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2年前我面临的一次危机

1986年，当时很著名的“改革家”温元凯先生给我来了一封邀请函，说准备在杭州召开“第二届新的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希望我能参加谈一谈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的关系。在他所订的日期我正有其他事，我回信感谢他的邀请并说明不能出席的原因，还答应一定会写一篇发言稿寄去，权当我对座谈会的支持。后来我忙自己的事，不知道这个座谈会是否如期召开，更不知道座谈会上有什么样的发言，情况如何。写好发言稿，给温元凯先生寄去的同时，我又投寄给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艺报》。不久，发言稿就以书信形式发表在1986年8月23日的《文艺报》第2版，题目是《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加了个副标题“与温元凯书”。

一年以后，引起麻烦的是下面这一大段话：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这么多困难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在这点上大多数人的认识是一致的。远的不说，在目前我国改革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被无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结构’，也即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中的保守意识，和与此相应的有形的超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所阻挠。有形的和无形的此类东西织成了一张严密的网，常常使我们焦头烂额，常常使我们寸步难行。同时，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的实施，党内不正之风盛炽，大大小小的经济案件层出不穷，其卑劣的程度和手段的明目张胆，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罕见的，它们明显地带有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极为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和气味。面对这种历史现实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再退回去重新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取得高度发展后再来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正是在这种历史现实面前，资本主义的经验对我们就尤其宝贵。列宁说过：‘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在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行政管理、人事制度、纵向的经济指导方式和横向的经济联合方式改造我们超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没有对后者的改造，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发展商品经济也会是相当艰难，在世界的挑战中我们很难取得胜利。

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这并不是我们在历史上的软弱，而是表现了我们在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革命勇气！”

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期间，我这篇文章便成了全国重点批判对象。我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成了我要“复辟资本主义”，尽管文章的前几行我就明确表明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再退回去重新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行；我说的是“参照”，而批判者却说“参照”就是“照搬”，不知批判者是没有看明白还是有意不去看明白，或是批判者另有一套破译正常文章的密码系统，无论什么文章在他们看来都是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的密码电文，上面一大段话竟被诠释成主张“全盘西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把我和“资本主义补课论”等等列为“自由化思潮”的代表展开理论斗争。而小道消息比官方态度更可怕，小道消息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靠性，也有百分之百吓唬人的威力。据说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份名单，除了开除那三位著名人物出党，下面还有20多人“待处理”，其中就有我。在那期间当然免不了要开大会小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我作为一个地方文艺团体的负责人，这时又成了“被告”，是必须参加的，每天在众目睽睽中灰头土脑地听各种“帮助”。

为了解脱我的困境和发表我这篇文章的《文艺报》的困境，当时中国作协的负责人请胡绳老出面讲了几句话，也在《文艺报》上发表出来。胡绳老大意说，张贤亮是个写的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谈社会改革的理论问题有错误，表达不准确，是可以理解的。不久，猛烈的批判又猛然刹住。远在偏僻地区的我不知为何，总不会是因为胡绳老的话吧？用“港台国语”来说，当时我真是“一头雾水”。

过去对人的批判非做出结论不可，视被批判者的态度定为什么什么“份子”，“表态”表的好还能获得免予处分。这次批判却没给我做结论，我还没来得及“表态”，就偃旗息鼓了。可是，没结论倒令人难受，好像人悬在半空中，我体会到了过去政治运动中有个词——“挂起来”的滋味。“挂起来”就是上不上、下不下，晃晃悠悠地随时有跌下去的可能，叫人提心吊胆，还不如干脆“下放”到什么地方让人感到踏实；我悟到“下放”一词其实就是“放下”，被“挂起来”的人“下放”到地上也就稳当了。过去，我从未享受过“挂起来”和“下放”的待遇，每次批判后都是立即送入劳改农场。现在回味，这构成当时文化环境的“挂起来”和“下放”等词语，真是太富有智慧了，再形象不过了！

就在我还“挂起来”晃悠着没有“下放”，也就是我的身心还没有“放下”的时候，1987年春季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会大会的新闻组却通知我去接见海外记者。我向大会新闻组要求免了我出面。我知道记者们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因为海外盛传国内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因为根据历史经验，每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作家学者头上开刀的，海外人士担心是不是这次又会重演。可是，叫我这个还没有做出结论的重点批判对象去起一点安定人心的作用，我怎么谈呢？我不愿再违心地说对我的批判于我很有“帮助”，更不能说别人搞错了，我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享受正常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弄得不好，前账未清，还“挂”着，接着又欠一屁股带两板凳债，给人提供更多的把柄。

记者招待会前一天晚上10点多钟，政协新闻组两位工作人员来我房间动员我，说：您谈这个问题最合适。我问为什么我最合适呢？回答说，因为您经过这次“批判”嘛！又说，海外记者对你比较感兴趣。我说，免了吧，这种兴趣不是读我读出来的而是我受了“批判”产生的。我还是不愿出面。政协新闻组工作人员又说，您就放开谈，报导是只对外不对内的，也就是说国内报纸不会报道的，所以您可以完全自由谈您的看法。我笑道，我正是“自由”了才被批判，现在你们二位还叫我“自由”呀！于是大家都笑，两人也就高高兴兴地告辞了。睡在床上一想，不对！仅仅海外报纸报道并不是一个安慰，难道国内读者就一点不知道海外是怎样报道的？尤其是最“关心”我的“读者”，什么消息他们看不到？翻起身就给住在另一间房的冯骥才打电话，请教他怎么办，骥才说也请了他去。“反正你不去是不行的。你什么风浪没见过，还怕见记者吗？放心吧，我给你保驾。”他说。

第二天，人代会方面由老作家马烽同志出席，政协这边由我和骥才参加，中国作协由书记处书记邓友梅出面，作为中国文学界对海外记者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地点在东交民巷中国记者协会。果然记者们很“感兴趣”，我面前放着十几部大大小小的录音机，还有两台电视摄像机。来的人也很多。主持人刚宣布开会，第一位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就直对着我问：

“请问张贤亮先生，你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什么看法？”

我想了想，回答说：“我认为，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作家在政治上会更为成熟，在艺术上会更精益求精，对生活的认识也会更为深刻。”

我只“总结”了这样三条，再下面的问题我也不回答了。我说我是来自偏远地方的作家，对一些情况不很熟悉，其他三位先生可以给诸位提供很多有趣的消息。这次记者招待会开得还不错，别的戏是他们三位唱下来的，马烽的稳重和骥才、友梅的风趣搭配得相当好，多少消融了一点海外人士对国内情况的疑虑。结果，并非国内报纸不报道，第二天，4月7号的《人民日报》头版就登了由新华社的资深女记者郭玲春采写的报道。我的回答全部如实地报道了出来。

我认为我的回答还是很得体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正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二）拜资本主义为师

从当时批判我的文章看，认为学习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可以允许的，“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就不行，更不允许“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了，这种意识仍然是清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本。当然，如果非要把我说的“参照”曲解（或破译）为“照搬”，我便没有说话的余地了。然而，如果客观地观察历史，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社会各党和各派，甚至连保皇派在内都无不“参照”着西方国家的体制制度来改造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甚至亦步亦趋，但中国仍然是中国，并没有“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他们之所以失败，在于他们是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来改造中国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站在比资本主义低得多的社会基础上来“参照”资本主义制度的。而今天我们已经站在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继承“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并一定会使这种全人类的文化成果得到更大的发扬。

就拿我们现在极力主张并急需付诸实现的“依法治国”来说，总不是古代《管子》一书中首先提出，以后又由商鞅、韩非子等人发展和实践的那种“以法治国”吧。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更接近18世纪洛克、孟德斯鸠所倡导和美、英、法等资产阶级国家实施的依法治国。不同的只是，由于反映的利益和意志有差别，经济基础有差别，我们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依法治国有本质的差别。可是在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上还是应该“参照”借鉴的，而我们“参照”后制定出的新的法律法规，将会比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更具有广泛性。我们没有也不能够“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但我们可以在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参照”和“变通”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与行之有效的政治文化成果，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制度，实行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拒绝资本主义文化和经验，关起门来“唯我独革”的时代，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制定的一些“刀把子”式的法律都遭到破坏，整死国家主席都不用经过法律程序，何况一般老百姓！那段惨痛的历史已经给我们昭示了拒绝和排斥资本主义文化和经验的教训。

我们现在发现了市场经济不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而单纯拿市场经济来说，西方总比我们早搞了几百年，在这方面，我们倒是应该老老实实地拜它们当老师。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与国际社会接轨，司法制度将越来越趋严密而注重程序。如不“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我们怎能两手空空地闭门造车，制订出《行政诉讼法》、《行政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经济合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师法》、《广告法》、《专利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险法》、《著作权法》及有关管理金融和海关的种种法律法规？

（三）开放大脑

我觉得没有必要公开向胡绳老表示感谢，虽然我心底里对他怀着很深的敬意。因为，最主要的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学者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了。一展开批判，被批判者便任人宰割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尽管当时甚至现在还有人盼望再搞政治运动，尤其是一批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痛感自己“失落”、力图在自己熟悉的政治领域（说穿了不过是旧的理论领域）里一显身手、再露锋芒的人。

可是我一直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无形的压力。所以用了两个“无形”，指的是一种弥漫于周围的空气。风雨消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国外一些人仍然以为我是什么“代表人物”，或者错误地垂青，或者错误地避嫌，弄得我如芒在背，可是谁也不再提这事，处于一种“谁都心里明白”却其实谁都不明不白的“中国特色”状态。惊险的枪战片第一次看很有味道，第二遍第三遍看不但无趣，简直就成了荒唐的闹剧，没人再理会制作这部惊险片时的辛苦。如今我在此旧事重提，也许有人会觉得很无聊，没有人会觉得我在那时冒着风险敢于写这篇文章需要足够的胆识，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证明我当时的意识是“超前”的。认识到一个作家从个人的直觉而非完全从理性的研究出发也能得到一定程度接近科学的认识，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纯理性研究可能还是有帮助的。

就在1986年8月发表的那同一篇文章中，不知怎么，批判者却漏批了以下这一大段话，他们好像只迷上了“给资本主义‘平反’”，一叶以障目了。我写这段话，似乎预见到转年要来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准政治运动。如今，我仍然认为我这番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12年后的今天旧话重提，并非老调重弹。现在我将这一段原文抄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