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体制，与马克思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相似处，也能够使“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不然便不能显现出在人的价值体现方面，商品经济也大大地优于计划经济。目前，一方面，社会上有大批下岗工人、待业工人、隐性失业工人和贫困地区生活困难的农村人口，另方面，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正在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而农民的分化是现代化必要的前提；同时有很多工人变成了小业主及智力型职业者，也有许多工人下乡当了农民，还有一些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科技人员摇身一变成了“民间企业家”。中国目前的所谓民间企业，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私有制经济的生产和服务，占中国很大一部分经济产值，支撑着中国一半天空。

阴暗面和光明面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把那些“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召唤到社会主义市场上来，成为“新的幸运骑士”，也有许多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在经济转轨中或由于其它各种原因而恶化，就是说，中国目前正在开始形成新的社会关系。我们必须承认、正视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认识和正确对待这种新情况。尤其在当代，信息、知识、智慧、谋略等等脑力劳动都会转化为有形的财富（比尔·盖茨就是通过脑力劳动的生产成了当代世界的首富），或是在劳动力商品化中提高个人的劳动力价格，或是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很贵重的资本，所以，不仅当代中国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已完全不同于19世纪、20世纪前期，更不同于我们前20多年在“文革”时理解的那种影子式的“阶级关系”，而且西方国家的阶级关系也与19世纪、20世纪前期有别。所以，我们对“富起来”的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群体，不用害怕其“富”，也不用害怕“分化”。我们应该注意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屡次告诫我们的是防止“两极分化”而不是“分化”。小平同志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就意味着承认“分化”。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如果富的更富，贫的也能跟着富起来，至少是“脱贫”，这样的“分化”应该鼓掌欢迎。

“分化”是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不然只有大家“均贫”，再回去吃大锅饭，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日子。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谈到这问题时的重点，总是放在“两极”上的。

“两极分化”不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防止和避免的，也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采取各种法律手段防止和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使“富起来”的群体对社会尽到他们应尽的社会义务，另方面要采取各种手段完善社会福利措施。更重要的是要宏观上必须使各阶层之间和谐、合作、互助互动而又开放，并使各阶层所有的人在法律上真正享受一律平等的待遇。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界线必须是垂直的而非水平层面的，并是呈网眼状的筛子，在社会的急剧旋转中，哪怕一个工人农民因发明或辛勤劳动、乃至是在股票市场上精明的投机而暴富，第二天他便去开公司工厂农场；哪怕一个“民间企业家”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在市场竞争上失败，第二天他便去跳楼。

1994年，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由于我们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是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文学性代表团，我的三部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已被译成希伯来语，仅《绿化树》一书在5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即发行了4000册，所以很受以色列政府和民间重视。以色列没有文化部，我们是由以色列外交部接待的。以色列只有两个电视台，第一电视台和第二电视台。访问中间，两个电视台同时对我用直播的方式进行采访。那天夜晚，也算是电视的“黄金时间”吧，在演播厅里我面对着两台摄像机，与主持人对话。译员是以色列方面安排的，她不在画面里出现，坐在导播室通过我与主持人戴的耳机做同声翻译。据说主持人在以色列电视界很有名望，采访过许多来以色列访问的外国重要人士。开始，他提的都是对中国文学和社会的一般性问题，从提问来看他的确知识面很广，对中国也不陌生，能把对以色列观众说来较枯燥的对话主持得生动活泼，饶有趣味，20分钟的节目眼看很顺利地就快结束了，最后，他突如其来地问我：

“张贤亮先生，你是一名共产党员，近年来你以作家的身份走访过很多西方国家，请问，经过比较，你究意是认为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这已越出了文学和社会的一般范围，是直接针对我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个人信仰来的提问。这并不表明主持人有什么恶意，西方现场采访的电视节目必须要给观众有点刺激，最好是令被采访者难堪，观众才会有兴趣。在电视摄像机前，我不得不配合主持人，现场采访其实是一场戏。我莞尔一笑，回答说：

“这个问题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成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会做这种比较。因为我们共产党人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流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是奴隶主义社会，奴隶社会以后是封建社会，当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替代，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就会自然地出现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像春天以后是夏天，夏天以后是秋天，秋天以后是冬天一样。你不能比较到底是春天好还是夏天好，或说是秋天就比冬天好，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好处和特点，不管人认为好不好，每个季节都必然要来临，你也必须去适应它、度过它的。”

紧接着，他又问道：

“请问，你是名共产党员，可是听说最近你又办了企业，成了资本家，这如何解释？”

只剩下一点时间，无法跟他详细解释我这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我“下海”有我做为作家的特殊目的，不完全是做他理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家。但我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很好，给了我一个介绍中国的机会。在中国，现在的确有很多不任公职的普通共产党员雇了工人，当了小业主或被称为“民间企业家”的有产者，有不少这样的共产党员“民间企业家”还在各地地方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于是，我款款答道；

“不错，我这个共产党员还是个资本家。这是由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譬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必需在身上多穿一件衣服，可是到了春天，不须别人说，我自己就会把衣服脱掉一件的。”

事后，我的同行者们（诗人张同吾、家张宇和翻译钮保国）认为我有急智的口才，能化解难以回答的问题，仿佛我的回答仅是一种应付外国记者的外交辞令。但实际上这的确是我本人的观念，回答是恳切而坦诚的。只有恳切和坦诚才会有效果。第二天，给我们开车的以色列外交部的司机，一个高大健壮的犹太老人很高兴地对翻译钮保国说，他昨天晚上看了我讲话的电视，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

据说，最近因文物资料的新发现，过去我们倒背如流的“社会发展规律”可能会有某些修正。我认为那顶多是在年代分期和社会形态方面。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准，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社会发展规律，大致上是确定的。不管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社会一定要照这样发展并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

（六）“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发展到今天，我想是极少有人能够在20年前预见到的。在80年代，到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见了一些关心中国的外国朋友和华人华侨，在公开讨论会或私下交谈中，当前的中国自然是离不开的话题。很有些人为中国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和纲领而担心，有的人甚至认为很“荒唐”至少是很“奇怪”的：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什么“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简直闻所未闻！1984年在北欧某国，一位早期出国的老华侨还对我伤心地预言，中国的改革是“盲人骑瞎马”，非掉进深渊不可！

这很正常，因为人们从历史中读过太多的豪言壮语和宏图经纶。近代中国每一位领袖人物，在准备革新、革命或准备建国而“八字还没有一撇”之前，就勾画了革命成功或建国后的理想中国的蓝图。从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康有为的《大同书》及变法方案、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直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人们惯常认为这些是一个政治家上台之前必须演唱的序曲，用以号召大众跟着他走；那是行动的指南，没有指南怎能行动？事先没有建国的蓝图怎能建国？一般人都认为领袖的憧憬便是所有老百姓的憧憬，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领袖将他个人的憧憬强加给老百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于先验论的思维模式，在近代尤甚。

每当这种场合我就提醒他们，请他们回忆一下，有哪位政治领袖人物实现了他事先所做所说的伟大梦想和理想？更多的情况倒是和他的愿望相反，历史出现了他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哪一位成功的领袖人物不是因“摸着石头过河”而成功的？对那位“盲人骑瞎马论”者，我说，古今中外很多伟大的政治家也许是眼明耳聪的，但骑着瞎马走着一条陌生的路，还有许多政治家骑着眼明耳聪的马，本人却两眼昏花。人们总是以为自己这一代已经认识了世界和社会，人们总是以为科学的发展到这一代已达到了顶峰，是“终极知识”或“终极视域”，人们总是以为他们可以总结以前的历史了，并在这个“顶峰”上规划未来，而现实的继续发展却总是否定之否定，在不断的否定中前进，“顶峰”之外还有“顶峰”，这形成哲学中的“不可知论”永不可破的客观基础。我们现在索性以为前后左右都一片漆黑，马也是瞎的，人也是瞎的，世界又是漆黑的。您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这不靠“摸”还有什么好办法？这就是“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它自己来考虑、使自己来决定”。

问题是一定要先摁着了一块稳当的石头再去寻摸下一块石头，千万不能人还没有站稳就两手撒开石头乱摸。

踏踏实实才能实事求是，也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踏踏实实。说到这里，我想起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话，也许在现代还有参考价值。

“事来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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