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县官不如现管”。基层办具体事务的干部自有他（她）“基层”的素质，他的工资收入几乎会引起你的同情，你很难对他（她）高要求，他（她）的办事能力、理解能力、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常常还不如你，再加上中国一贯有“阎王好见小鬼难挡”的传统国情，你不如付费了结，达成交易省事，你甚至会为达成这笔“权钱交易”而高兴；二则，“法不责众”一向是中国的政治传统，轻微的违法犯罪数量一大，低素质的无能干部人数一多，在执法力度不强、人民群众普遍缺乏法制观念的时期，也易于取得群众和上级无可奈何的默认，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其他强有力的前任上级领导已经屡治屡败，以致上级拿下级没有办法，望“贪”兴叹，望“无能”兴叹；令不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终于造成现在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上级很难推动下级去展开工作，很多事情要上面“哄”着下面去办，紧急的事情只好由首长亲自去开“现场办公会”。“工作动员会”往往成了“说好话会”、“许愿会”、“商谈条件会”：“你上面不给我这样那样的条件、不答应我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下面就办不了！”撤换干部吧，换人不换马，速度不会加快。有的上级领导还以为某些下级“吃”饱了，也许情况能有所好转。于是处处都雁过拔毛，人人都“吃”，犯法出事被抓起来的，多半是“吃”饱了还贪得无厌的干部，会“吃”的人是“少吃多餐”，饱了就知足，适可而止，然后想法调动到其它单位再慢慢“吃”。如你有机会与上级见面申诉，上级还可能会对你摊开两手摇头叹道：“你就那样做吧！有什么办法呢？”

在此“国情”中，高层领导人和模范先进典型的事迹都很难起到示范带头的教化作用。不说别的被树立起来的优秀干部的高大形象了，一代伟人、人民群众仍然热爱的毛泽东，简朴到睡衣上补丁叠补丁，吃碗红烧肉就算奢侈，在他老人家生前大家还不知道，老人家去世后尤其在近年来宣传得妇孺皆知，有的人听了都掉眼泪，其感化强度应该是任何模范及先进典型都无可比拟的吧，但又有多大效果？大家心里有数。同时，抓“大老虎”也难以起到警戒作用，遏制腐败现象，很多干部都以旁观者身份把抓高干中的“大老虎”与高级领导人的风范并列，全当热闹看。

现代“中国国情”的腐败是从基层蔓生的遍地杂草，是土壤性问题，是根植于制度的历史中的，不像旧时代阶级社会中那样是从社会高层带头开始的。封建社会，尽管历代开国之君都曾像唐太宗似地不断告诫他们的继承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但极少继承人能坚持不渝地奉行禁欲主义的教条，最终总是弄得国亡家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因为王权制度本身就埋伏下了高层腐败的种子，决定了高层非腐败不可，不是任何道德说教能够防止得了的。

插个小插曲：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干部的确是经济的“圈外人”，一次他们去商店买几箱肥皂粉准备分发给大家当福利，售货员开发票时问写多少钱，两人说是多少钱就写多少钱嘛，售货员诧异地朝他们白了一眼，笑了笑说：

“你们俩大概有‘病’！谁都要多开点的。”

这现象就在北京——“首善之区”！作协那两位当事人还当做新鲜事告诉我，我也笑，我笑的是他们无知：多开发票、多报销现在在中国已经是家常便饭，北京地铁车站里就经常有专卖发票的人出没，生意还很好。大大小小贪官污吏遍布全世界，哪国都有，唯独这种将正常交易视为“有病”的社会现象为“中国一绝”。人人都有机会贪污，小额非法收入已经被视为“正常行为”。这不仅对国有经济损害极大，而且对民间企业甚至个体经济，即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有威胁。这是遍及整个社会经济的霉菌。

“权钱交易”的社会风气得以出现，在于开始时这种交易中有很大部分买方所提出的都是正当要求，绝不是非法要求。很多该办、该速办、该正常办理、该依法办理的种种正当事务，在受到“不办”、“缓办”、“不正常办理”和“不依法办理”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易取得完备手续的。这就是“中国国情”：在低素质、不讲效率的干部官员面前，解决正当事务也必须有附加费用或附加情感（“拉关系”）作为推动力。发展到一定时候，不合法的事情就“搭便车”，乘虚而入了，以至“搭便车”的乘客最后成了主要乘客。

也就是说，干部腐败表现之一的“权钱交易”现象，是在追求工作效率的过程中成长壮大，取得“合理性”外衣的。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效率和效益成为主要追求目标，“权钱交易”就更为泛滥。在如今一片高昂的“反贪”声中，许多民间企业家、个体经营者直到普通老百姓甚至国有企业的某些干部官员，仍私下认为有“权钱交易市场”比没有“权钱交易市场”可能对加快经济发展更有利。西方经济学的“寻租理论”，在中国随处能找到实例，一方面“反贪”，一方面仍有不少人在四处寻找权的“卖方市场”，情愿花钱办事。这听起来非常荒唐可笑，但其中饱含了经验的无奈和悲哀。

这才是当今中国反腐败行动中最大的也是最艰巨、最长期的任务！

你不信，如果没有其它方式方法从根本上、从制度上提高干部素质，将工作效率提到正常水平，今天就立即全面制止（姑且假设真能制止住）所有形式的“权钱交易”，我国有相当多正当事务的办理速度，至少会慢下半个节拍，该一周解决的要十天，该一月解决的要一个半月。有了“权钱交易”市场，该一周解决的快的会只用五天，该一月解决的搞得好半月二十天就能见分晓，至少可以如期得到结果。

“权钱交易”的根子之一，是由于中国干部官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办事效率低，速度慢。

这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中的懒惰和懒散习性造成的，仍然是历史性制度性的结果。

如果要谈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体制下，处于弱势，所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知感恩戴德的民族，是最“善良”、最有人情味的民族，是最怀有“盼望救世主”心态的民族，别人稍微给点好处就会记在心里并马上想到怎样回报，“一饭之恩必偿”是传统美德之一，会比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还记得牢。举常见的例子说，中国各医院、招待所、公交部门直到为公众服务的公安机关，（连有的县、镇国营商店）墙上多半挂着群众赠送的表示感谢的锦旗，红红绿绿，琳琅满目。人大、政协这样高级庄严的会议，开完会后，代表委员们也会给各自居住的宾馆服务人员写封感谢信用大红纸张贴出来。感谢信都出自国家精英、“大手笔”之手，平时那是一字千金的。这种情况在外国极少见，西方国家更见不到。因为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消费者权益意识薄弱，纳税人权益意识更缺乏，国家主人翁还没有进入角色，离真正坐上头把交椅还有段距离，于是很多行政事务商业行为就混淆在“人情”的施恩受惠当中。

拿小事说吧，在发达国家购物，售货员要对顾客说谢谢，在我们这儿，顾客会向态度好的售货员说谢谢。更别说干部官员“为人民服务”，政府为老百姓做了好事实事，在施与受两方面都会下意识地当做“恩典”了。政府应该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如失业救济、养老补贴、贫困救济、物价上涨补贴、公交补贴、住房补贴、特困学生助学金直到“安居工程”等等，宣传媒体都有意无意地当成政府的恩惠加以报道，得到好处的人民群众一律要表示感谢。中央电视台在某一年春节期间的新闻联播中，居然将某省省长下到贫困户发放救济款，贫困户给省长下跪的镜头也闪出了一下。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大氛围，给一些干部索取“施恩”的回报提供了心理准备，不少老百姓也认为合理：“某某干部对咱们这么好，不‘意思意思’过意不去。”这也是造成今天“权钱交易”的一个民族心理根源。中国干部官员当中的腐败现象，是在一种上下互动力量中自然促成的。

总起来说，由我国特殊的意识形态、民族心理、制度体制等构成的特殊的社会文化大氛围中，在高层干部中较易产生权力膨胀，而在中、基层干部官员中却较易产生权力腐败。

（四）败坏干部素质的历史性因素

我一再申明这是一部个性化的散文文本，是纯粹从个人角度作的观察与思考，谈不上有什么社会科学的严谨性，更不想貌似社会科学著述。从1979年有权利并以文学创作为职业后，我较多的是古今文学作品和著名哲学家的代表著作，填补前二十几年所缺的文学课。1992年才开始注意有关世界和中国社会的评论文章和报道，平时浏览了也不过获得一些印象，从不有意收集材料或剪报，更没有做成卡片以备参考。我知道作社会科学性的研究不是我的专长。但我要请读者相信的是，我从1992年底“下海”以来，在社会的各色人等中穿行，确实有许许多多亲身感受。所得到的感性知识，决不是坐在书房里靠广泛或作家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地“深入生活”能体验到的。因而，这部书也许有很多缺陷，但某部分的真实性是不可忽视及无可怀疑的。写到有关干部素质这一章，我不想罗列实例，罗列实例也没有多大意义。我“忧思”的是制度性问题。我想这部书倘若有点价值的话，应该是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体制改革方面加入一个作家的声音。

怀有“中国情结”不等于就能正确认识中国，在探讨历史因素与制度性因素上，我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片面、偏执或迷惘。但一个作家、并且是亲自在市场经济建设中“摸爬滚打”过的作家的看法，也许会比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多一点感性，距离现实生活更贴近一些。干部腐败的最主要根源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尚缺乏有力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尽人皆知的共识。在这方面不用我多嘴，再深挖也没有新意。这里，我仅从我的感性上提取认识，有些认识可能和人文科学家的论断有些不同甚或相反，这就或者能补充学者们科学著作的不足，或者使他们的科学著作更为全面充实，如果他们愿意作为参考的话。请人文科学家将我这部书当做“田夫献曝”吧。

中国干部素质，始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

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干部是坚定的革命者。经历了一系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考验，造就了一代担“大任”者。其数量之众、品质之优，是历代农民起义后的新王朝政权，以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权的执政者都无可比拟、望尘莫及的，更不用说国民党政府了。那一批优秀人物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成长起来的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百年来苦难历史自然地在各阶层中择优汰劣出来的结晶。也许这批人对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很陌生，很外行，至少是不熟悉，但凭他们对革命、对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忠诚，也能做出空前的卓越成绩。1949年后有一段时间，是中国自古以来“吏治”最好的时期，至今还有很多老人缅怀当年，心向往之。

然而没料到的是，使这批宝贵的优秀人才在品质上“滑坡”的不是金钱物质权势的诱惑，《甲申三百年祭》警告的情况并未出现，也不是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出生于农村而对现代化建设的生疏无知，更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鼓舞在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在他们逐渐熟悉政治管理，熟悉本行业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一次次政治运动破坏了他们最重要的人格中心——诚实，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历练出的最宝贵的实事求是思想。

世界各国都发生过并正在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世界政治史就是世界政治运动史，政治就是在政治运动中进行的，社会制度就是通过政治运动而变化改进的，这本无可非议。合乎历史潮流，在社会中自然涌现的政治运动，对对立的双方都会起到磨砺作用，参与政治运动的人都会获得有益的政治经验，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精明。不管政治运动的结果谁胜谁负，包括负方的经验、经历、教训、事迹等等，都会成为历史果实变成后代人享受的精神遗产，使整个社会文化大氛围更为丰富多彩。

但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全部是自上而下地以党和政府的行政宣传组织手段发动起来的，并非政治运动而是运动政治，并非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本来，新中国成立后，完全可以自行制定各种规章法律，按照体现着新政权领导者的意愿的规章法律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新政权领导者的意志贯穿在法律当中，“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新政权的领导者的意志治国。遗憾的是，新政权的领导者连自己制定的规章法律也不遵守，用“运动”的形式来代替正常管理和正常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的农村“合作化”、“工商业公私合营”改造直到工业生产中“厉行节约”这一细小环节，也都采取运动的方式来推动。

这种“政治运动”成了极为特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管理方式和领导方式。说它“中国特色”，因为其它国家包括苏联也没有，斯大林时代整肃异己，也还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前苏联的“五年计划”是决不能轻易修改的，“计划即法律”是斯大林的名言之一。而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在国家制定的“五年计划”正常执行的过程中，经常***他发动的“运动”而改变多项指标，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说它“极为特殊”，是因为中国古代也未曾有过，中国古代的帝王从来也不用假手“群众”来铲除异己，平定结党谋叛或制造冤假错案，“朕”一人就完全包办了。

现在很多评论者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宣称过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加上他在历次战争中的战略随时灵活变化上表现出的个人高度智慧，在随意性皆获成功中显现了他的个人风格与个人天才，于是认为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无法无天”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性格所致。这值得商榷。我的看法是由于国家正式制定的规章法律中肯定有他老人家不太同意或不太满意的部分，没有或没有完全如他老人家的意。建国后所制定的各种规章法律包括中共“八大”的党章，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和几十年来中共党员前赴后继斗争的结果，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的愿望。他没有严格遵循这些愿望，说明他个人意识深处有他的“主义”，一旦条件许可，深处的意识便膨胀起来，以至不惜违反人民的意愿，干脆抛开规章法律自行其是，运用他个人的影响力、魅力主要是权力，通过各种“决议”“xx条”“xx号文件”“草案”“纪要”“通知”“最高指示”等等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也不能说他“无法无天”，他有他自己另行制定的一套“法”，终于造成管理上违反程序，法制上违反法理，经济上违反经济规律的种种现象。这并不简单是个人性格问题，是他个人思想意识深处存在着漠视人民民主权利和党员民主权利的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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