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在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伊始，我的理解是包括资产阶级这一‘家’在内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百家百家，无非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虽然偏颇和绝对些，却又不无道理。如果‘百家争鸣’仅限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各种学术派别、各种不同认识之间的讨论，那只能是你说这是鸡毛，我说这是蒜皮之类的争论。这种关起门来的封闭式‘争鸣’无助于认识的深化和科学的发展。所以，真正贯彻‘百家争鸣’，就必须允许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有公开的发言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也人人平等，任何人，包括资产阶级思想代言人在内，只要文章言论不是煽动国家分裂、叛乱、暴力颠覆，都有公开发表的权利。我这里说的资产阶级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所谓的‘资产阶级’帽子，中国大多数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戴过，而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我们常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前面惊惧失态，其实这恰恰是个可喜的现象，是民主的标志，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我们不断接近真理的历史时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如果只允许我发言而不允许我的对立面发言，我会感到孤独和寂寞，如果更利用已经取得的权力压制封禁对方的口，那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绝大的讽刺。我们且撇开微观的角度，上升到宏观的角度来说：在实行一国两制的历史阶段，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而台湾与大陆也逐渐有统一的趋势之时，‘双百’方针必定要有发展，要有新的内容。我们不能设想，在资本主义区域内允许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而在同一片国土上的社会主义区域内却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文学艺术视为洪水猛兽来批判查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世界面前是不具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经济政治方面可以设特区，思想文化方面不应该有特区，也搞不成特区。

在中国大陆，阶级结构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将长期存在则不容置疑。这在人口众多的人民内部，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社会越发达，思想越活跃；到了个人自由得以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众说纷坛的世界。未来我们且不去说它，在当代，我们仍将种种不同于自己思想的认识视为旁门左道异端邪说加以排斥，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模式的表现，说明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不习惯于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这种心态构成了一道观念屏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封闭性的思想体系，所谓发展，也只是内向式的、补充式的和注释式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的致命伤。同时，在现在，那种简单归纳的思想方法还遗风未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总是一切我们看不入眼的东西的冠词。殊不知，就拿我们指责的‘自由化’现象来说吧，既有出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也有封建士大夫式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更有人民内部某些人的疏离倾向以及我们尚未认识的什么新的东西的萌芽；腐朽与堕落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奴隶主和封建主在他们之前就发明了，而流氓无产阶级的堕落则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总之，在历史已经步入新时期以后，在社会结构已经起了变化的今天，在一方面敞开了国门，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实现了直接结合的情况下，我们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照人们变化着的、复杂的观念现象，把立体的结构平面化，把动态的精神世界作静态的处理，已大大落后于形势了。”

以上言论，12年前看来有点“出格”，而现实发展到今天，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所谓西方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代表”已经逐渐有了公开的发表权。12年来，各种西方过去及当代的思想学术著作，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外资的涌入一起介绍进中国，给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造成一浪一浪的冲击波，也使中国的思想学术界空前地活跃起来。尽管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个迷惘的阶段，探索的阶段，甚至有华而不实、“食洋不化”的现象，然而这种学术多元化的局面，并没有像一些同志曾担心的那样，会干扰和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反倒有力地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多色彩的理论云雾霞光中巍然屹立，显现出她一峰独秀的风姿的。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丝毫不在乎这样那样的西方学术思想的激荡。这种开放性实践性的思想路线，令中国思想学术界能立足于小平同志的理论有更广阔的眼界和参照资料，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批判的吸收，为中国改革所用，为“三有利”所用，并且已经在社会实践尤其在经济改革中见了成效。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如果不吸纳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的代表”著作，我们的大脑就会缺少一种与碘一样重要的营养成分，以致我们在“实事”的面前很难真正地做到“求是”。

如果我们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术”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又会发现，由于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极力张扬独立自主的个性，以及随着科学技术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与西方社会的结构已起了某种变化，知识本身也成了很重要的资本，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已可不再依附于某一个阶级而自身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很多思想学术理论也已超出了狭隘的阶级性，较多地具有人类的共同性意义，或是代表着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尤其是在微观的、技术的层面上的学术的理论，在专业领域内更有可能接近科学的认识。将现代西方学者的许多学术思想一律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这顶帽子已经不是很合适的了。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世界传播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呈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奉行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东欧，到本世纪80年代末纷纷解体，而从19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断地吸收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德国“铁血宰相”在普鲁士统一后就宣称“国家必须将更多的社会主义引进到帝国来”，最近出版中文本的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中也承认：“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精髓的间接传播，在过去40年中，依靠国家来采取行动对付经济和社会弊端的倾向日益流行。”以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内，竟有不少社会主义成分，使很多到西欧北美的成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游客惊诧不已。“消除城乡差别”、“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消除工农差别”以及“社会福利”、“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等等社会现象，在熟读社会主义教科书的中国人看来，除了那里不是共产党执政外，似乎那些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已离社会主义并不遥远了。

与些同时，马克思主义竟然是很多西方大学文科的主修课，许多一度被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西方学者，倒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科学而不是教条咒语，进行卓有成效的潜心研究，被他们当做非常有益的学术营养而培育出丰硕的学术成果。更奇怪的是，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作者，著名的坚决捍卫私有制和自由经济制度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家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说：“此时（1940年），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三流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而米瑟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家——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大学和知识界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瘼。”这在我们某些同志看来真是咄咄怪事，不可思议。

原来，历史发展到今天，“两个阵营”不仅在军事上解冻，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也逐渐模糊起来或说是交叉起来。因为在大大缩小的地球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具有共同性。超国界的、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严重压力越来越大，譬如生态环境问题、核扩散问题（“到处都有切尔诺贝利”）、毒品泛滥问题、有组织的犯罪问题、某种特殊传染病菌问题等等。世界再也不是那样简单化地分为两极：“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政治上呈现出一种多极化、多样性的趋势，每个国家都只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行事；经济与自然生活上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每个国家都负有责任和义务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行事；每个国家的每所研究机构和每一位学者，都已有可能以全人类的广阔视野实事求是地观察研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本国的国情，得出个人的独特观点和独特发现。

在这种形势下，尤其在数字化生存造成的信息化时代，我们仍然“构成一道观念的屏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封闭的思想体系”，既不应该也不可能。

（四）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

中国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且“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多样化以后，势必会分化出各种利益集团。中国不仅会产生并已产生出有产者，工厂工人一旦拥有股票或股权证，也会摇身一变，股票和股权证是一道灵符，贴在谁身上谁就会改变身份，或者是获得双重身份。请注意，我在12年前就写道：“有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实现了直接结合。”那时还没有什么股份制，谈股份制会更加“出格”。可是一个作家的预感有可能嗅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我可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一例。

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思想学术界敞开了有无比宽广前景的大门。各种利益集团中，肯定会出现代言人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因而中国将有一个思想空前活跃，学术五彩纷呈的空前大好局面。思想的冲突背后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调解会导致思想的中和。但也就在这种情势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有必要。我的理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政治概念，那就是我早在以上那篇文章里说的，指“煽动国家分裂、叛乱、暴力颠覆”的文章言论。这是国家社会的一道安全阀，反对这类文章言论，对社会稳定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不仅在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其他很多发展中的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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