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首先介绍了我，观众暴发出一阵欢呼。当我走向话筒时，我转身看了一眼芭芭拉。她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自己父亲所受到的热情支持让这个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孩子感到无比的惊讶和自豪。这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听到群众为我父亲欢呼时的激动心情。我实现了生命的轮回。

从某些方面看，2004年的大选比2000年的那次要容易一些。我拥有在任总统所享有的便利，尤其是空军一号专机和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而从另一方面看，2004年的选举又更艰巨些。我身兼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两个角色，必须努力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我从身边的亲友身上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尤其是劳拉和女儿们。我非常享受我们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巴士竞选巡游时的感觉，在那里我们总是得到数以千计居民的夹道欢迎。一天，我们在威斯康星州路过了迪克·塔布（dickubb）的家乡，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位多才的空军军医都一直陪着我。我看见人群中有人举着一块标语，上面手写着几个大字：“欢迎回家，塔布医生！”在这行字下面，印着一行小字：“也欢迎你，乔治·w。”

竞选路途中的支持者们让我精神振奋不已。我为他们的热情所感染，他们的奉献精神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绝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当我在密苏里州只有16500人口的小镇波普勒布拉夫（poprbluff）发表演讲时，居然有23000人来到了现场。在俄亥俄州的西切斯特镇（wescheser），41000名支持者聚集在美国之音公园（voiceofamericapark）。当我指责约翰·克里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时，所有人都高举双手左右摇摆，做出摇摆玩具（flipflop）的样子，并且一起高喊：“摇摆摇摆”有人甚至穿着特别制作的道具服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摇摆玩具的样子。我的支持者们还成立了不少新的“粉丝团体”，包括“布什律师团”，“俄亥俄七叶树布什团”，以及芭芭拉和詹娜最喜欢的“布什的双胞胎团”。

特别让我受鼓舞的是那些写着“上帝保佑你”的标语。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当我跟支持者们握手、合影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说着同样的几个字：“我会为你祈祷。”我告诉他们，他们的祈祷是最好的礼物，是我力量的源泉。看着这些选民，我相信那些曾经在2000年因为我酒驾丑闻而离我而去的选民，将在2004年回来支持我。

约翰·克里也拥有他自己热情的支持者。好莱坞电影制片人迈克尔·穆尔（michaelmoore）特地拍摄了一部所谓的纪录片实际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竞选宣传片。作为回报，克里称赞好莱坞的艺人们代表了“国家的内心和灵魂”。包括投资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在内的阔绰捐赠者们，通过按照美国国税局第527号规定免征税的民间政治团体（527s）向克里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这种钻选举法律空子的做法深受民主党人的喜爱。中央情报局的叛徒为了让执政当局难堪，故意泄露了内部信息。攻击随着丹·拉瑟杜撰的虚假报告出台达到了顶峰。这份基于伪造的文件做出的报告，指责我在得克萨斯国民警卫队飞行队服役时当了逃兵。

媒体热衷于对我在军中服役的详情刨根问底，但对克里在这方面的问题却明显缺乏同样的兴趣。2004年2月，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蒂姆·拉瑟特（imrusser）对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面对面访谈。就伊拉克问题反复拷问我后，他问我敢不敢向公众公开我在军中服役的所有记录。我表示同意。在这之后，我很快就指示国防部公开我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期间的每一份文件。

“你今天的表现不错，总统先生。”在摄像机被关上后，蒂姆对我说。

“谢谢你，蒂姆，”我说，“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你们在咨询约翰·克里的服役记录时，也能这么强硬。”

“噢，相信我，我们一定会的。”他回答说。

两个月后，蒂姆也采访了约翰·克里，他如约向克里提出了关于他服役记录的问题。克里承诺将这些记录在竞选期间公开，但是他一直没做到。

在波士顿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克里邀请他过去的战友们前来助阵。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向与会者行了个军礼然后这样开始他的讲话：“我是约翰·克里，前来领命。”他的在讲话中呼吁“还美国人民以真相”，并且表示他将成为“一位称职的总司令，不会把大家带入一场错误的战争”。克里表示是我将美国带入了伊拉克这场错误的战争，这一说法是有违常识的。在2002年，作为参议员的他所能了解到的情报和我一样多，而他当时是投票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

克里让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在新罕布什尔州站的竞选活动上，我说：“我的竞选对手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假设他能够了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那么他当年还会支持我们对伊拉克开战吗？”几天后，克里在大峡谷边吞下了我拋出的鱼饵。“是的，”他说，“我会投票支持当局的决定。”

这是一份令人震惊的供认。他曾经在盛大的党代会上冠冕堂皇地指责我将美国带入错误的战争，这一罪名是对一个军队总司令所能做出的最严厉的指控之一。但是现在，约翰·克里却承认，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是会投票支持这场战争。

利用这一问题攻击克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让选民们相信我将一如既往地在重大问题上领导他们。我曾经见过不少像安·理查兹（a

richards）那样在竞选时只知道翻旧账的在任领导人，我发誓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曾经说：“在竞选中向后看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判断谁将更好地领导我们向前进。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我在纽约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全国各地发表的演讲中，都不断向人们展示一份雄心勃勃的第二任期工作计划清单。我保证将更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移民机制，对税法进行彻底改革，并且将正在施行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政策，“信仰倡议”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坚决贯彻下去。最重要的，是将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进行到底。

整个秋天我都在全国各地奔走，中间参加了三场电视辩论会。第一场辩论是在迈阿密大学举行的。辩论是克里的拿手好戏。他像一个职业拳手一样，从擂台的一角向我走来，迅速地用连珠炮似的提问向我展开了猛烈攻击。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战术，我疲于招架，花了太多时间去分辨他的诸多问题中有哪些是我应该回答的。

我终于等到了回击的机会。当克里暗示美国的军事行动应该考虑到其全球影响时，我马上反击道：“我不知道您的‘考虑全球影响’是什么意思……我的态度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我不惜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在辩论会结束后前往拉票集会的车上，我接到了卡伦·休斯的电话。她告诉我各大电视都用双镜头画面的方式报道了辩论会的情况，一边是克里在慷慨陈词，一边是我不耐烦的神情。显然，我没能很好地掩盖我对他回答的不满之情。正如2000年大选的第一次电视辩论会上，艾尔·戈尔的叹息声成为了媒体报道的重点，我紧锁的眉头成了2004年大选第一次辩论会的头条新闻。我觉得二者都有失公允。

几天后，一则更奇怪的新闻围绕着辩论会现场的一张照片出现了。这张照片显示，我的西服后面有一条鼓起的褶皱。有人据此推断称这是一个无线电通讯设备，让我与卡尔·罗夫保持联系。在阴谋论者的推动下，这一谣言居然在互联网上大肆传播起来。我也尝到21世纪新产品政治博客的厉害。现在看来，我后悔自己没有真的准备那么一套无线电设备，这样卡尔就能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表情了。

第二次和第三次电视辩论的情况有了好转。我的表情非常平静，我的西装也很平坦，我对克里的连环拳也做好了应对准备。但就像总统竞选辩论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最致命的打击往往不是来自对手，而是来自内部。在坦佩（empe）举行的最后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中，主持人鲍勃·希弗（bobschieffer）提出了同性恋婚姻问题。他问：“你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选择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答道，“但我知道美国人民将选择待人以宽容、尊重和尊严。”随后，我表示了我个人的信念，那就是婚姻的双方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法律应该真实反映这一古老的事实。

同样反对同性婚姻的克里这样开始他的回答：“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鲍勃。但如果你去问迪克·切尼（dickcheney）那位同性恋的女儿，她会回答你说，她就选择做她自己，她生来就是这样的。”

我扫了一眼坐在前排的劳拉、芭芭拉和詹娜。我能看出她们脸上的愤怒之情。卡伦·休斯事后告诉我，她当时明显听见听众们倒吸了一口气。在美国政治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候选人的孩子们不能被作为攻击对象。像约翰·克里这样，在全国电视直播的辩论会上揭露我竞选搭档的女儿性取向的行为，简直是骇人听闻。

此事并非毫无征兆。在一周前举行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克里的竞选伙伴，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也曾借机提出过此事。不小心提到一次，可能是意外；连续两次发难，就明显是有预谋了。克里和爱德华兹希望借助迪克女儿的性取向来争取反对同性恋的保守主义选民。结果事与愿违，他们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卑鄙下作的名声。林恩·切尼多次指责这种行为是一种“低劣而庸俗的政治伎俩”。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