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之后，银行开始恢复借贷。公司开始找到了运转所需要的融资资金。影响市场的恐慌慢慢退去。虽然我们知道将要面临一场艰难的经济衰退，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压力减小了。几个月来，这是第一个我不用疯狂打电话的周末。自信作为强有力经济的基础慢慢恢复。

这场金融危机是国际性的，其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决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处理这个问题。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混乱开始了。尼古拉斯·萨科奇，这位活力四射、一贯亲美的法国总统，敦促我召开国际峰会。我慢慢开始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邀请哪些国家。我听说一些欧洲领导人希望我们召开七国集团峰会。但是七国集团只占了全球经济总量的23。我决定召开一个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个集团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活跃的经济体。

我知道想要这20位领导人达成共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通过努力工作，和施加的一些小小的压力，我们终于还是成功了。11月15日，参加峰会的所有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声明写道：“我们的工作将遵循一个共同信念，即市场原则、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受到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将培养活力、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些是经济增长、就业和减少贫困所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代表90%经济产量的国家能够在解决危机的原则上达成一致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和大萧条的时候不同，那时世界上的各国都自顾自。华盛顿峰会建立的框架持续指导着全球经济合作。

经济峰会并不是11月份最大的事情。11月的大事发生在4日，参议院巴拉克·奥巴马被选举成为美国总统。

我支持的一直都是约翰·麦凯恩。我认为在全球战争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他接任总统工作更为合适。我也没有为他进行宣传，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忙于处理经济问题，但主要原因是他并没有要求我这么做。我理解他需要显示独立性。我也料到他会比较担心如果我为他宣传会影响选票。我觉得约翰和我疏远看上去就是自卫。我很自信我本可以帮他。但是这个决定权在于他。我很失望自己没能给他提供更多帮助。

经济不是唯一对于共和党候选人不利的因素。就像1992年父亲的竞选和1996年鲍勃·多尔的竞选一样，约翰·麦凯恩的政治年龄太大。麦凯恩72岁，比我大10岁，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候选人之一。选他当总统意味着选了更老一辈的人。相比之下，47岁的巴拉克·奥巴马代表了新一代的领袖。他对于50岁以下的选民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他的宣传非常聪明、有组织并以高科技为支持，吸引了很多年轻选民去投票站投票。

奥巴马胜出越来越明显时，我开始思考如果一个非裔美国人赢得总统大选意味着什么。大选几天前，我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位非裔白宫后勤人员带着自己一对6岁的双胞胎儿子到椭圆形办公室拍照留念。其中一个孩子扫了一眼办公室，脱口而出：“怎么没有巴拉克·奥巴马？”

“他还没成为总统。”我严肃认真地说道。

选举当晚，看到电视上哭泣的黑人男女，我很感动。他们中的不少人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

我致电当选总统向他表示祝贺。我同时致电约翰·麦凯恩告诉他他很出色，已经为这次选举做出了最大努力。他们两位都彬彬有礼。我告诉当选总统我欢迎他入驻白宫。

我放下电话时，祈祷下一任总统执政期间，一切顺利。我想到了我最喜欢的总统名言，那是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写给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信中所写的：“我祈求上天赐福于这座房屋以及在房屋里居住的人们。希望这里居住的每个人都是诚实和智慧的。”亚当斯的话被刻在国家宴会厅壁炉的架子上。

2008年大选之前，我就决定：一个彻底、有序的交接是我的工作重点之一。“9·11”之后的第一次政权交接可能是美国比较脆弱的一段时期，我觉得我有责任让我的下一任顺利地入驻白宫。交接是由乔希·博尔滕以及他的一名副手，还有我能干的前任私人助理布莱克·戈特斯曼（bkegoesman）负责的。他们确保有人给当选总统和他的团队做简报，能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交流，并在新的部门给他们办公空间。

交接中包括了经济政策的过渡。金融危机带来了最后一个决策：我们到底怎么处理每况愈下的美国汽车行业？三大汽车公司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很多年来都问题重重。几十年来差劲的管理决策使得汽车制造公司背负了医疗和养老的巨大包袱。他们察觉市场变化的速度也很慢。结果就是，这些公司在产品和价格上都被外国制造商击败。

经济受到冲击时，汽车销量下降。信贷市场的冻结停止了所有汽车贷款。9月和10月股市崩盘时，汽车股受到重创。这些公司的现金余额减少到非常危险的水平。他们对在私有市场融资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2008年秋天，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戈纳（rickwagoner）要求联邦政府提供帮助。他警告说通用可能倒闭，之后其他的汽车制造商也会相继倒闭。我认为在竞选之前提出破产警告不是一个巧合。我拒绝在大选之前就汽车行业做出决定。

大选6天后，我和当选总统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奥巴马彬彬有礼，很有自信。他给我的感觉和8年前欢迎我入驻白宫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一样。我感觉到他正在被一种责任感包围。他向我询问了我如何安排一天，如何组织手下工作。我们讨论了外交政策，包括了美国和中国、沙特阿拉伯等重要国家的关系。我们也讨论了经济，其中包括了汽车公司面临的困难。

后半周，我和我的经济团队坐下召开了会议。“我告诉奥巴马我不会让汽车行业倒闭，”我说，“我不会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他。”

我曾经反对过1979年吉米·卡特拯救克莱斯勒公司，坚定地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汽车行业。但是现在经济如此脆弱，而且我的经济顾问警告说如果这三个汽车业巨头倒闭，100万人将失业，税收会下降1500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下降上万亿。

国会通过一项议案，借款250亿美元给汽车行业，条件是他们要提高汽车的燃料能效。我希望能够说服国会马上提供这笔贷款，这样这些公司能够支持一段时间，给新总统和他的团队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汽车问题上我的领头军师是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guierrez）。卡洛斯出生在古巴，孩童时代移民到了佛罗里达。他的父母后来搬到了墨西哥，在那里，卡洛斯担任家乐氏公司的货车司机。24年后，卡洛斯成为了该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官，世界500强公司当中唯一的一个拉丁裔首席执行官。他于2005年加入我的政府，在推进贸易、确保减税和促进古巴解放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卡洛斯和他的团队不断敦促国会发放汽车贷款。我们在众议院取得了进展，但是参议院没有松口。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当中贷款。我告诉团队我想借贷款的机会帮助汽车制造商制定可行的商业计划。根据贷款严格的条件，这些汽车公司到2009年4月必须通过重组营业方式，重新就劳动合同进行谈判，以及和债券持有人达成新的协议使公司恢复财政状况，并能够自我维持。如果他们不能完成这些条件，这些贷款将立刻被收回，迫使这些公司破产。

这个计划遭到了两党的反对。汽车工会的领袖抱怨说这些条件太严格了。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norquis）是一位富有影响力的保守财政的推动者，他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亲爱的布什总统：不。”

没有人比我更沮丧。这些具有限制性的短期贷款比直接救助要好，但拯救汽车制造商作为我最后一个主要经济决定让我觉得很沮丧。但是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必须要保护美国的工人和家庭不受产业崩溃的影响。我同时也是为我的下任着想。我决定对待奥巴马的方式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在任期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之一就是埃德蒙·莫里斯（edmundmorris）写的泰迪·罗斯福的传记《西奥多·雷克斯》（heodorerex）。罗斯福在任期快要结束时，曾大呼道：“我就知道我卸任的时候会有一场暴风雪！”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2008年的9月到12月这段时间是2001年以来最紧张、最混乱、决策最多的3个月。因为这场危机在我任期结束时才爆发，所以我无法在白宫看一看我所做的这些决定影响如何。幸运的是，2009年1月我离开时，我们采取的措施已经稳定了金融系统。遭遇系统崩溃的危险已经过去。一度冻结的信贷市场也开始恢复运作。虽然世界还面临着严峻的经济不稳定，恐慌的情绪已经消失了。

紧接着的一年喜忧参半。股市在2009年前两个月下跌，但是在年末上涨了19%。银行清理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开始赎回政府购买的股份。2010年秋天，财政部注入银行系统的资金大部分已经收回，外加股息。因为代价高昂而受到人们嘲笑的计划结果为美国纳税人赚了钱。

我经常反思我们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从某些角度来说，是可以的。我们认识到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带来的危险，我们不断地呼吁国会加强监督，控制两房的投资组合。我们也明白需要使用新方法进行监管。2008年初，汉克提出方案，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对于金融部门的监督，给政府更多的权力管理即将破产的公司。但是我的政府和监管者都低估了华尔街所冒风险的程度。评级机构为问题资产创造了安全的假象。金融公司杠杆率过高，将风险隐藏在资产负债表当中。很多新产品过于复杂，甚至连产品的创造者都不能完全掌握这些产品。以上所有的原因使得我们被酝酿了10年多的金融危机搞得措手不及。

大家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我的第一个答案是我还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已经走出了现在的这次金融危机。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仍然在减少杠杆率，政府背负了太多的债务。要实现经济全面复苏，联邦政府必须来改善长期财政状况，减少开支，为社保和联邦医疗保险的债务寻找融资来源，为私营部门特别是小企业创造就业提供环境。

经济站稳脚跟之后，我们应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变成私人公司，让他们在抵押市场和其他公司平等竞争。应该要求银行具备合理的资金储备，以防止过分杠杆化。信贷评级机构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用来分析复杂金融资产的模型。董事会的成员应该废除遣散费制度，这会给他们错误的激励，并奖励他们的失败。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能过分干预。过度监管会减少投资，抑制创新，阻碍创新精神。政府应该慢慢减少对于银行、汽车和保险行业的干涉。解决金融监管问题的同时，国会不应该干涉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金融危机也不应该成为增加税收的借口，这会影响恢复实力必需的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美国必须保持对自由市场、自由企业、自由贸易的信念。自由市场使得美国成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一直以来，帮助一代又一代人提高生活水平。在国外，自由市场将一些经济困难的国家转化为经济强国，使上百万人脱离贫困。民主资本主义虽然并不完美，需要理性的监管，但它是目前为止创造出的最成功的经济模式。

总统这个工作的本质就是有时候你无法选择送到你桌前的是什么挑战。你的确可以选择如何应对。我在任的最后几天，召集了我的经济顾问最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简报会议。我组织了一个能力强、经验足的队伍，能够应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件，并提出良好的建议。我们做了我们所认为必要的，也明白不见得这些做法都是受欢迎的。对于国内的某些人来说，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已经成为了一句咒语。我相信它使得很多美国人免受这场历史性经济灾难之苦。政府明确表示不会让经济崩溃，本·伯南克所警告的第二次大萧条也没有发生。

我看着我经济团队中男男女女疲惫的脸，想到了我的政府经历的一切。8年里的每一天，我们都竭尽全力。我们为这份工作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经历每一项考验都让我们感到能够为我们所爱的国家效力是很荣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