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私”，这个邪恶的字眼和念头，是多么彻底地在人们头脑里被清除出去，以致人们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时，都不会想到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能有一把“属于个人”的牙刷，而是大家“共有”一把牙刷。不但是生产资料，任何生产资料也与每个个人脱离了权属关系，连牙刷这样应纯粹个人专用的生活用品，也必须大家共同分享；无论什么东西都变成了不收费的公共厕所，只要蹲坑闲着，人人都可蹲上去使用。贫穷而又无望改变的现实环境，加上那种“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大大制约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国王诧异饥民“为什么他们不吃肉糜？”与饥民想象“国王大概天天吃油饼”，都是根据个人体验产生的想象极限。女青年这句话，和前面举的女文工团员陪总支书记睡觉后仅仅要求入党的细节一样，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语言、典型心态。

而经过那种“共产主义”洗礼的一代人现在已“人到中年”，正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主流。

在热烈地讨论“公有制”“私有制”的文章中，我的确孤陋寡闻，还没读到哪篇文章指出过：在中国，“私有制”意识的产生仅仅是近代的事。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奉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以君主为代表的亚细亚式的“国家所有制”。这就是今日“大自然国有化”的历史渊源。

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当然是指古代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私有制，在中国一向处于不确实状态，由此生发出在一切形式上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都是不确实的。从公元前战国时代开始，中国思想界“抑兼并”的呼吁一直不绝于耳，“抑兼并”也就成了历代王朝的主导经济思想，并周期性地采取“抑兼并”的措施。“兼并”与“抑兼并”，贯穿于整部中国经济史。“均贫富”不但是农民起义的口号，也是中国历代政府遵循“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官方经济政策。

在中国，国民的财产权，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财产权以明确的法律形式加以确认下来，还是民国时代才有的事。然而这种从西方引进的“私有制度”，在法的意识上说，并没有普遍深入到国民与官员的头脑，国民的财产私有权仍很脆弱，随时有被各种形式，尤其是由政府当局用“合理”的理由剥夺的可能。

这种认识，就是在我听了“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用一把牙刷”当天躺在土炕上百思不得其解以后，去逐渐“探索”到的。

“大家都用一把牙刷”的“共产主义”居然会令人向往，一定有它吸引人的理由。当然不会是这种连起码的卫生都不讲的社会确实美好得不得了。理由肯定在人本身，在人的意识深处，意识深处必定有漠视“个人私有”的潜意识，才会让人失去主体的重心，可能接受任何诱导倒向这边或那边，深处的被动性会变成表面的主动性。

由此联想，在50年代中期，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那么容易推行？今天我们认为那是“超前”了，是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允许的错误举措。但明明是错误，怎么那样容易就犯成功了？想正确都不行！几乎眨眼之间，全国就一片喜气洋洋敲锣打鼓地完成了“所有制改造”，难怪非常了解中国人的毛泽东要责备很多实事求是的党政领导人是“小脚老太婆”。“所有制改造”的速度快得大概连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政领导人都意想不到，终于暗自惭愧，觉得还是毛主席老人家“正确伟大”，更为“一言堂”专制奠定了心理基础，给以后接二连三的错误铺平了道路。

农民和工商业者为什么会那样轻易地放弃他们拥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农村只有少数人悄悄杀牛卖马作消极抵制，表现了中国人“我不要你也别想要”的心态。大部分农民还真像当时一幅招贴画表达的那样：“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尽管恋恋不舍，终归还算主动地把自己的牛马骡驴牵进“农业合作社”的圈棚。有的地方还举行集体烧“土地证”的仪式，这一烧，等于宣布与自己的土地永远告别。说这是出于农民和工商业主对党和政府的热爱、对毛主席老人家的崇敬、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就高高兴兴将自己的财产双手奉上，这个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说是由于政治的压力也很勉强，中国的“合作化运动”比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大动干戈的“集体农庄运动”要温和得多。

读了一些历史书后，我才得出上述结论：漠视个人所有权即私有制，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这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性格。因而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理解为什么“文革”的宣传能深入人心，能令人丧失理智，说今天仍有市场也未尝不可。“文革”中一说“抄家”，全国马上闻风而动，抄家抄到扫地出门的地步，竟然没有人觉得剥夺别人的合法财产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对的，不像本世纪30年代的德国剥夺犹太人的财产还有个渐进的过渡遮掩阶段，这种奇迹必然有它内在的道理。道理就在中国国民集体潜意识中缺乏私有财产观念。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文革”在中国发生有它的合理性。任何国家即使前苏联也不会发生“文革”，只有中国才会发生“文革”，就因为中国人有适合“文革”的心理潜在因素。

“人权，其实就是财产权。”黑格尔的话又被证实一次。由于中国人在私有财产权意识上疲软，所以人权意识也很不充分。现代意义的人权观念，是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强化，人权意识也逐渐强化，根本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强化财产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便生产和交易有个法的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锁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常地规范化法制化地发展。

不止是今天，自古到今，中国就从来没有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中国现代史评论民族资产阶级，一般的论点都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阶级，我认为不错，我进一步认为，这不仅指它数量少，财富积累不多，政治地位不高，也指它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顽强坚定的阶级主体意识。即使资产阶级，也没有坚定不疑地树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有这种观念的资产者，也是受西方教育熏陶出来的一种信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稚阶段，还没有给予这些人以“坚定不疑”地坚持这种观念的条件，他们也只好“望洋兴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阶级无论哪方面也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于普通百姓，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公——私”这一组概念中，“公”总是站在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私”必须屈从于“公”，“公”于“私”仿佛是绝对对立的、矛盾的，从来没有一个融汇的契合点；“公”总与道德高尚联系在一起，“私”总是道德卑劣的代名词，再加上“共产主义教育”，所以普遍抱着“连人都是国家的，别说财物了”这种“无私”精神。这并不是褒义的“无私”，而是人民相对于国家，一直是处在无力的、被动的与被领导的地位。

人民中的精英——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公——私”这组概念内涵的文化传统在他们脑海中的烙印更为深刻。知识分子阶层虽然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不太密切，但与私有制相关的人权意识，却应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是，与资产者一样，社会现实并没有给予中国知识分子具备充分的人权意识的基础条件，所以一般的知识分子在人权意识上也很薄弱。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从来没有起到应起的精神领导作用。除极少数知识分子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总是跟在国家领导人后面跑，缺乏个人知识信仰的坚定性和道德责任感，领导错了他也错，领导对了他才能对。而且也真的与资产阶级和农民高高兴兴地奉上财产一般，随时都愿“虚心接受改造”，把原来的知识信仰当包袱丢下，背上国家领导人教给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压力最大的“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仍是逆来顺受，只有个别人以自杀抗议，有的自杀前还要留下一封向伟大领袖表忠心的遗书。

现代意义的人权意识，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建立了财产的个人所有权之后，才有牢固的现实基础。近2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个体经济”的出现，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才有精神的复苏。这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在文化精神上的折射，不管是堕落也罢，是进步也好，知识分子才得以初步张扬出独立的个性，造成今天文化的多元局面。

目前，尚不能说这种现实基础已经很牢固，还正在发展当中。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念，一般中国人与西方国家人民群众还处在不同的理念阶段。西方国家与我国的交往中总在人权上做文章，除了特殊的政治原因，其实他们还不了解这并不完全是政府的事，整个中国社会的人权观念还有待进一步成熟。在现实条件没有将人权观念孵化脱壳之前，谁来打抱不平都显得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而一旦脱壳之后，谁都不能将它压制了。

（六）国民集体潜意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现在，话再说回来。本来就不强的私有观念又经彻底消除后的中国人，即想象“到共产主义大家都用一把牙刷”的那代人，在当今社会已占成年人的大多数。并不是这代人真正“大公无私”，具有“共产主义精神”了，而是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总摆脱不了“私”字却又对“私”字特别敏感和忌讳。从中国出现“政治运动”直到“文革”，中国人的心态始终处在一种人性的自然要求与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不能很好地“磨合”的矛盾当中，而“思想解放”又谈何容易。于是这代人中“富起来”的部分，对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心里也犯嘀咕，有朝不保夕之感，还没“富起来”的部分，更对私有制抱歧视态度，但决不会拒绝自己也“富起来”，所谓“中国人特别有‘红眼病’”由此而得。

我曾看到一份北京市某社科单位作的社会调查，问卷有一题是：“你认为现在富起来的人中有多少人是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竟有56%的回答是“大多数”，依次的回答是“多半人”、“一半人”、“很大一部分人”，回答“少数人”的被调查者不到十个百分点，回答“极少数”的一个也没有。

这也让我吃惊。我特意找来当年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查了一下。据统计公报：1995年农村居民人年均收入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了近12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年均收入增长了9倍多；1994年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是近年来最大的一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1995年有所缩小，为028；据抽样调查，1989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前10%）与最低收入户（后10%）的收入比为3277倍，1994年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也不过为38323倍。这说明近十几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而不是部分人得到提高，收入差距在一般性上说并不悬殊（当然要把个别户、个别人除外）。有关十几亿人、几亿家庭的生活状况，应该说“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仅是“富起来”的人中的“少数”。这“少数”也有几千万人之巨了。假如“富起来”中的多数人“靠不正当手段致富”，中国早已天下大乱，而且经济也不可能如此快速增长，因为“不正当手段”并不能多创造出财富，不会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只是在创造出的现有财富中互相诈骗和掠夺。

我们应该承认《公报》是基于数字统计作出的较科学可信的归纳，那么，调查的结果怎么会与事实相差甚远？一方面有个空间差异，被调查者身在北京市，仅根据观察自己周围人物得出这种结论，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被调查者带有极大的情感宣泄和对“私”与“分化”的特殊敏感。这种情绪是普遍的情绪。

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和国民“集体潜意识”的背景中，推出“个体经济”，倡导“多种经济成分”，是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方法的。现在中央各种政策文件上，将私有经济，实际上是私有制称为“非公有制经济”、“民间企业”、“民营企业”等等，这点我倒理解，如同把失业不叫失业称为“待业”，涨价不叫涨价叫“调价”一样，是一种软化的、减少刺激的舆论手法。

公开提倡“私有制”，今天在中国仍然是触犯“集体心理禁忌”的。

作为一个写的作家，我不关心将私有制称作什么，叫猫也好叫咪咪也好，为了顺应国家和历史的迫切要求，又须避免过分触动国民的“集体心理禁忌”而把私有制运作到市场上来，是政治家的事，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不能把私有制称作私有制，因为这才是中国人心理深层次的问题。正因为中国人心理深层次有问题，所以历史上才有连翩而来的语言游戏。中国人喜欢在语言中享受，语言也就尽量满足中国人。可是，人总需要有一点清醒，语言的障眼法总有一天会使我们碰壁，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给改革造成了障碍和混乱：

一、就是我前面说过的，私有制的不确定性，在大多数“富起来”的人中间形成消费狂热。消费狂热，部分出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和禁欲主义中一下子“富起来”以后，对享受的尝试及炫耀财富的暴发户心理，但更大程度上却是出于对再次失去财产的恐惧。

自1949年以后，我国的政治教材一以贯之地明确规定私有制含义是指生产资料而言，不包括生活资料在内，无形中告诉人们，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是最保险的，这就不能阻止“富起来”的人们为保险起见拼命在生活资料上花费。股票市场和“房改政策”出台以前，中国就兴起了“超前消费”现象，多半由这种心理所驱动。在与大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和就业不足的同时，“超前消费”大量引进了西方生产的高级消费品、高级小轿车，还把中国大中小城市都变成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除少数大城市和特区，一些中小城市及县城发挥的并非生产功能而是消费功能。至少在城市里，似乎很多“富起来”的人们只追求自己能成为“花花公子”。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恒产”的保险系数不大，“恒产者”也不会有多大的“恒心”，还不如先花个痛快。于是，由先“富起来”的人带头，使还没“富起来”的城市人也迷迷糊糊卷入花天酒地之中，造成一种普遍的享乐糜烂风气，既令一部分年轻人迷失了积极的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取向，又给干部官员的腐败准备好了腐败的氛围和场所。

二、因为在生活消费上投入过多，势必削减了在扩大再生产上的投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数上的加减关系。如果我们将“个体”、“民间”、“民营”这类企业业主用在生活消费和用作扩大再生产上的费用经过调查统计出一个比例，会发现我国私有制企业业主在扩大再生产投资与用在生活资料消费上的投入比，要超过西方国家的企业主。当然这里是指投入比而不是绝对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