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减税的通过得到了两党多数的支持（2002年针对小企业的小幅减税也是一样），2003年的减税却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左翼谴责这个计划是“为富人减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布什的减税计划在完全执行时，其实增加了最富裕的美国人在所得税上的负担。

其他人反对减税是因为它会增加赤字。减税的确在短期内会使得赤字增加。但是我认为减税，特别是针对资本收益和股息上的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加上开支方面的控制，会帮助减少赤字。

减税法案在参议院以231票对200票通过。在参议院，票数在50票上陷入僵局。迪克·切尼前往国会大厦以宪法赋予他的参议院议长身份投票打破了这一僵局。幸运的是，他投了赞成票。他开玩笑说，自己作为副总统并没有怎么投过票，但是他每次投票，都投给了赢的那方。

2003年5月底，我签署减税法案生效。9月时，经济恢复，开始再度创造就业，而且持续了46个月没有间断。在6月，失业率达到最高值63%，之后的6个月里，失业率连续5个月下降，我在任期间的平均失业率是53%，比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都要低。有些人说经济在减税之后恢复是一个巧合。我不这么认为。

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也牢记美国还是有赤字的。我很重视自己作为一个良好的财政管理员的工作。我的4位预算主管也是一样：米奇·丹尼尔斯、乔希·博尔滕、罗布·波特曼（robporman）和吉姆·尼塞尔（jimnussel）。作为一个执政期间经历战争的总统，我告诉4位主管我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保护国土和支持我们的军队，无论是正在战斗的还是退伍的军人。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提交的预算计划在我在任期间每年减少自由开支。

我和国会紧密合作，以达成我的开支目标这个被我称做“馅饼”的总体框架。我并不是一直赞同国会分馅饼的方式。我反对在开支项目中加入专项拨款。但是我没有办法反对开支项目中的政治分肥。我只能要么完全接受议案，要么完全反对。只要国会能达到我的最低要求（事实是后来年复一年他们也做到了），我觉得我就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签署那些议案。

结果是，这些议案成为了激烈辩论的焦点。左翼有部分人抱怨说减税增加了赤字。右翼的一些人则说我不应该签署花费巨大的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讨论这些政策抉择是合理的，但是这里有一些事实：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加，加上预算紧缩，使得赤字从2004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下降到2006年的19%，2007年下降到12%。

在我执政期间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20%，低于50年平均水平30%。我在任期间开支、赋税、赤字和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低于前任总统们执政期间的平均水平。除了两次经济衰退，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两场战争带来的影响之外，我们的财政记录还是非常棒的。

预算比较表

与此同时，我知道我将留下一个严重的长期财政问题：权益开支不可持续增长，将成为未来联邦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努力推动改革社保和联邦医疗保险的融资结构，但是民主党反对我的努力，且共和党的支持也并不是非常多。

部分问题在于，我在位期间，似乎财政危机离立法部门很远。2008年初，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到2023年美国的债务才可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但是因为金融危机，以及我卸任以后政府的一些决策，2010底美国的债务即将达到这个水平。一场很多人认为遥遥无期的财政危机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华尔街的人喝醉了，可宿醉的却是我们。”

这是公认的描述这场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最简单的方法。复杂一些的解释则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美国经济当时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而当时亚洲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韩国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这些国家中的很多都有大量的现金储备。能源生产国也是一样，这些国家在1993年到2008年期间因为石油上涨了10倍收益。本·伯南克称这种现象为“全球储蓄过剩”。其他人认为这就是一笔巨款。

这些外资的很大一部分都流回了美国。因为我们有稳定的资本市场，值得信赖的法律系统以及高效的生产力，美国被视为投资的最佳选择。境外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库券，导致了国库券收益率下降。很自然地，投资者开始寻找高回报的商品。

其中一个选择就是美国不断膨胀的房市。1993年到2007年间，美国住房的平均价格差不多涨了一倍。建筑商快速建造房屋，利率也较低，贷款很容易。贷方基本给每个人发放抵押贷款包括一些“次级”借款人，他们的信用分数很低，造成了较高的风险。

华尔街看到了一个契机。投资银行从贷方手上买了大量的抵押贷款，将他们分割，重新包装，然后转变为复杂的金融证券。信用评级机构会从投资银行拿到优厚的报酬，给予这些资产最高的评级“aaa”。金融公司出售了大量的信用违约掉期债券。这些以房屋抵押贷款为基础的产品在交易时取了一些很好听的名字，比如“抵押债务债券”，且满足了投资者寻找高回报的要求。华尔街大肆销售这种商品。

房利美和房地美两个私企有国会的执照，所受的管理也很宽松，他们向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抵押债券。这两个政府赞助的企业购买了美国一半的抵押贷款，将很多贷款证券化，将产品卖到全球各地。投资者贪婪地购买，因为他们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产品有美国政府做担保。

高回报吸引的不只是海外的投资者。美国的银行借了和所持资金不成比例的大笔钱款，这个做法叫做“杠杆”，而且购买了很多的抵押债券。一些最积极的投资者是新的大型金融服务公司。很多这些公司充分利用了1999年废除1932年《格拉斯—斯蒂格尔》（g1assseagallac）法案的机会，这个法案禁止商业银行参与投资活动。

房市发展到顶点时，房屋拥有率达到了历史最高值，几乎达到了70%。我曾支持过增加房屋拥有率的政策，包括给低收入和第一次买房的人提供首付帮助。看到房屋拥有率提高我很高兴。但是当前的繁荣掩盖了潜在的风险。全球现金的集中，宽松的货币政策，繁荣的房屋市场，抵押资产无法满足的贪婪，华尔街复杂的金融资产重整，以及金融机构中的杠杆共同作用，创造了一个卡片搭起的房子。只要最底层的卡片也就是不断上涨的房价被抽出，这个危险的结构注定是要倒塌的。这点现在看来很明确。但是当时能预见到的人却很少，我也没有看清。

2006年5月，乔希·博尔滕带着一位客人走进条约厅，他试图将这位高盛的总裁亨利·保尔森招募进政府内。我希望能够说服汉克接任约翰·斯诺担任财长的职位。从减税，社保改革，到自由贸易，约翰都是我经济议程有效的推动者。他在部门管理方面的工作非常杰出，他离开时的财政部比他刚加入时更加有声有色。斯诺担任财长已经3年多了，博尔滕和我都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面孔。

乔希告诉我汉克是一个厉害的角色聪明，充满活力，而且对金融市场很了解。汉克对于加入我的内阁这个想法比较慢热。他在华尔街有一份刺激的工作，而且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在我执政的最后的日子里做出点什么。他的名声很好，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卷入政治泥潭中。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保守党人士，喜欢用假蝇钓大海鲢，和自己的妻子温迪（wendy）一起看鸟这些兴趣可能他都没法满足。虽然汉克一直都是共和党人，但是家里也只有他一个共和党人。温迪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大学同学，也是她的支持者。他们的两个孩子对共和党也不抱什么希望。我后来听说，当汉克的母亲听说他要加入我的内阁时，大哭了起来。

乔希用他坚定但低调的方式最终说服汉克来白宫见我。汉克让周围人感到他的能量和自信。他的手上下移动，仿佛指挥着他自己的交响乐团。他说话的方式很独特，想要跟上他很困难。有些人说他脑子动得太快，嘴都跟不上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什么。很多人说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汉克理解金融的全球化，而且他在国内外都受到大家的尊重。当我向他确保他会担任我的首席经济顾问并拥有所有权限时，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很感激温迪和汉克的家人都给与了他支持。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料到他作为财长，将接受的考验难度不亚于罗斯福执政期间亨利·摩根索（henrymorgenhau）和建国初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on）经历的考验。

我上任时，成为了第四任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共事的总统。美联储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3年建立，制定美国货币政策并和世界的其他央行协调。美联储的决定影响范围很广，包括美元的强弱、利率和地方贷款。虽然美联储的主席和理事会是由总统指派、国会确定的，但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是独立的，不受白宫和国会的影响。也理应这样。一个独立的美联储对于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和投资人来说是稳定的标志。

我邀请格林斯潘到白宫共进例行午餐。迪克·切尼、安迪·卡德会和我一起进餐。艾伦则不会。他整个午餐都会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对于数字的掌握令人惊奇。我会问他未来几个月经济的走向。他会引用石油库存量、铁路货运公里数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数据。当他迅速地说这些数字时，会用左手敲打右拳，好像要从罐子里倒出更多信息一样。当2004年他任期结束续约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指派其他人接替他。

2006年初艾伦说自己要退休时，我们开始寻找他的接班人。一个名字不断地出现：本·伯南克。本在美联储理事会工作了3年，2005年6月加入我的团队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我都非常尊敬他。他生长在南卡罗来纳的一个小镇，为人谦逊、务实，说话直率。他和我一样喜欢棒球。但是和我不同的是，他喜欢波士顿红袜队。他可以把复杂的问题提炼成简单易懂的语言。和华盛顿的某些人不同，这个平易近人、留着黑白相间胡子的教授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声音。

我喜欢讽刺本，那是我喜欢他的表现。“你是个经济学家，所以每个句子的结构都是这样：‘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我嘲笑本穿条纹袜配黑西装。我们下一次开会时，整个经济团队都穿了条纹袜以示团结。“瞧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对迪克·切尼说。副总统缓缓拎起裤脚。“哦，天啊，怎么你也穿了？”我说道。

本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历史感。他是大萧条方面出名的学者。在他温和的外表下，蕴藏着坚定的决心，绝不重犯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我希望美国人永远不要再面对那样的状况。但是如果那一天来了，我希望本担任美联储的掌舵人。

作为美联储的主席，本和经济团队的其他成员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汉克·保尔森。本和汉克就像《不是冤家不聚头》（heoddcouple）当中的人物。汉克神经紧绷，本则平静放松。汉克是具有决断力的商业领袖；本是心思缜密的分析师，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大学中度过。汉克天生口才出众，本说话让人听着很舒服。

他们性格的巨大差异本应该造成问题。但是汉克和本却完美地互补了。事后看来，让世界级的投资银行家和大萧条方面的专家担任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职位，是我在任期间最重要的决策之一。

我在任最后一年的开始和上任第一年一样，都很担心泡沫的破灭和如何推进减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