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所造就的那一批优秀人物，不可避免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忠诚热忱有余，独立思考能力却较差，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个人权利和民主意识却较薄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看起来是林彪发明的口号，其实是那一代人的写照。所以尽管毛泽东同志很多做法从高层到基层的许多干部都不理解，但仍然能自上而下地畅通无阻。稍有疑虑者，不用毛泽东本人亲自开“现场办公会”，立即会遭到广大干部党员的指责。这样，到1957年“反右运动”后尤其在1958年“大跃进”中，说真话几乎成了禁忌，虚伪倒成了社会风尚，实事求是已经不可能，轻则被批判斗争，重者被处分惩罚，反映真实情况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险，除了极其个别的优秀分子，谁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另一些优秀人物接受了教训，策略地在保住自己地位的前提下尽量力所能及地减少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给国家民族造成损害，但到了1966年，连这点可能性也丧失了。

“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是古人的政治遗训，精通历史的毛泽东同志恰恰违反了这一条。古文“态”作“虚伪”解。“多态”在“多事”的促使下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会不会“表态”几乎成了能否当干部的主要条件；工作干得好不好在其次，首先要看“表态”，党和政府的各级会议，主要一项议程就是与会者每人“表态”。“表态”好而行迹恶劣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表态恶劣”而品行端正可能划为“敌我矛盾”。“表态”关乎到是敌是我，是幸或不幸，谁还敢说真话，敢自找倒霉地不好好“表态”？并且，可悲的是某人有了“错误”，非逼着人写“检查”，即使明明知道此人的“检查”是违心的、是假的，但只要符合上级的要求也可“过关”，就是说逼着人非说假话不可。最后发展到各地争相向毛主席“报喜”，发“致敬电”，甚至用舞蹈的形式向领袖表忠心。政治生活在人人的心目中都当成“作态”，中国政治舞台变成了“假面舞会”，毫无实事求是的严肃性可言。同时，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用“草案”“纪要”“通知”“文件”等形式为法律来管理国家事务也从那时盛行起来。国家政治失去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干部的腐败就从此开始。

在国家政治管理层面上的某些干部官员可以粗暴、可以懒惰、可以颟顸、可以无知，但却不可以虚伪说谎。世界各国只要有政府便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通病，但“官僚主义”一词的内涵也不包括虚伪说谎。虚伪说谎，不讲真话，败坏了上下级关系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阻塞了各级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沟通渠道，政治机构变成各个没有真实联系、相互之间不知真实情况的板块结构；上下级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透明度等于零，便无信任可言，任何腐败的事都可能发生。

随着老一代革命者逐渐离退，可贵的忠诚热忱品质也逐渐减少。建国后接班的干部从小在学校中、在家庭里就学会了怎样“表态”，他们就是在那种“表态”的社会文化大氛围中熏陶成长的，1957年“反右”以后，竟然可悲到很多知识分子父母教育孩子首要的训词是：“以后到了社会上千万别说真话！”

今天我们觉得“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实际上在“文革”时已达到了这样的渗透面积，只是今天买方支付的费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提高而高涨，使人民群众再也难以能容忍罢了。过去一包香烟能解决的事今天可能需要一台彩电；过去两瓶酒可取得的某种许可，今天非要四五位数的人民币不可，如此等等。我知道一件事，可作为非常精彩的细节，是任何天才的作家凭想象编造不出来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语言”：“文革”后期，一个工厂文工团漂亮的女演员，和工厂党总支书记发生了性关系，书记是有妇之夫，久而久之，书记也觉得应给予女方一点什么，便主动问她的要求，请读者猜想女演员会提什么要求。她的要求出乎你现在的意料之外，而在那时却是非常合理、很符合时代风尚的要求，她回答说：“我要入党！”后来她果真入了党。与我同时曾在西湖农场劳改的一个生产大队原党支部书记，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与整个村子的一百多名青年妇女全部有奸情（通奸而非强奸），直到搞了一个现役军人家属才被揭发出来。

过去，付费方式较为多样化：除紧缺商品、生活用品及烟酒食物外，肉体（性服务）、劳动（从给干部盖房子打家具捎带东西起草报告出主意读文件写信等）、各种无价票证、关系交换，连感情联络都可当做支付方式。在全民普遍贫困的时候，干部的欲望和胃口也不大。现在是已经简化成单一的货币形式，突出了一个字——钱！感情联络已无济于事了，人们才惊呼起来。

同时，过去买方的需求多半不太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如提干调级、迁移户口、推荐上学、荣誉称号、调动工作、请假退休、申请就业、申请住房、增加额外供应、修改家庭出身、提供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直到女演员提出的入党入团之类的事。如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买方要求，已大大有别于这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今天再不会有一个漂亮女人为了入党而“献身”了。买方的全部要求都指向经济利益，都会使国有资产和纳税人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失，这才明显地暴露出来干部腐化的严重性。

人民民主权利被践踏，党内民主生活被破坏，执政党不可避免逐渐成了一个等级森严而又封闭的执政阶层，特权意识也不可避免地滋长出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是早在70年代初就在大江南北盛行的谚语；“走后门”一词在“最高指示”里都曾出现过。特权意识和特权现象，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最讲平等的，而那时的“无产阶级政权”却把分等级待遇严格地规定到每一种实物的分配与交通工具的乘坐上，在绝对平均主义的“数字化生存”之外另立了一套等级分配体系，以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高级官员的享受即使是当时发达国家的同级官员也难望其项背；行政级别标志了全方位的享受等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我们反对的社会腐败现象，不过是往日腐败的延续及变换了表现形式，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过去所谓“不要资本主义一根苗的社会主义”未平的余波。平心而论，与过去的腐败比较起来，如今还有一点让买方周旋方便的余地。一则，如你不买那个账，顶多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办不成你想办的事情，在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今天，你还不至于被干部报复得含冤受屈，家破人亡；二则，一个农民出身的民间企业家酒后跟我很坦率地说，过去，某个干部喜欢玩女人，我要申请个摆摊的执照，我哪去给他找女人？自己老婆姐妹漂亮的话只好把老婆姐妹送上去，现在“好”了，我花两个钱就能打发他。“我觉得还是现在花钱办事方便。张作家，你说是不是？”究竟“是不是”，我无言以对。

我只能肯定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钱，已经冲破了许多森严的等级界限；钱，虽然形成了新的不平等，但有力地摧毁了旧的不平等。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五）整修“国家机器”

虚伪说谎，不讲真话，不实事求是，是上面有意无意鼓动和鼓励起来的。等到造成严重损失，问题暴露出来以后，上面倒的确有比较宽广的胸怀，将责任全部揽下。我虽然过去读不到报纸，但从“大喇叭”里从来没听到过干部官员虚报成绩、虚伪说谎、不实事求是，“表态”却不兑现而被惩办的案件。我们似乎有个对“内部人”不成文的规定或传统，或者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凡由上面导向错误和政策偏差而造成损失的，全由上面承担，下面不负任何责任。这当然挺好，很公正。然而下面变本加厉、层层加码、超过上级要求搞出的许多罪大恶极的事情，也借机一笔勾销了，执行者决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表态”后也很少查验“态”是否兑现。这并不是下面“官官相护”，而是上面对“内部人”“自己人”的怀柔政策，这无疑纵容了违法乱纪、谎言连天的反道德行为。

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文革”前形成、“文革”中发展到顶峰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真正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我相信在老一代革命者中是这样。在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现象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中恐惧占很大成分，就像原始人对大自然的风雷雨电不了解而产生敬畏，出现“造神运动”一样。另外，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卑贱者最聪明”，中国老百姓历来就有对付上面的办法：上面实行“愚民政策”，老百姓就以“愚君政策”来愚弄上面。解放后，对人民群众一系列美好的许诺全部落空，群众、尤其是广大讲究现实利益的农民怎能心悦诚服？1971年，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贫农在瓜田里跟我说过一句令我大为吃惊的话：“驴日的哄我，我哄驴日的！”使我一下子领悟到了中国当时社会真正的局面：上下互哄互骗，那种“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就是这样造成的：上下互动，共同推波助澜，会使任何事情都显得“汹涌澎湃”。

基层干部很多来自农村，与农民有着还未完全脱离的血缘纽带关系，可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在血缘上就有“愚君政策”的本能：“你哄我，我就哄你！”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再公开透明不过的了，但在一些干部还不理解、更重要的是触动他们目前的个人利益或妨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仍然奉行“你哄我，我就哄你”小农传统行为。这就是改革政策越到基层越难推行，越到基层越会变为形式主义的关键所在。

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将信作为“治民之至道”；“信，国之光也”，“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国家“无信”，就形成一种弥漫全社会的非道德化的文化大氛围。我们不能低估过去一系列错误政策给干部官员群众造成的心理扭曲；“哄”上级、虚报冒功、阳奉阴违、形式主义、不实事求是，已经深入到很大一部分干部官员的肌理，尤其在必须承担较多具体事务的中、基层干部身上。长期形成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只看上级眼色办事、随着政治运动风向转弯，早已成了整个社会的习惯，怎能在短时间中改变？

今天，我们的法律法规不能说不足，近20年来，平均十几天就出台一项法律法规，可是成文法的强度抵不过不成文法的强度，因为前者是纸面上的东西，后者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几乎成了传统习惯，几乎成了政治“风俗”。在那段历史没有到彻底清算以前，传统和“风俗”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中、基层干部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可是不管政策对与错，他们又历来可不负任何责任，这怎能使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对他们宽大为怀，不计较他们造成的后果，看起来是组织上的恩惠慈悲，其实是将下级当做纯粹的政治工具看待，这怎能调动他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本身就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上级手指头下的算盘珠，只等拨一下动一下，这怎能使他们追求工作效率？

建国初期直到“文革”，党和政府的上级对下级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组织严密，令行禁止，没有一个下级部门敢于违抗上级命令，哪怕是极其错误、让下级目瞪口呆的命令，这也是“文革”在中国大地上能迅速闹起来的原因之一。但经过一场“文革”，每个单位都可自立山头，拉帮结派成了风气，上级在下级眼里不过是随时可以“打倒”、现在是随时会被调换或到期即将离退休的具体人、自然人，把上级当自然人、具体人看待，阳奉阴违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西方被称为“官僚体系”，在我们称之为“行政体系”的结构，已被“文革”弄得松散支离，至今没有恢复。

列宁形象地将国家称作“机器”，现在中国这部“机器”的各个部件在运行中已经很不配合。本来应该操作员拉一下扳掣就要全部动作起来的，现在必须左扳右扳，弄得满头大汗才能勉强发动，像一辆跑了几十万公里的老汽车。从禁止乘坐“超标车”到“四菜一汤”这样本属于形式的细节规定，都难以贯彻到底，风一刮过，依然故我，很多干部连形式主义也不愿讲了，遑论其它。

这是我们当前必须要清除的“文革”流毒。不论你把它称为“官僚体系”也好，称为“行政体系”也罢，这个“体系”非要将它修理成一部运行良好的“机器”不可，上面一扳扳掣，整部“机器”都得灵活地运作起来，这才算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然，国家“机器”便很难贯彻最高领导层遵循小平同志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崇高意志。

也许我对反腐败的重点与许多学者的看法不太相同。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在反腐败上早见成效，我认为今天应先从中、基层开始，着重大力清理整顿中、基层干部队伍。

我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又参与了市场经济建设，有办企业的经验，亲自品尝过个中甘苦，我自以为可能比一般做资料研究工作的学者的视野稍广阔一点，体验较深切一点。凡我接触到的民间企业家、合资企业代理人、个体工商业者、工程承包商及在市场领域工作的“白领阶层”，即各种经济成分中的职员，无不向我倾心反映，他们多年来与各级官员打交道总结的经验是：中央司局级、省区厅部级、中等城市的书记市长级以上的官员，敢于接受各种形式的“好处”的人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如果和这些官员混熟了，吃饭会来的，宴会会赴约的，卡拉ok会唱的，舞也会跳的，偶然洗洗桑拿浴也未尝不可，但在公开收受财物女色上，他们一般来说有较高的警惕性。但这层官员要么不犯法，要犯就是大案，因为他的“犯罪成本”高，他有资格在“权钱交易”的市场上索取高价。

而在受“县官不如现管”的中国管理传统支配的机关结构里，聪明的行贿者施放“糖衣炮弹”的“主攻方向”多半不指向高层。他们非常清楚：即使攻克了上面，下面还有大量麻烦，所以索性把重点放在攻破“前沿阵地”的“堡垒”，即“现管”干部身上。譬如说，一个厅局要建办公大楼，决定建楼是厅局长的事，工程交给谁，建筑施工中的质量如何，厅局长未必亲自过问，也不便天天亲自跑工地，工程承包商就会向具体办事人员蜂拥而去，这时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今天活动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的人们，非常清楚谁最有“实权”。“实权”的意思已经不是决策权，而是执行权了。行贿者一般是指向“现管”的“顶限”，即机关分管行贿者“购买”的那项业务范围的主管官员，这个官员“搞定了”，受贿者甚至能当代理人，其它方面由他去“摆平”。这就是为什么在揭发出来的案件中，负主要刑事责任的多半是分管某项业务的“副”字号人物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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