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方面，我们开了个好头。尽管国土安全部和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样存在效率低下的倾向，但这已经是一种改进，其前身是超过22个的不相协调的机构。联邦调查局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分支机构，主要用于防止恐怖袭击。国防部建立起一个新的北方司令部，唯一职责就是维护国土安全。财政部采取了一项新的强有力的方法来阻挠恐怖分子获得资金来源。我们召集了90多个国家发起了一项新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ionsecuriyiniiaive），旨在阻止国际上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材料的走私。部分基于“9·11”委员会（911commission）的建议，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反恐中心，并任命了一名国家情报总监，这是自杜鲁门创立中情局以来情报界最为重大的一项改革。

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还有未尽的工作。我们反恐战争中的一些重要工具，像是《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和中情局审讯计划，是基于宪法第二条以及国会战争决议赋予的广泛权力。在我离任后要保持它们的有效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同国会一起努力把这些计划转化成法律。就像是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于1952年提出的标志性的观点中所阐释的：一位总统在获得国会的明确支持时，拥有最高的权力。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暴露计划细节给敌人的情况下，把《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和中情局的审讯计划递交国会。我相信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必须和国会议员紧密合作来组织辩论，并且还不能泄露关键的机密信息。我们着手设计策略开展工作，但有两件事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纽约时报》又在报道《恐怖分子监视计划》了。”史蒂夫·哈德利在2005年12月时告诉我。此前一年，《纽约时报》考虑过做一个报道，曝光《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康迪和迈克·海登与该报谈过，希望他们不要报道该计划的关键内容。

我邀请了《纽约时报》的出版商小亚瑟·苏兹贝格和主编比尔·凯勒于2005年12月5日到白宫与我见面。这种请求非常罕见，但我很感谢他们愿意和我面对面交谈。他们在下午5点左右到达白宫。史蒂夫·哈德利、安迪·卡德、迈克·海登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他们。我们坐在了乔治·华盛顿画像下面的壁炉旁边。我告诉他们美国现在仍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的报纸如果报道《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有可能给我们的敌人以提示，这很可能增加我们面临的危险。之后，我授权海登将军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情况。

迈克性格很沉稳，他不是那种外形彪悍，用肩上的几颗星去吓唬别人的人。他讲到了自己在情报领域多年的工作，并且对于任何可能搜集到美国人民信息的计划，他出于本能地表示怀疑。他还列出了正在实施的安全措施，大量的法律评估和这个计划所取得的成绩。

迈克的介绍大概持续了30分钟。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两个人，他们一直面无表情。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问迈克任何想问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太多问题。我于是直接面对苏兹贝格，强烈敦促他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停止进行报道。他说会考虑一下我的要求。

10天以后，比尔·凯勒给史蒂夫打来电话，说《纽约时报》将继续报道这一事件。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来说服他们，凯勒回电话之前，他们已经把文章放到了网站上。

我对《纽约时报》很失望，并对泄露该计划信息，背叛国家的人感到愤慨。司法部对机密信息泄露展开了刑事调查。截至2010年夏天，尚无人被起诉。

左翼人士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一位参议员开炮道：“他是乔治·布什总统，不是乔治·布什皇帝。”另一位参议员说：“布什政府似乎觉得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信息泄露立即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延长《美国爱国者法案》受阻，而这一法案本该即将被国会再次批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在一次政治集会中说道：“我们干掉了《美国爱国者法案》。”而他在2001年时还曾投票支持这一法案。

最终，《美国爱国者法案》得以延长，但信息泄露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些被怀疑帮助政府进行《恐怖分子监视计划》的电信公司会面临大量的集体诉讼。这是不公平的。同意履行爱国责任的公司帮助政府保证美国的安全，他们应当得到尊重，而不是被起诉。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非常确定了：未来，要是再想和电信行业合作，我们必须给予他们法律豁免权。

2006年初的时候，我开始接触一些主要的立法人员，希望用一个议案来更新《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新的立法将明确授权，并表明我们在《恐怖分子监视计划》中可以监视的范围，以及电信公司的责任保护问题。

之后的两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很幸运的是，我有两个能言善辩的支持者：国家情报总监，前海军上将迈克·麦康奈尔，他思维非常清晰；以及司法部长，一位来自纽约的联邦法官迈克·穆凯西，他意志非常坚定。他们在国会大厦花了数小时解释提高我们情报能力的必要性，以及我们为了防止权力滥用而采取的防护措施。

最终，国会两院在2008年夏天举行投票。众议院以293∶129通过这项议案，参议院中有69票赞同。该立法实际上结束了我们关于监视活动合法性的讨论。得益于国会两党的支持，我们有了比《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更为灵活的机制。

第二个束缚我们手脚的事件发生在2006年6月，当时，最高法院对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的案件作出判决。

我在2001年11月批准军事法庭参与到这一案件中来，之后历经四年多的时间作出判决。其中，国防部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弄清楚了程序，之后才开始第一次审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法律和后勤问题。我发现人们对这个案子缺乏某种热情。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压力，人们从来没把这件案子当做重中之重。

为被关押者辩护的律师也采取了更为紧急的行动。在2004年，海军指派给萨利姆·哈姆丹的辩护律师挑战了军事法庭的公正性。萨利姆·哈姆丹是奥萨马·本·拉登的司机，他在阿富汗被捕。作为一项战时司法制度，上诉法院捍卫了军事法庭的合法性。但是在2006年6月，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最高法院裁定，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他前任不同，我需要国会明确的授权以建立军事法庭。

这一裁定同样也影响了中情局的调查。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裁定，《日内瓦公约》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普通条款三专门是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美国与基地组织的战争。该条款禁止“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这个短语意思模糊，几乎可以解释为任何意思。所以中情局律师担心审讯恐怖分子的情报人员有可能会突然面临法律风险。之后，中情局告诉我，他们不得不停止审讯。而这些审讯在之前获得了很多信息，拯救了很多生命。

我非常不赞同最高法院的裁决，我觉得这是一种司法激进主义。但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我接受最高法院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想重复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例子。他说过：“约翰·马歇尔已经作出裁决，现在让他实施吧！”无论总统喜欢与否，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这片土地的法律。

同《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泄露相类似，最高法院的决定明确表示，现在是时候进行立法了，以将军事法庭制度和中情局审讯计划纳入到法律当中。我与相关人员讨论了此事，为此，我准备了一系列讲话和声明。2006年9月，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白宫东厅。为了强调通过此议案的重要性，我宣布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其他13名高级别的基地组织关押人员从中情局海外关押地转移到关塔那摩监狱。

一位国会议员说道：“这一议案使总统成了一个独裁者。”其他有的立法者将我国军事人员和中情局专员比做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

我相信美国人民会有更好的判断力。大多数美国人了解，情报专业人员需要使用一些工具从策划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那里获得信息，他们也不希望将关塔那摩监狱的监禁人员带回美国，在民事法庭上进行审讯，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享有与其他普通罪犯同样的宪法权利。

我在白宫东厅讲话一个月之后，国会轻松通过了《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案》，两党均多数支持。法案当中包括了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内容，包括有权重启军事法庭和总统有权使用加强的审讯技巧。

在奥巴马总统宣誓就职的那天上午，我最后一次听取了中情局的简报。在听取简报时，我回想了一下“9·11”之后发生的一切：紧急警报，错误警报，我们以为会置我们于死地的肉毒杆菌毒素，以及我们捣毁的阴谋。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但威胁仍在。恐怖分子袭击了巴厘岛、雅加达、利雅得、伊斯坦布尔、马德里、伦敦、阿曼和孟买。每天早晨的情报简报表明，他们决心再次袭击美国。

“9·11”发生之后，没有任何法律、军事或政治范本，来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新型敌人。他们不遵循任何传统战争规则。在我离任时，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有效的反恐体制，并且有牢固的法律与立法依据。

当然，我也希望有些事情能够有不一样的结果。比如，军事法庭采取行动过于缓慢，这令我感到很挫败。即使在《2006年军事委员会法案》通过以后，另一起诉讼又耽误了整个进程。到我离任时，我们仅仅进行了两次审讯。

审讯进行得异常困难，这也使得我实现另外一个目标变得更加困难，而这是我在第二个任期开始时设下的目标：即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在“9·11”之后，我坚信启用关塔那摩监狱是必要的，而这也成为了敌人的宣传工具，也分散了我们盟友的精力。我也试图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寻找到一个方式来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我离任时，关塔那摩中的监禁人员已经从之前的约800人降到了不到250人。我希望仍被监禁的那些人将会为他们犯下的罪行而付出代价。关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顽固的、危险的恐怖分子可能会非常难审讯。我知道如果我释放了他们，而他们继续杀害美国人的话，那么这些鲜血就是出自我手了。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这些人。

回顾过去，在各项事宜开始之初，也许我就可以避免一些争议和法律上的问题，比如寻求军事法庭立法、《恐怖分子监视计划》以及中情局加强的审讯计划。如果要是让国会议员与我同时也就是在“9·11”发生之后作出决定的话，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批准我们所有的要求。但是对于《恐怖分子监视计划》和中情局的计划，我们有可能会将一些操作细节泄露给敌人，这种风险是我无法承受的，除非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安全局势。

在监视和审讯问题上，很多人批评情报机构和司法部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点令我很困惑。我们的情报官员凭借勇气和技能完成他们的任务，保卫了国家，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感谢。在这样一个极其危险的时代，政府中的法律官员们竭尽所能，解决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他们的继任者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因法律意见不同而判其有罪，这将为我们的民主开创一个很坏的先例。

从最开始，我就知道，公众对于我的决策的反应将取决于是否发生另一次袭击。如果之后没有任何袭击发生，则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被认为是反应过度；如果我们再次被袭，人们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没有多做一些工作。

这也是总统不得不面对的。人们的看法总是在事情发生后才会形成，但在决策时刻，你不可能知道事后会怎样。在“9·11”时，我发誓，在宪法和其他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我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美国。对于我所做的决策、所推出的政策，以及所留下的工作手段，历史自会明辨。但是对于一点是毫无争议的：在经历了“9·11”的梦魇之后，在7年半的时间里，恐怖分子再没有在美国的土地上袭击得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总统生涯最有意义的成就的话，就一定是这一句。

2010年，经过一番彻查，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认定一位美国政府的科学家布鲁斯·伊文思单独实施了炭疽杆茵袭击事件，此人于2008年自杀。

国会将此项法案命名为“使用适当手段来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强化美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