正常老鼠。即使某些鼠硕大无朋，“物”毕竟是人的“身外之物”，这就可让“人”脱开身、腾出手来整治这些老鼠。

小平同志开创的“第二次革命”后，在干部问题上我们仍然有着“幸运的机遇”。近十几年来，新一代受过高、中等教育的青年人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干部队伍的中坚。这样的人在中、基层干部里占多数，虽然很多中、基层干部如我以上所述值得“忧思”，但也有很多作风正派的中、基层干部。不然便不能解释近20年来我国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革政策总须拥护改革的干部去执行，改革的效果总是具有新观念的干部干出来的。目前干部阶层的状况是：腐败的“太仓之谷”，与新一代的按西方标准说的有能力而懂法制的“技术官僚”并存。

就素质较低的干部来说，和国民素质一样，也较20年前有质的区别。时代毕竟不同了，那种公然飞扬跋扈、压迫群众、制造冤假错案、鱼肉乡民的“土皇帝”式的基层干部已基本绝迹。中国国民素质上的进步与尚存在的问题，都集中体现在干部阶层身上。不过由于干部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国民素质差的方面在一些干部身上就会显得较为突出而已。

对高中级干部的任命，组织审查还是比较严格遵循“四化标准”的，同时随着民主制度的初步建立，各级主要官员还需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通过，尽管在很多地方选举流于形式，但有这种形式总比没有这种形式多一道审查关口，使有进取心的干部平时多注意自己的形象。这批新的中层官员在小平同志领导的新长征中，能较快较深刻地领悟小平同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虽然没有经历二万五千里路的艰苦，却受到全球现代化的冲击，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激荡起他们改革开放、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他们比老一代革命者思想解放，头脑清醒，具有广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和符合潮流的民主法制精神，体现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雄厚精神实力。人民对中国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希望，也就寄托在这一批干部官员身上。

最近读报，看到合肥市长马元飞的题为《不称职者不能久留官场》的发言，还有6月2日《人民日报》上题为《谈谈干部的“想说跑比干”》的文章，这篇杂文风格的文章作者竟是一位省长——安徽省长回良玉。前两个月，到重庆，面对面地听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的讲话，谈到干部，他表情愤慨地大声说：“现在很多干部还不如老百姓！”在宁夏，我更有机会与省级领导见面聊天，说到下面，个个痛心疾首，他们对改革政令的阻力和执法的难度何在，有很深的切身感受。

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所举的干部素质低下的表现，比我写的更一针见血。这应该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因为多数的高级官员已经较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必须全面深化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有全面改革是医治腐败的良药。如不加强改革的力度，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举和下一波经济的大发展，腐败现象将会更大地泛滥，权在“市场”上的价格会越来越高。那绝非学习开会、参观先进典型模范事迹的展览等等单纯的思想教育所能防治杜绝的。

现实的腐败，必须用现实的制度手段来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