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精通历史，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无人能敌。这点我十分确信，因为我自己也尝试去迎头追赶。几年前，我和卡尔在一次比赛中一决高下。结果是我拔得头筹，之后卡尔却批评我用不公平的方式获得优势，因为我选的都是篇章短的书。此后，我们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读过的书的数量，还有书的页数和页面大小。年底时，我的各项指标都被卡尔甩在身后。

卡尔不仅知识渊博，也善于学以致用。他研究过1896年威廉·麦金莱（williammckinley）的选举战略。1999年，他还建议我开展一场类似的前廊竞选运动。结果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明智有效。我和卡尔相见恨晚，很遗憾我没有在1978年的国会议员竞选中与他合作。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1993年，我和卡尔发现了一个政治机遇。大家普遍认为得州州长安·理查兹（a

richards）铁定能够在11月的竞选中连任成功。安·理查兹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得州第一位女州长，是一名政治先锋。她在全国民主党人中拥有大批追随者，而且许多人都认为她将来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或副总统。

大家都说州长颇得民望，但是我和卡尔却认为她在任期间没有太多建树。卡尔告诉我他的分析表明，许多得州人，甚至一些民主党人将愿意接受一位拥有务实计划的候选人，以改善本州现状。那正是我心里所想的。

在1993年春天的特别选举中，理查兹州长让民众就学校资助措施进行投票。她的计划是要把富人区的教育资金进行再分配，补给穷人区。大家讽刺这项计划如同罗宾汉劫富济贫。公民投票反对这项计划，理查兹惨败。当晚，我和劳拉一起观看了选举结果，我们听到了安·理查兹接受的采访。学校资助措施投票未能通过让她感到非常沮丧，她自嘲道：“我们都在热切地期待现实的想法或建议。”

我转过头来对劳拉说：“我倒有一个建议。我可能去竞选州长。”她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发疯了。“你开玩笑吧？”她问。我告诉她我是认真的。“但是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美满啊。”她说。我回答道：“你说得没错。”的确，我们在达拉斯住得非常惬意，我热爱自己在球队的工作，我们的女儿茁壮成长，但是我又按捺不住竞选的冲动。这点我们双方都明白。

每当我提到打算竞选州长的时候，我总是听到同样的回答：“安·理查兹声望很高啊。”我也向父亲以前的政治战略顾问征询过意见，他们也委婉地建议我再多等几年。当我下定竞选决心时，母亲的反应直截了当：“乔治，你赢不了。”

幸运的是共和党的候选大门对我敞开。没人想对理查兹发起挑战，所以我可以直接把精力集中在大选上。我井井有条地列出了具体而乐观的得州发展计划。我关注的四大政策领域包括：教育，少年司法，福利改革和侵权改革。

我们的竞选团队多有精明干练之士。我聘请了两个尤为重要的人。第一个是乔·阿尔博（joeallbaugh），他仪表堂堂，身高6英尺4英寸，留着平头，一幅军事训练教官的气派，他曾在俄克拉何马州担任州长亨利·贝尔蒙（herrybellmon）的办公室主任。我把乔引进竞选团队，他出色地完成了组织管理工作。

我们也雇用了一个新的宣传主任，卡伦·休斯。我第一次见到卡伦是在1990年的州党大会上。“我将向您简要介绍您的责任。”她干脆地说道。她之后就向我发布了行动令。毋庸置疑，她是不二人选。当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一位上将时，我觉得她就再合适不过了。

在那次大会之后，我一直和卡伦保持着联系。她性格外向，待人热情，笑声爽朗。作为一名前电视记者，她深谙媒体之道，善于辞令。1993年秋，她前来听我的宣布参选的演讲，这是一个好征兆。她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因为她的儿子罗伯特就坐在她的肩膀上。卡伦和我非常相像，我们都以家庭为重。她正式加入竞选阵营的那天掀起了我政治事业的小高潮。

随着我的竞选进入白热化，国家新闻媒体也开始表现出兴趣。记者们都知道我性情急躁，他们不断地在讨论我什么时候会最终爆发。安·理查兹尽其所能地设法激怒我。她叫我“某个傻瓜”和“矮灌木”，但是我拒绝发火。大多数人不清楚其实父亲的竞选和我自己的竞选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作为一个候选人的儿子，我会变得情绪激动，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乔治·布什。作为一个候选人本身，我明白我必须掌握分寸，严于律己。选民们不喜欢看到自己的领导人怒不可遏，使辩论变得粗俗不堪。对讥讽的最好反驳就是赢得选举。

10月中旬，我和安·理查兹在一场电视辩论上短兵相接。我研究了辩论内容，并在模拟辩论时进行了练习。在决战之夜的前一周，我要求大家不要再给我任何新的意见。我见过父亲的辩论准备。我知道候选人极易被最后一分钟的建议淹没。我最喜爱的一句老话就是“做你自己”。此话当真。我命令所有的辩论意见必须首先在卡伦这里过滤。如果她认为建议很关键，她就会传达给我。否则，我就一心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和专注。

辩论之夜，我和卡伦在电梯里碰到到安·理查兹。我跟她握手，并说：“州长，祝你好运。”她却咆哮道：“今晚你会吃不消的，孩子。”

这是一种典型的烟雾弹，但其产生的效果与她的期待截然相反。如果州长企图吓唬我，我猜这说明她肯定没有把握。我回敬给她一个灿烂的微笑。辩论进行得非常顺利。我已经对政治认识颇深，我知道辩论没有绝对的赢家。但如果你说了一些傻话，或面露倦意或神情紧张，那么你就输了。那天，我既不疲倦也不紧张。我自信满满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避免了重大失误。

和其他竞选一样，最后的几周总有一些出其不意。罗斯·佩罗从半路杀出，支持安·理查兹，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我一直认为政治支持的作用被高估了。它的作用不大，有时候甚至会伤到竞选。我告诉一名记者：“她可以让罗斯·佩罗支持她。我也会带上诺兰·莱恩（美国职业棒球投手）和芭芭拉·布什。”但我没有告诉记者其实母亲依旧认为我赢不了。

大选结果公布，我喜出望外。我们成功实现了《达拉斯晨报》所称的“一度无法想象”的胜利。《纽约时报》惊呼这是一次“精彩的爆冷”。在我的支持者聚集的奥斯汀万豪酒店，父亲给我打来电话。“祝贺你，乔治，赢得漂亮，”他说，“但是似乎杰布的选举要输了。”

我为弟弟感到遗憾，他付出了努力，本应当之无愧地赢得选举。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的狂喜之情。我来到万豪酒店的宴会厅，发表了胜利演讲。

1995年1月17日，我在酒店房间内为就职典礼做准备，这时，母亲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两只衬衣袖扣和一封父亲的信。信里写道：

亲爱的乔治，

这两只袖扣是我最珍贵的宝贝。这是1943年6月9日我的父母送给我的，当时我在科珀斯克里斯蒂获得了空军军衔。现在我想把它们给你，你也已获得空军军衔，在空中翱翔，如今，当你宣誓就职州长的那一刻，你将再次展翅高飞。

他还写道他有多么的骄傲，还说，他和母亲对我的爱是我一生的港湾。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

你为我们付出太多，让我们受之有愧。你为我们做出了牺牲。你对我们的忠诚毫不动摇，你为我们的奉献坚定不移。现在轮到我们回报你了。

父亲不是那种会当面讲出这种话的人。亲笔致信才是他的风格，而他的话语也意味深长。那天早上，我感觉到自己与为国尽职的家族传统的强大纽带牢不可破，而我正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这种传统。

作为州长，我不需要另花时间来计划我的日程。过去一年，我一直在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我想实现什么目标。我一直认为竞选的讲坛不是你用来赢得选举的工具，它是你在任期间工作的蓝图。

我需要立马行动还出于另外一层原因。在得克萨斯州，州议会每两年才有140天的会期。我的目标就是要让我全部四个政策计划在两院的第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为了实现目标，我需要与立法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首先我要与副州长建立良好关系，副州长同时担任州参议院议长，主持各大立法委员会，并决定各项议案审议的顺序。副州长是与州长分开选举的，这意味着两位最高官员可能来自对立的政党副州长鲍勃·布洛克（bobbullock）和我就是这种情况。

布洛克是得克萨斯政界的传奇。他曾在州审计长这个要职上干了16年，之后1990年他被选为副州长。他管理参议院的手段强硬。他把自己的前雇员和朋友们安插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使得他能够时刻保持灵通的信息。布洛克很有可能让我的州长日子非常不好过。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可以说服他与我合作，他将成为一个弥足珍贵的盟友。

选举前的几周，乔·阿尔博建议我秘密会见布洛克。在一个宁静的下午，我偷偷溜走，飞往奥斯汀。开门的是布洛克的妻子，简。她长得非常漂亮，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然后布洛克出现了。他身材结实瘦小，面容沧桑。他先后与四个女人有过五段婚姻。简是他最后一任妻子，也是他一生的最爱。此前，他娶过她一次。布洛克以前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有一次，他喝醉了，居然对着公共小便池开枪。他也是个老烟枪，尽管他的肺被部分切除，但仍不悔改。这个人的生活经历充满了磨难。他伸出手对我说：“我是布洛克，请进。”

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这里看上去像一个研究图书馆，收集了成堆的文件、报告和数据。布洛克把一份厚重的文件扔在我面前的桌上说：“这是一份关于少年司法的报告。”他知道我的竞选主题部分是围绕着少年司法改革展开，因此建议我考虑他的意见。之后他又拿出一堆关于教育和福利改革的类似报告，啪的一下扔在我面前。我们谈了大约三四个小时。布洛克支持安·理查兹，但他很明确地表示如果我获胜他将与我合作。

另一个关键的立法官员是众议院的议长皮特·拉尼（peeney）。和我一样，皮特也来自西得克萨斯。他是黑尔森特的棉花农场主，黑尔森特是位于卢博克和阿马里洛之间的一个小镇，我曾在1978年的竞选中造访过。皮特为人低调。布洛克喜欢公开自己的想法，偶尔会把想法和盘托出，拉尼却是那种习惯隐藏自己观点的人。他是民主党人，在两党都有盟友。

在我担任州长后不久，皮特、鲍勃和我都同意每周一起吃一顿早餐。起初，早餐是大家交换信息的一个渠道，帮助我了解立法情况。随着法案进入议院审议阶段，早餐变成了重要的战略会议。在州议会复会前的几个月，布洛克推动了一些重要的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大部分法案仍在众议院接受审议，等待通过。

布洛克希望法案的事情尽快付诸行动，并让拉尼知道他的想法。我吃着煎饼、培根加咖啡的早餐，皮特不紧不慢地告诉副州长法案会通过的。布洛克的怒火一触即发。不一会儿，他就爆发了。他瞪着我，怒吼道：“州长，我要搞死你。我要让你看上去像个傻子。”

我想了想，站了起来，走向布洛克，说道：“你要想搞我，那你得先吻我一下啊。”我故意拥抱他，逗他玩，但他挣脱了我的怀抱，冲出了房间。我和拉尼都捧腹大笑。我们都明白布洛克的激烈言辞不是针对我。这是他在告诉拉尼，已经到了该让他的法案在众议院表决通过的时候了。

布洛克的话是否对拉尼产生了效果，我不得而知。

但是在我们三个人的努力推进下，教育、少年司法和福利改革的立法进展加速。议事日程上最复杂的立法当属侵权改革。控制滥诉是防止就业机会从得州流失的关键。但影响力强大、资金雄厚的审判律师协会却极力反对此项改革。而我有一个盟友戴维·希伯里（davidsibley），他是来自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共和党州参议员，也是负责审议该法案的专业委员会主席。

在议会复会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邀请戴维共进晚餐。晚餐刚刚开始，他就接到了布洛克的电话。我听着戴维这边的谈话。他听着副州长的电话，一会儿点头，一会脸色铁青，默不作声。然后他说：“他就坐在旁边，你想跟他说话吗？”布洛克想跟我讲几句，于是我接过了电话。

“你干吗阻止侵权改革？我以为你是同意的，原来不是，你这个让人厌恶的州长！”布洛克大骂了几句脏话，然后挂断了电话。戴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以前也见识过，但是不知道我会怎么应对。我放声大笑，笑得非常厉害。布洛克顽固又粗俗。但是我感觉这只是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