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游离现实

没有写这本书之前，我就早意识到不能对“中国”和有关“中国”的任何一件事作出确定不疑的评判和结论。经验已经告诉我，任何有关中国的话题都会陷入二律背反即悖论之中，或绕进逻辑的二难推理的圈子，像猫舔尾巴上的浆糊似地原地打转。说白了就是：“怎么说都有理。”

这就是人用语言概念思想的结果，思想既使人们向前进又使人们往后退，既使人获得创造性的欣喜又给人招来创造性的苦恼。

存在决定意识。本来，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意识是随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如果说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什么新的思想，应该是意味着社会内部已形成了什么新的因素、新的社会条件、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生活条件（包括生态环境）。可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奉行多年的那种“思想”并非土生土长，不是从旧中国本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中生长出来的自然果实，因而经过一段很长、很痛苦、花费了极大代价的实践检验，最终证实有严重谬误，直到今天，“阶级斗争”意识和那种数字化生存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习惯，在不少人身上还没有完全消除。另方面，又因改革开放后涌进许多西方的这样那样的思潮，每种思潮都力求在中国对号入座，给浩劫后的中国社会开出最好的药方，而那些药方中的药品也不是土生土长的。所以，目前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思想现象”，即思想界并没有反映它的社会基础和基础的变化，它们游离甚至高高地凌驾于社会之上，自成一个虚渺却又具控制力的体系。不论你把它称作霞霓也好，称作乌云也罢，它们都浮游于地表上的天空，有时绚丽多彩，有时遮天蔽日，更有时雷鸣闪电搞得人心慌意乱，却又“雷声大雨点小”连地皮都不湿，和大地上生活的人们无关，可爱的云儿们自己在天上打架。

而真正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关系、社会条件及生活条件的变化而逐渐滋生并崭露出来的思想意识的苗头，却必须取得登堂入室的门票。取得这种门票可不易，既要通过习惯于“阶级斗争”和“思想决定论”者们的检验，又要经“新思潮”的代表人的首肯或修订。

于是就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出现：有时思想界闹得极其热闹，什么“中”与“西”、“左”与“右”、“旧”与“新”、“资”与“社”、“对”与“错”、“是”与“非”等等争得不可开交，各式各样闻所未闻的新主义、新学派、新名词、新术语轮番轰炸；有的坚持把老鼠仍称为老鼠，有的一定要将老鼠改称为耗子；有的固步自封，想把原来计划经济翻新一下凑合着穿，“缝缝补补又三年”，有的追求时尚，非穿流行的名牌时装不可……但在改革第一线实践中具体操作的人们却对此无动于衷。在思想界还没有取得共识，看起来跑得很欢，却只不过是绕着操场作跑步运动时，实际操作的改革者们早已撸起袖子磨拳擦掌，真材实料地干将起来，轰隆隆地迅速地将中国大地变了个模样。

思想和实践是两层皮，即使用强力胶合剂将它们粘贴在一起也是两层皮，不过是粘在一起的两层皮而已。

中国思想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话语膨胀，却缺乏思想内涵。

过去，因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当做教条，这种科学立即变成了指令和咒语，语言和它的思想内涵脱离。林彪提出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将一门科学理论教条化、指令化、咒语化的必然结果。如今，各式各样的话语虽然经常磨擦碰撞，而撞出的火花因没有现实的物质材料燃烧不起来，又变成一种没有内容的符号在纸面上游荡。

思想界起不到指导作用，便等于思想界主动放弃它的指导权。这看来是一种不幸，却给人们腾出了思想活动的空间，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能够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的社会条件。

在改革第一线搞具体操作的人们碰到困惑的问题，得不到一丁点儿思想界的帮助和启示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有许多“思想”是在旁边“添乱”，倒不如干脆不用“思想”，走一步看一步，干到哪里算哪里，真正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者中流行的话是：有的事能做不能说，有的话能说不能做；可是，具体的事情不能不做，面子上的话又不能不说；在这个场合做这样的事，在那个场合说那样的话。这种情况拿马克思爱用的调侃的语言形容：

“写下来的是巴黎，说出来的却是伦敦！”

所以我很欣赏“白猫黑猫论”，以现实效用来判断事物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早就告诉我们，“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所以不如直接以对国家、社会和老百姓有利无利、即“三有利”来衡量旧的和新的思想，如果需要思想的话。

思想当然是需要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思想也会有的！“人，即思考者（笛卡儿语）。那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它是必然会产生并形成的。而改革开放后成长发展的新的社会现实，已经给理论家们准备好了新的理论框架。直到今天，中国才有幸走到这一步，即完全可以从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理论家们只须将改革的实践不带偏见地加以总结和提高便可作出大文章。中国近20年的社会改革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的思想界也应该并必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浩劫后的中国经历近二十年的改革，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条件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社会形态逐渐解体，新的生活条件逐渐成熟，旧的数字化生存正急剧地被现代科技所造成的全新的数字化生存所替代，那因市场经济而使“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从而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的幸运骑士”，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觅和召唤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言人。

（二）谁能充当“新的幸运骑士”的思想代言人？

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曾是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那时，一篇小小的短篇出来便可轰动世间，家家传诵，洛阳纸贵，当时人们认为中国作家很可能就是人民的代言人。其实，那不过是作家们说了人民群众“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要说又说不好的话”罢了，不是思想上的代言人而是感情上的代言人。作家们并不比一般人民群众有思想，而是比一般人民群众有勇气和写作才能，只要他（她）突破了某个“禁区”，就会成为闻名全国、众口赞誉的闯将。而那时中国社会的确需要闯将。不论现在和将来怎样评价所谓“新时期文学”，当时的中国作家绝对功不可没，在拨乱反正及改变中国社会面貌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有力地配合了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那时交口赞誉的名篇中有的也许现在看来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像古董一样，具有绝不会贬值而且还会升值的历史价值。

可是，到一个个“禁区”几乎都被突破了以后，在新的数字化生存逐渐普及到各家各户，人们开始有新的消闲方式和获得信息的来源，眼界更为开阔，自己也能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以后，作家们和文学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了。在中国当代作家风光的时候，什么“明星大腕”还未出世，今天，中国作家们已不能望“明星大腕”之项背。作家们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从此潜下心来追求自己的艺术和积累自己的素材，也最终意识到了文学虽然需要思想，但作家毕竟不能充当更不能替代思想家。

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悠久历史经验应该是我们民族的智慧，然而却常常变成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一个过分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又迈不开大步。我以为美国人之所以有较强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历史或说只有那么一点点短得可怜的历史，他们干起什么事情来才会轻装上阵，“打起背包就出发”。他们在全世界到处乱闯，即使碰得焦头烂额，也不去历史中吸取教训，因为那么一点点历史里的些许失败也不足为训；他们以实干在创造现在，让后人去将现在写成历史。而我们非常重视历史的教训，重视历史教训的前提当然首先是重视历史，但仔仔细细了几部中国史和世界史后，我常常会如梦似地溜进传统的中国玄学，衷心地折服老子的《道德经》，认为对中国和世界上的一切，最好的态度莫过于“顺其自然”和“无为而治”，对万事万物皆不用操心劳神。有道是“哀莫大于心死”，其实，如果把“心死”解释为不动心的话，读历史和国粹读得多了不“哀”心也会“死”的。这大约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反对青年读国粹的原因。

但处处存在着二律背反，正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与“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是无所畏惧的”都能说得通一样，“哀莫大于心死”与“喜莫大于心死”也相同。“心死”，也就是达到了一种彻底不动心的“大欢喜”、即“入定”的境界。所以，一种“拒绝思想”的想法常常引诱着我。同时，另一种国粹的佛家学说，我觉得它提倡的“事来则应，事过即静”，倒是更高一级的处世态度。这并非消极，绝对是一种现实而积极的心态。因为这种心态的重点在于一个“应”字上。事情来了，管它三七二十一，不瞻前（过去的历史），不顾后（将来的历史），用老黑格尔的话说，都将它看做“一种个别的情况”，“举动行事”“全由自己来考虑、使自己来决定。”（摘自《历史哲学》）

心灵不应该在历史中活动，而应该在现实中活动，去应付一件件现实的事情。读《日本历史》，井上靖说得对：“历史的讲授并不在于讲解过去的事情，而是在于培养理解现在的能力。”中国人因本国的历史悠久，是一个绝对不会不借鉴、不“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的民族。当中国人遇到“一种个别的情况”，“举动行事”“全由自己来考虑、使自己来决定”的时候，中国人不是像老黑格尔那样排斥历史的经验，而是如王夫之所言：“善师古者，旁通而善用之”，从历史中发展出一种“变通”思想。这是中国人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优势。如果拘泥于“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那我们便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能墨守成规，或是在社会完全变化了的时候仍然死抱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目光以为周围都是幢幢鬼影，“阶级敌人”无处不在，如“文革”时那样。中国人不仅会“变通”中国本国的历史经验，而且会“变通”外国的历史经验，小平同志就是“变通”的大师，这才会有今天如此良好的社会局面。

我经历了如许沧桑，或许可以用自己的经历说明一点对“变通”的理解。

（三）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

现在我想说沧桑中的一件事。

还在1978年冬天，我在就业的农场劳动改造时，听见中央发布了一份“43号文件”，是关于“右派分子”命运的，那时还不叫平反而叫“改正”。“改正”的意思是将过去对某人的处分有不适当的地方加以修改，把处分“改”得“正确”，所以多半的“改正”还留下个尾巴（此人总得有点错吧，不然怎么会受处分？即使处分不太“正确”），而对被“不正确”处分了很多年，压在生活底层的人来说，拖条尾巴也很满足了，“改正”后他（她）就成了正常人，再不是“右派分子”了。从探亲返回农场的北京支边青年那里，又听到1957年文学界的“大右派”王蒙、李国文、刘宾雁、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都获“改正”的消息，何况我这个写了首诗的“小右派”呢？于是抱着点侥幸，身上裹着件破棉袄，腰里系根烂麻绳，怀里揣着希望，手里抟着湿汗，跑跑颠颠地从我放羊的贺兰山脚下到农场场部，蹲在场部政治处办公室的门口，瞅个空子就钻进去，涎着脸皮向政工干部要求“改正”。毕竟时代有了点变化，干部也不一口拒绝，脸上偶尔还挂点笑容，可是也不痛快答复，老说“研究研究”。习惯了活动在荒漠田野，来到称为“办公室”这样用砖砌瓦盖的雪白的房间，“办公室”马上给我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像庙宇似的庄严肃穆；看惯了牛马猪羊再看人，任何人都令我望而生畏。尽管办公室里一片嬉笑喧闹，人们谈论着票券证的最新变动，可是坐在里面的人正主宰着人的命运，他们像神一样的只接受别人的请求祈祷，绝不可被人冒犯和辩驳。

他们说“研究研究”，就让他们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研究”吧，使我反复往返几十里路跑了无数次，真可谓“踏破贺兰山阙”。可是跑到磨穿鞋底，政工干部却严肃地告诉我，由于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又加了顶“反革命分子”帽子，“43号文件”与我无关，文件上明确规定，在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又连续“犯罪”的“分子”不在被“改正”之列。

我是个又连续“犯罪”的“反革命”！

“事来则应”吧。我们曾经历的一段特殊历史，你在任何一部历史教科书和上都找不到现成的经验，全靠自己来“变通”应付。“改正”的路子走不通，换条路子走！虽然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早春的气息已拂拂动人；门对我还关闭着，但社会上毕竟出现了一扇门。我必须有一块敲门砖去将它敲开。

找个什么东西当敲门砖呢？我即使一人放三群羊，超额三倍地拼命劳动，顶多获得个“劳动能手”的称号，连“劳动模范”的荣誉都捞不到，何况那年我已42岁，扛麻袋挖渠沟明显比不过小伙子了。想到我既然读了那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不妨学旧时代的寒士靠写文章脱颖而出吧。“上条陈”，不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一条走上仕途的捷径吗？于是，收工后我就躲进马棚旁边一间堆放饲料的破土坯房里（谢晋、老李准、吴天明和丛珊、朱时茂都曾光临过这间土坯房），泥地上倒置一个铁皮饲料桶，上面垫一块切菜的砧板，在砧板上铺开学生作文用的稿纸，从生产队会计那里借了蘸水钢笔和蓝墨水，大作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文章写就，除了《人民日报》、《宁夏日报》和《红旗》杂志，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其他什么报刊，文章的长度是报纸不能容纳的，就投寄给《红旗》杂志吧。做论文像封建朝代的秀才做八股文一样当敲门砖做，可想而知它是怎样的水平。《红旗》杂志不愧是党中央最高的机关刊物，它每次都很负责地退回来，并附上一封很客气的退稿信。

看来又此路不通，咱们再“变通”地换一条路！

一天，同我两次劳改都在一个劳改农场的老难友从城里来看望我，见我炕上堆了一摞退稿，翻了翻，不屑地说，中国哪有什么政治经济学？！“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就是中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学！除此之外根本没有经济的学问。你不如写点短小的文艺作品，比如诗歌之类，投寄给文艺刊物。现在又重新强调学校教育了，你有作品发表，农场的领导才会发现你还有点文化，说不定能调你到农场的学校教书。他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回族上层人士，50年代初，曾以民主人士身份任过县长，后来莫名其妙地被划入一个“反党集团”。除了没有胡子，相貌活脱是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复印件。我站在炕边的炉灶旁给他揪面片儿，他盘腿坐在我的炕头上，一手揣在怀里，一手透过房顶指向天空，他的话仿佛是来自他的阿拉对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