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高法院有两个职位需要填补。我相信约翰·罗伯茨的领导能力会使他成为首席大法官的不二人选。罗伯茨在听证会上表现出色，多数人都赞成他任职，之后他回到东厅宣誓就职。这一刻说明了人生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约翰·罗伯茨在13年前认为自己做法官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可现在当上了美国的首席大法官。

奥康纳的席位仍然空缺，我非常想找一位女性代替她。我不太赞同最高法院只有法官鲁思·贝德·金斯伯格一名女法官。劳拉也这么认为，并且在媒体发表了她的看法。

劳拉的建议很少在媒体上出现，但我依赖她周到的意见远远不止这一次。劳拉对于国家的脉搏有着本能的把握。她并不是每一项事务都参与，而且她也不想。她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方面，包括教育、妇女健康、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墨西哥湾地区的重建、艾滋病与疟疾，以及缅甸和阿富汗的自由。

我要求哈丽亚特和搜寻小组列一张新的名单，包括更多的女性。她找到的候选人都非常出色。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我要求对一位完全符合资格的女法官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时，我们发现她的丈夫有些经济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国会对她的确认。新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人选是普丽西拉·欧文，她是前得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普丽西拉也是我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名的第一批法官之一。不幸的是，民主党把普丽西拉当成了攻击的对象。她最终于2005年春天在两党均作出妥协后确认出任法官。我认为她会在最高法院做好工作的。但是一些参议员，包括共和党参议员，告诉我这场战斗会鲜血淋漓，而且最终她的提名不会通过。

国会大厦的讨论传来两个消息。第一是我应该考虑选择一个没有做过法官的律师。第二是我应该考虑选择我白宫的法律顾问哈丽亚特·迈尔斯。有一些参议员看到哈丽亚特全程引导约翰·罗伯茨在国会大厦面试，对她印象很好。

我赞同提名哈丽亚特。她一直都是得克萨斯州法律方面的先锋得州一家重要律所的第一位女性总裁，也是达拉斯律师协会和得州律师协会的主席。她被选入达拉斯市议会管理得州彩票委员会，而且她担任白宫高级职位也快要5年了。我毫不怀疑她和我的司法理念相同，而且她的想法不会改变。她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法官。

我询问哈丽亚特她对这个工作是否有兴趣。她很吃惊，更准确说是震惊，但是她说如果我要求，她会接受这个工作。我把这个想法和搜寻小组的其他成员提了。哈丽亚特的同事尊敬和爱戴她，一些成员觉得她会是一个好法官。另外一些认为选一个没有法官经验的人太冒险了，别人会指责我们任人唯亲。还有一些人直接告诉我她不是一个正确的人选。没有人告诉我，我们的支持者会强烈反对这个选择。

最后要在哈丽亚特和普丽西拉之间做出选择。我决定选择哈丽亚特。我更了解她一些。我认为她被认可的可能性更大。她作为司法部门以外的人，可以为最高法院带来独特的见解。一开始，一些参议员和法官很赞赏这个人选。但是他们的呼声很快就被淹没了。“右翼”开始小声地不信任，后来变成了高声怀疑。我怎么能提名经验如此之少的人？他们怎么能相信一个根本不了解的人的司法理念？

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对于哈丽亚特不利的言论，但是多数人都没有说出来：我怎么能提名一个不是来自精英法律圈的人？哈丽亚特没有上过常春藤盟校的法学院。她的个人风格也加深了人们的质疑。她并不能言善辩，她也不时髦。她说话之前要思考很久。这在华盛顿是很少见的，大家都错误地认为这代表脑子转得慢。一位保守派批评家非常高傲地说：“虽然哈丽亚特人很和善，乐于助人，做事干脆利落，但是她连在白宫西翼做最高法院的法官都不够格，更别说在真的最高法院工作了。”

这些批评都是来自那些所谓的朋友。当“左翼”也开始批评哈丽亚特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提名是注定要失败了。经历了糟糕的三周后，我在条约厅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我那天在条约厅工作到很晚。白宫接线员告诉我哈丽亚特在电话的另一头。她用平稳沉着的声音告诉我，她认为最好还是把她撤出最高法院法官提名。虽然这让我很难过，我还是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哈丽亚特会成为一名很好的法官，但是我并没有考虑好这个提名在别人眼里会是什么样的。我把我的朋友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如果我有机会重来一次，我不会把哈丽亚特扔给华盛顿的那群恶狼。

宣布消息的第二天，哈丽亚特回来报到，这一天好像很平常。她穿梭于西翼的各个办公室，给很多新老同事打气，同事们看到自己喜爱的哈丽亚特被如此对待都很难过。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我说：“谢天谢地你退出了，我出色的律师还在。”她笑了笑说：“总统先生，我已经准备好寻找下一个候选人了。”

下一个候选人我一定要选对。虽然我还是很想选一位女性，但是我恐怕找不到比山姆·阿利托更合适的人选了。山姆非常沉默寡言。我们第一次面试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自在。我试着用谈论体育的老方法打破僵局，这次的体育项目是棒球。山姆是费城人队的球迷。我们在讨论球赛的时候，他的肢体语言发生了变化。他谈了谈他的生活和法律。他有学术气息，但是很务实。在1990年到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工作前，他是新泽西的一名联邦检察官。他的观点有理有据，论证严密。毋庸置疑，他会严格地遵守宪法。

哈丽亚特退出后的第四天，我和山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并向他提出了邀请。他接受了。我们的支持者都很高兴。我们的批评者知道他们无法阻碍山姆通过听证，但是他们还是在听证会上为难山姆。他们试图把山姆描绘成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激进分子，一个宗教偏执狂，任何他们可以想到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谣言的散布让我很恶心。一位参议员重新列举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时，山姆的妻子马莎·安流下了眼泪。她的反应十分真实，一些民主党人也意识到他们做得太过了。

参议员通过让山姆到最高法院工作后，我邀请了他和他的家人到白宫来进行他的宣誓就职。我们开始仪式之前，我和山姆单独待了一会儿。我感谢他在听证会上坚持了下来并且预祝他在最高法院工作顺利。之后我说：“山姆，你应该谢谢哈丽亚特·迈尔斯，她让这一切成为了现实。”他回答道：“总统先生，你说得对极了。”

对我情绪影响最大的人事决定是我作为总统所做的最后一个人事变动。我之所以为难，要追溯到2003年夏天。美军在伊拉克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媒体开始乱成一团，寻找替罪羊。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我引用了英国情报，报告称伊拉克曾试图从尼日尔购买铀。这句话在我5000字的讲话当中并不是反对萨达姆的重点。英国坚持自己的情报准确。但是我所说的那16个字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和大家注意力的严重转移。

2003年7月，前大使约瑟夫·威尔逊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称，政府忽视了他在非洲调查伊拉克和尼日尔联系时的发现。关于威尔逊的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有很多疑问，但是他对政府的指责成为战争评论家讨论的主要问题。威尔逊的专栏文章发表后不久，华盛顿资深专栏作家鲍勃·诺瓦克称威尔逊并不是由迪克·切尼或者任何一位政府的高级官员指派去尼日尔的，他是通过自己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夫人瓦莱丽·普拉姆推荐才去了尼日尔。

后来大家得知威尔逊夫人的身份是受到保护的。批评家称我政府中有人犯了罪，故意泄露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身份。司法部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此事。

我对于这名特别检察官总是有些怀疑。我记得劳伦斯·沃尔什在1992年选举时将他对于伊朗门事件的调查政治化。但是泄露情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带领手下全力配合调查。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和团队的多数成员进行了面谈，包括我。在调查前期，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告诉菲茨杰拉德他将普拉姆的信息提供给了诺瓦克。但是，特别检察官还是继续调查。

在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菲茨杰拉德多次让政府官员受审，包括迪克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斯库特出庭两次后，菲茨杰拉德起诉他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提供虚假证词。斯库特受审并被判有罪。2007年他被判刑入狱30个月。

我面临了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我可以让斯库特进监狱，我也可以使用宪法赋予我的权力赦免他。或者我可以给他减刑，也就是说他仍然有罪，但是他不用去监狱服刑。白宫中的一些人，在副总统的带领下，坚决要求赦免。他们认为这个调查在菲茨杰拉德找到诺瓦克的信息来源之后就不应该继续了。另一方面，很多顾问认为陪审团的判定是正确的，而且应该保持不变。

我认为如果赦免了妨碍司法公正的前工作人员，特别还是在我要求大家配合调查的情况下，会传送一个错误的信息。长时间的调查和审判已经对斯库特和他的家人在个人、职业和经济上造成了影响。2007年7月初，我宣布了我的决定：“我尊重陪审团的判决。但是我认为入狱服刑判得太重。所以我决定减去要求斯库特先生所服的30个月刑罚。”

“左翼”的反应非常强烈。“布什总统今天的行为告诉美国人只要你忠心于他的政府，那么撒谎、误导、妨碍司法公正都是可以的。”一位众议员这么说。另一位说道：“我呼吁众议院的民主党考虑启动弹劾程序。”白宫里也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决定很好。迪克一直要求完全赦免。

我执政最大的惊讶之一就是在任期结束时蜂拥而来的赦免要求。我都不敢相信有那么多人把我拉到一边，说自己的朋友或者前同事应该被赦免。一开始我觉得很沮丧，后来我觉得恶心。我看到了系统中的很多不公正。如果你和总统有关系，你可以在最后忙乱的时候把案子塞给他。不然，你要等司法部展开调查，提出建议。我最后在任的几周里，下定决心不给任何不走正规渠道的人特赦。

快要离任时，迪克再次强调斯库特应该被特赦。斯库特是一个体面努力的公务员，我理解这个罪名对他家庭的影响。我让两位我信任的律师从头到尾重新审议了这个案子，审议了包括审判中对斯库特有利和不利的证据。我还批准他们和斯库特会面，听听他是怎么说的。经过仔细分析，两位律师告诉我他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推翻陪审团的判决。

我最后一个周末在戴维营纠结这个问题。“就做一个决定吧，”劳拉告诉我，“你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最终我的决定和2007年一样：尊重陪审团的判决。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中，我告诉迪克我不会赦免斯库特。他表情严肃地盯着我。“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要留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不管。”他说。这句话刺痛了我。8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迪克这样，甚至是有一点像这样。我担心我们建立的友谊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几天后，我和另外一个人谈了赦免的过程。在总统宣誓就职日和巴拉克·奥巴马一起坐车游览宾夕法尼亚大道时，我谈到了自己对于赦免系统的失望。我给了他一个建议：尽早宣布关于赦免的政策，并且遵循它。

奥巴马宣誓就职之后，劳拉和我乘坐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们乘飞机会回得州老家之前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和上千名朋友、家人和老部下一起开欢送会。迪克答应介绍我。他在搬箱子的时候伤了背，所以林妮要用轮椅推他上台。迪克拿起了麦克风。我根本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我希望他能忘记之前的失望。他的话语发自内心，非常友善：“8年前，我和布什开始成为搭档，这是一个特殊的荣耀。如果我有遗憾的话，那么就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现在都要各奔东西了。”

我在一个7月炎炎夏日里选择的搭档到最后还是这么值得信赖。我们的友谊坚持了下来。

可以说，我所在的州于1960年提供了一个例外，当年约翰·肯尼迪选择了林登?约翰逊。而1988年选举中，迈克尔?杜卡基斯选择得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却未影响大局。

后来我得知新关将军的部下并没有邀请唐前去参加。我还是认为他应该去。

2004年，无党派人士巴特勒报告的结论是，声明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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