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之后，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我想要了解一下事态的最新进展以及第二天的应对计划。我和他们说，没有人会主动寻求或预计到这一使命的到来，但美国要应对这一挑战。我说道：“自由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今天自从清晨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忙碌着。总统保卫处处长卡尔·特拉斯科特告诉我们，今晚我们将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个房间里，靠墙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看起来像是哈里·杜鲁门那时候放在那里的。我可以想象，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整夜都需要和这狭小的床垫和钢床架作斗争，注定无法睡安稳。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于是，我告诉卡尔：“我没法在这样的地方过夜。”

他也看出来我是不会让步的。“那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觉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我告诉劳拉我们得快一点儿，她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所以只能靠我带着她离开。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领着她，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并喊着我们的英国跳猎犬斯波特跟上。我当时光着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恤衫。我们当时的模样真算是一景了。

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进入地下防空洞。我们进入隧道后，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之后，特工们带我们又穿过了一道门。“

……

嘶……”的声音再次出现。我们穿过最后一个走廊，绕过那些在门外的人员，进入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

9月12日，我醒来后，美国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民用飞机均被禁飞，装甲车在华盛顿路面上巡视，五角大楼的一侧已经彻底被毁坏，纽约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双子塔已经不复存在。在我总统任期内，本计划将重心放在国内，现在已经转为战争。这种转变证明了命运的无常，一个总统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有时根本无法预测。

整个美国的心态动摇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储备防毒面具和瓶装水，有人逃离城市，赶往农村，因为他们担心城市里的建筑再次成为袭击目标。那些在摩天大厦里工作的人们不敢再回去工作。在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很多人都不愿搭乘飞机。人们似乎都觉得还会有一次袭击。

敌人未曾露面，但美国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本教科书告诉我如何让国家镇定下来。我靠的是直觉和自身的背景。在得克萨斯西部所培养的乐观让我在此刻怀有信心。偶尔，我会说话率直一些。比如我会说，对于本·拉登，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周围的人给了我很大帮助。白宫的团队表现镇定，是我灵感的源泉。劳拉在后方不断地支持我，奉献着她的爱。我的弟弟马文和妹妹多萝两人也都住在华盛顿地区，他俩经常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的父母也一直在支持我。我的家人让我感到安慰，也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

我同样也从信仰和历史中汲取力量。通过《圣经》，我寻找到了慰藉，亚伯拉罕·林肯称《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最好的礼物”。我很钦佩林肯在道德上心如明镜，坚如磐石。他曾说过：“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战争来验证，胜者为王。”反恐战争亦是如此。

被袭之后，我随即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让恐怖分子再次得逞；第二，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进入了一场新型的战争当中；第三，帮助受害地区恢复元气，确保恐怖分子无法成功打击我们的经济，分裂我们的社会。

9月12日，我照常在早上7点左右到达椭圆形办公室。那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众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回电话，他们都纷纷致电表示慰问。我第一个电话回给了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托尼首先对我说，他当时“完全震惊”了，并且他会“百分之百”站在美国这一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声音非常坚定。我与布莱尔之间的友谊是最为紧密的，而这次对话使我们本已非常紧密的友谊进一步得到升华。之后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时决策愈加困难，有些盟友动摇了，但托尼·布莱尔从未动摇。

每一个致电的国家领导人都表示了支持。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言简意赅：“我们与你们同在。”这一承诺确实得以兑现。劫机之后，很多美国飞机绕道飞行，造成数千名美国乘客滯留加拿大，但加拿大人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说他“哭得像个孩子，无法自已”，并承诺与我们合作。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均承诺将尽其所能提供援助。小泉纯一郎，珍珠港事件中袭击美国的国家的首相，称“9·11”事件“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攻击，更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攻击”。北约成立52年来，联盟成员国首次投票启用宪章第五条：袭击一国即是袭击所有国家。

反恐战争中，志愿者联盟正在形成，并且在当时，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入进来。

回完电话后，我听了中情局的简报，并且在内阁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乔治·特内特确认本·拉登对此事负责。拦截下的情报显示，基地组织成员在阿富汗东部正在相互庆祝。我也说得很清楚，这场战争与其他战争不同，我们面临的敌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首都，没有传统战场上的军队。击败敌人需要举全国之力，无论是搜集情报，冻结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还是部署军队，均是如此。

这次会议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向媒体发言。我已经准备好将昨晚推迟宣布的消息公开。“昨天，针对我国的这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袭击已不仅仅是恐怖主义行为，”我说道，“这是战争行为。”

半小时后，我会见了国会两党领袖。我列出两大隐忧。一是自满，当然，在“9·11”痛楚仍然清晰的现在，这很难想象，但我知道，人们早晚会逐渐忘却。作为民众选举出的领袖，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威胁，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第二个隐忧是对阿拉伯裔和信奉穆斯林的美国人的歧视。我已经听说有报道称，有人开始对貌似中东地区来的人进行口头骚扰。这让我想起在过去的战争时期，美国有过这方面不光彩的历史。“一战”期间，人们有反德情绪。极端情况下，有些德裔美国人还被监禁。“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支持将大量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诺曼·峰田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只有10岁。那天在内阁室中见到他，这就很好地提醒了我：政府有责任保持冷静，而且公开反对歧视。我计划访问一座清真寺，以传达这一信息。

国会议员们也非常团结，决心共同保卫国家。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汤姆·达施勒提出一条警告。他认为我应当谨慎使用“战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很强烈的暗示。我了解到了他所担心的事情，但我不认同他的观点。如果恐怖主义网络组织了四起连环袭击，并发誓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这还不算战争行为的话，那这算什么？违反外交礼仪？

在最后发言的几个人中，其中一个是罗伯特·伯德，他是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当时已经83岁高龄。他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结束以及无数其他的挑战。他犀利的言语激励了在场的所有人，“除去好莱坞和电视剧里的情节，”他说道，“现实中也有一群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并且信仰上帝……无敌之师随时听你调遣。”

9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两地距离很近。五角大楼还在冒着烟，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唐·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到撞击地点走了走，并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当时，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绝不屈服，决心反抗，而这也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在那里，我见到的最后一批人是验尸人员。乔·哈京带着他们走了过来。在执行完这一最令人伤心的任务后，他们一身尘土。我向他们表达了感激之情，是他们使得这份工作变得高尚。

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乔·哈京告诉我，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这些担忧都很合理，但我已下定决心，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对这次袭击，我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要让他们了解到这一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

周四上午，我决定宣布这一消息。阿里·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通话。我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之后，我突然说道：“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我接受，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

通话后，我同意回答几个媒体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涉及航空系统安全，本·拉登的下落，以及我在国会中提出了什么要求。现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他问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在祈祷什么，心中又在想着什么？”

在此前的两天，我都设法在公开场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问题让我压抑的情绪释放了出来。我一直在想着特德·奥尔森极度忧伤的声音，想着验尸人员精疲力竭的工作场景，想着无辜死去的孩子，以及那些失去父亲或母亲的人。我心中积聚的哀伤一瞬间爆发。我眼含泪水，几度哽咽。我停下来，人们飞快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很快，我恢复了平静，把手放在坚毅书桌上，身体前倾。“我现在想的不是自己。我想的是那些家庭，那些孩子。我是个有爱心的人，但我同时肩负重任，我要履行自己肩上的责任。”

之后，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有个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他立刻回答道：“不是，长官。我是特种兵，我的智商太高了，进不了陆战队。”在场的所有人他的妻子、医生、劳拉和我都大笑起来。这是喜悦之笑，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让我备受鼓舞。

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安迪·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特勤人员已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但我要留下。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之后，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一天。睡觉之前，我心想：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恐怖袭击，感谢上帝。

“9·11”事件中约有3000名无辜的男女老少被杀害了。我觉得全国应当共同悼念他们，所以我将周五（9月14日）定为全国祈祷和纪念日（naionaldayofprayerandremembrance）。我知道9月14日将会是痛苦且伤感的一天，但我没想到那一天会让我颇受启发。

早上7点刚过，安迪·卡德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我做国家安全简报。中情局相信在美国还有更多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想用生物、化学和核武器袭击美国。如果说有什么行为能制造出比“9·11”更加残忍的结果的话，那么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恐怖袭击显然可以。

我让联邦调查局局长鲍伯·穆勒和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给我介绍一下对劫机者的调查状况。鲍伯告诉我，他们已经查出了大多数恐怖分子，了解到他们何时进入美国的，之前身在何处以及他们如何实施此次袭击的。这是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调查，但这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