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空降师的战士们已经整装待发，我也准备好了向他们下达出发的命令。但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1878年通过的《地方保安队法》（hepossecomiausac）明确禁止现役军人在美国境内开展执法行动。以唐·拉姆斯菲尔德（d0nrumsfe1d）为代表的军方人士反对我动用第82空降师。

《地方保安队法》对现役军队的限制有一个例外。如果我宣布新奥尔良处于暴乱状态，我就可以依法向那里部署联邦军队。上一次《叛乱法》（insurrecionac）被推行，是在1992年父亲派兵平定洛杉矶暴乱的时候。当时，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要求联邦政府这么做的。《叛乱法》还可以在州长反对的情况下生效。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执行最高法院废止小石城中央高中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不惜出动101空降师与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faubus）对抗。

星期四早上，飓风登陆的第4天，安迪·卡德正式向布兰科州长和她的团队提出由联邦政府接管救灾工作。但是这位州长不愿意将权力交出，这让我的处境非常为难。如果我不顾她的反对动用《叛乱法》，那么全世界都将目睹一个共和党的男性总统以叛乱的罪名架空一个民主党的女性州长，而这又是发生在一个非洲裔移民聚集的城市。这将会引发极大的争议，甚至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要知道路易斯安那州位于南方的腹地，几百年来这里的人对州自治权的问题一直非常敏感。我决定在第二天亲自出面，说服州长改变主意。

这是我当上总统以来感觉最受挫的时刻。我全身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我们需要将联邦军队部署到新奥尔良去平息暴力事件，加快重建工作。但是我却被一位不顺从的州长，一群不愿配合的五角大楼官员以及一条早已不合时宜的法令拦住了去路。我真想无视他们而坚决采取行动。但是在当时，我担心这样做将引发一场宪政危机，甚至有可能带来一场政变。

周五早上7点，飓风登陆的第五天，我在战情室召开了一次全体卡特里娜飓风相关内阁官员出席的会议。“我知道你们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说，“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尽快恢复新奥尔良的秩序。决不能让混乱的局势继续失控。”

当迈克·切尔托夫和我走向海军陆战队一号，准备出发前往墨西哥湾地区时，我对等候在路边的记者传递了同样的信息。“这一结果是无法接受的，”我说，“我现在就赶过去处理。”

我们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了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mobi1e），并在那里会晤了鲍勃·赖利和黑利·巴伯两位州长。面对灾害，这两位出色的领导人采取了有效的疏散措施，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并且迅速展开了灾后重建工作。

我问鲍勃和黑利，他们是否如需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他们俩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迈克·布朗的活干得漂亮极了。”鲍勃说。我明白迈克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我很愿意激发一下他的士气。几分钟后当我面对记者时，我重复了这句褒奖。“小布朗，”我说，“你的活干得漂亮极了。”

出乎我的意料，这句话居然成为了一个负面的政治典故。随着对迈克·布朗的指责不断增加尤其是在新奥尔良市批评者把我对迈克鼓励的话语变成了攻击我的武器。

我们的下一站是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两天前我的飞机曾经在这里的上空飞过，但是当我看到地面的狼藉景象，还是吃了一惊。我步行穿过了一片废墟，到处是破瓦残砾和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放眼望去，已经看不见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建筑物。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一大块混凝土上，身前有两块小石板。我意识到这块混凝土是一所房子的地基，而那两块小石板原本是房子的门阶所在。旁边有一台严重变形的电器，看起来像是他曾经的洗碗机。

我坐在他身旁，问他情况如何。我原以为他会向我哭诉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成了废墟。但他却说：“我很好……我还活着，我母亲也还活着。”

我被他的精神和乐观态度打动了。我在灾区的很多人身上都看到了这种精神。比洛克西市市长a·j·霍洛韦（ajholloway）就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人之一。这位“一路向前的霍洛韦”曾经是1960年密西西比足球队获得全国冠军时的跑卫。在卡特里娜飓风无情地摧毁了比洛克西市6000所住宅和商户后，这位市长没有丝毫的自嗟自叹。他发誓将城市重建得比原来更好。巴伯州长用一句话代表了该州人民的乐观精神，说他们将“卷起裤腿，重建密西西比”。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新奥尔良。在那里，我在空军一号上向布兰科州长提出了由联邦政府接手救灾工作的请求。尽管我反复催促她给我答复，但她却显然不愿就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我再继续求她也不会有用，因为这位州长实在是顽固不化。

在搭乘直升机从空中巡视了整个被大水淹没的城市后，我们在第17街大坝旁附近的海岸警卫队驻地降落。在大坝的另一侧，是受灾较轻的梅泰里镇（meairie）；而在这一侧，则是放眼望去已经变成一片泽国的奥尔良教区。我注视着大坝上那个300英尺宽的决口，毁灭性的洪水就是从这个入口涌入市内的。跟1927年洪灾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人主动炸毁大坝。但洪流给人们带来的可怕影响是一样的。

当晚我回到白宫后，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安迪·卡德。他和白宫律师哈丽雅特·迈尔斯（harriemiers）忙了一天一夜，终于在律师和五角大楼的合作下，找到了一条将联邦军队派往路易斯安那州的途径。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方案：由一名中将负责指挥路易斯安那州内的所有救灾部队。关于现役部队的问题，他向我报告，而关于国民警卫队的问题，他向布兰科州长报告。这种双轨制的指挥体系既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建立明确的指挥体系，并用现役部队保障城市的安全，又照顾到了州长。快到午夜的时候，安迪给布兰科州长发了一份描述这一方案的传真。

第二天上午，飓风登陆后第6天，一个电话从巴吞鲁日市打到了白宫。州长拒绝了这一方案。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花了整整3天的努力来劝说州长，但这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上午10点，我来到玫瑰花园，宣布我将向新奥尔良派驻超过7000名没有执法权的现役军人。我对那里的形势实在是太担忧了。如果他们不幸被卷入了交火，我愿意承担责任。但我坚信，派出权限不足的部队，总比不派部队要强。

这支卡特里娜联合特遣部队的指挥官是身高6英尺2英寸（近19米），不苟言笑的拉斯·奥诺雷（russhonorg）将军。这位在南路易斯安那土生土长的克里奥尔人后裔，一生中经历了数不清的飓风，并且他对墨西哥湾的居民也非常了解。

奥诺雷将军完全符合这个岗位的所有要求：常识，良好的沟通技能，以及果敢的决策能力。他迅速获得了当地民选官员、国民警卫队军官和地方警察局领导的信任。一位记者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这样的画面：当一组由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准备全副武装地进入会议中心发放食物时，奥诺雷向他们大声喊道：“把武器放下，该死的！”这位将军自创了一句座右铭来诠释自己的行事风格：“人不能因愚蠢而裹足不前。”

尽管我们没能使用法律让联邦政府强制接管救灾工作，奥诺雷将军却凭借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人格魅力做到了这一点。纳金市长是这样总结他的：“他打扮得像电影里的约翰·韦恩（johnwayne）一样……从那该死的直升机上下来，对所有人一顿咆哮，于是大家都行动起来。”早知道他在没有得到我足够授权的情况下也能取得这么好的成效，我真不该浪费时间讨论法律问题，而应在几天前就派出这支没有执法权的军队。

9月5日星期天，飓风登陆第8天，我对墨西哥湾地区进行了第二次视察。奥诺雷将军在巴吞鲁日迎接我，并向我汇报了救灾行动进展。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超级穹顶”体育馆和会议中心里的难民已经全部撤离，城市里的水正被排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部队一枪未发就恢复了社会秩序。

劳拉和我视察了一所由教堂设立的疏散中心，名叫贝萨妮世界祷告中心。这里原是个健身房，现在收容了数百位的难民，他们中有不少是从“超级穹顶”体育馆转移过来的。他们待在一张张的坐垫上，大多看上去迷茫而疲惫。一位女孩对我说：“我的妈妈不见了。”说着，她哭了起来。我的朋友·d·杰克斯（djakes）是来自达拉斯的一位牧师，当时正陪同我参观，他为这些灾民的平安和健康祷告起来。d是那种会把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的人。他告诉我，他教堂里的教徒们在各自家里接待了20位卡特里娜灾民。

类似的义举在整个墨西哥湾地区比比皆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带来了种种令人沮丧的现象后，这样的故事重新让我们看到了充满光辉的美国精神。南方浸礼会（souhernbapiss）设立了一个移动的厨房，为数以万计的饥饿民众提供食物；纽约市的消防队员们南下支援，他们驾驶的卡车正是当年新奥尔良消防局在“9·11”事件后借给他们的；来自美国红十字会和救世军协会的志愿者们设立了24小时开放的援助中心，为有需要的灾民提供帮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州都设立了灾民疏散点，仅休斯敦市就接纳了25万名灾民。这次的灾民大疏散，是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灾害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

为了给卡特里娜飓风的灾民募集捐款，我撮合了一对让人难以置信的明星组合：父亲和比尔·克林顿。实际上，卡特里娜的募款活动已经是他们俩的第二度合作了。在2004年12月东南亚海啸发生后，他们就曾经在我的力邀下出山，携手为海啸灾民募集了超过10亿美元的善款。这两位前总统我称他们为“41号”和“42号”在周游世界募款的过程中建立了友情。父亲走出了1992年选举失利的阴影，跟他的老对手拥抱在了一起。让我感激的是，比尔也对父亲尊敬有加，这让我对他开始产生好感。当我邀请他们为卡特里娜灾民再进行一次募捐时，他们马上就答应了。母亲后来给我打电话时开玩笑说：“看来你让父亲和你的同父异母弟弟重逢了。”

不幸的是，这种慷慨大度的精神没能影响到每一个人。在nbc电视台的一次电视募款直播节目中，说唱歌手坎耶·韦斯特（kanyewes）当着黄金时间的全国电视观众说：“乔治·布什并不关心黑人。”在这之后，杰西·杰克逊（jessejackson）将新奥尔良会议中心比做“一艘装满黑奴的轮船”。国会黑人议员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表示，假如风暴的受害者是“来自中产阶级的美国白人”，那么他们肯定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5年过去了，当我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时，我还不由得感觉到一阵恶心。说我们让这些美国公民遭受苦难，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深深的侮辱。正如我在当时对记者所说的那样：“风暴不会有种族歧视，重建工作也不会。当那些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海岸警卫队员们驾驶着直升机从屋顶上救人的时候，他们绝没有停下来先看看那个人的肤色。”

这个问题让我越想越觉得气愤。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坚信种族主义是这个社会最邪恶的东西。1968年，当父亲顶着所有选民的反对坚决地投票支持《公平住房法》（openhousingbill）时，我对他充满了崇敬。我很荣幸成为了得克萨斯州有史以来获得黑人选票最多的一个共和党州长。我在很多重要的政府岗位上任命了非洲裔美国人，包括第一位黑人女性国家安全顾问，第一位和第二位黑人国务卿。当我看到少数族裔的孩子们被教育制度所拖累时，我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以求终结这种“软性歧视”。我发起了一项总额达150亿美元的援助项目，以帮助非洲人民对抗艾滋病病魔。作为卡特里娜灾后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我的政府与国会合作，为墨西哥湾地区历史悠久的各所黑人学院和大学提供了超过4亿美元的援助贷款，以帮助他们重建校园，恢复招生。

作为总统，我必须面对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不喜欢别人指责我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撒谎，或是指责我的减税政策是“劫贫济富”。但是指责我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时的行为表现出了种族主义，是让我无法接受的。我当时对劳拉说，这是我当总统以来最难熬的时刻。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

在卡特里娜登陆后的第二周，迈克·切尔托夫建议我做出人员调整。州和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在抱怨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反应的迟缓，切尔托夫告诉我，他已经对迈克·布朗局长失去了信心，认为他已经被压力压垮，连命令都不服从了。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让在搜救工作中表现出色的海岸警卫队参谋长萨德·艾伦（hadallen）海军中将担任负责协调墨西哥海湾地区救灾重建工作的首席联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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