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5日，汤米在形势分析室展示了一份最新计划，解决了若干关键问题。我们已经从海湾地区的领导者们那里得到了基地和飞越领空许可。汤米在计划中特别包括了派遣特种部队夺取可能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保护伊拉克南部油田，控制飞毛腿导弹发射装置的内容。他也准备了大规模空袭，这将使萨达姆集中在巴格达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付出惨痛代价，降低巴格达变成堡垒的机会。“总统先生，”汤米用得克萨斯口音说，“这将带来震慑与畏惧。”

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我们都担心萨达姆可能对我们的部队发动生化袭击，所以军方正着手采购防化服。我们用训练和演习做掩护，逐渐加强了在科威特驻军的战备水平。这样，如果我下令开战，军队便能迅速投入战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迪克·迈尔斯提到了说服土耳其开放其领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以此建立起北部战线。乔治·特内特担忧发生更广泛地区战争的可能性，比如叙利亚进攻以色列，伊朗指使它的恐怖主义代言人黎巴嫩真主党造成混乱局面等。唐·拉姆斯菲尔德指出，战争可能动摇约旦或者沙特阿拉伯的政局，美国很有可能一直抓不到萨达姆，伊拉克也许会在获得自由后夭折。

这些潜在的可能性让人保持清醒，我们得到的简报也有这样的作用。一份6月的简报称，“伊拉克设法保住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够增加）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需要的基础设施和资料”；另外一份简报警告道，萨达姆的政权“几乎可以肯定正在生产炭疽病菌、肉毒杆菌、黄曲霉素和蓖麻毒素”。报告继续写道：“无人机是巴格达更加致命的工具，用来投放生物……武器。”而且报告还说，更严重的是，“经验表明，萨达姆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为了使用，而非仅是一种防御措施”。

2002年夏天，我收到一则惊人消息。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musabalzarqawi）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分子，曾在阿富汗参与生物武器实验，现在他在伊拉克东北方运作一个实验室。“这一地区的设施有生产用于恐怖主义行为的有毒药剂的嫌疑，”简报中称，“扎卡维将美国和以色列视做目标，是一名活跃的恐怖分子：从秘密行动中得到的敏感情报来看，扎卡维一直在努力尝试将一些未确认的化学材料从伊拉克南部偷运到美国。”

我们不能确定萨达姆是否知道扎卡维藏匿在伊拉克。有情报显示，扎卡维在巴格达接受了两个月的药物治疗，而其他基地组织成员已经转移到伊拉克。中情局曾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情报部门合作，希望说服萨达姆逮捕并引渡扎卡维。萨达姆拒绝了。

2002年夏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要轰炸这个实验室。为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迪克·迈尔斯讲到了种种选择：战斧式导弹，b2轰炸机空袭，或者隐蔽的地面攻势。迪克·切尼和唐认为扎卡维是一个重要威胁，除掉他将会体现美国的一贯作风，即对恐怖主义避难所的零容忍。

科林和赖斯觉得，对实验室的攻击会在国际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破坏我们为对付萨达姆而建立联盟的努力，特别在我们试图让土耳其加入的时候，后者对伊拉克北部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异常敏感。“这会被认为是单方面开启对伊作战。”科林说。

现在我陷入两难境地：如果美国被伊拉克生物武器袭击，而在有机会消除威胁时我没有行动，那么我将要为此负责；另一方面，轰炸实验室会破坏外交关系，引发军事冲突。

我让情报部门继续密切关注该实验设施。就目前状况而言，我会继续走在外交轨道上，但是我越来越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伊拉克是一个正在扩大的严重威胁。

2002年我在克劳福德停留了很长时间，那是一个思考下一步决策的好地方：我该如何在外交轨道上推动事情进展。

一种选择是寻求联合国决议，要求萨达姆重新接受核查人员进入。另外一种，是下达最后通牒，要求萨达姆缴械，要是他不肯，就组织一个同盟推翻他的统治。

从法律角度来说，联合国决议不是必需的。3年前，克林顿总统与我们的北约盟友就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决议支持的情况下，推翻了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迪克和唐认为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也不需要联合国决议，毕竟我们都有了16项了2他们相信，把事情交给联合国会带来漫长的官僚主义办事过程，这会让萨达姆变得更加危险。

我同意他们的观点。可是，几乎我咨询过的每一位盟友即使是像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这样坚定的倒萨派都告诉我，为了在他们的国家赢得公众支持，联合国决议的支持绝对必要。

科林赞同霍华德的意见。在我动身去克劳福德的前一天，我请他在形势分析室单独和我见面。科林比之前每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更有热情。他说，得到联合国决议，是唯一赢得全球其他国家支持的方法。他接着说，如果我们真的要推翻萨达姆，军事行动相对而言更简单；之后，用科林的话说，美国就将“拥有”伊拉克，我们便有义务帮助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进行重建。我仔细地听取并且表达了相同的关切。这是我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另一个原因。

那年夏天的华盛顿，战争的可能性已经成为相当炙热的新闻话题。记者们总是问我，桌子上是不是有一份作战计划。

8月15日，我打开《华尔街日报》，看到一篇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评论文章，他是我父亲的国家安全顾问。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别碰萨达姆”。布伦特在文中讨论了伊拉克战争将会分散反恐战争的力量，会释放出一个“面临末日审判一样的中东”。他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向联合国安理会施压，坚持进行对伊拉克政权无事先通报的有效核查”。

这是个合理的建议。但是布伦特没有把它告诉我，而是选择了发表在报纸上，这让我很生气。我给父亲打电话。“孩子，布伦特是我的朋友。”他提醒我。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也知道，要是外交手段失败，批评家们就会挖出这篇文章。在华盛顿，有些人认为布伦特的评论是父亲在向我传达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信息。可是如果他认为我所做的不对劲，他百分之百会自己告诉我。

2002年9月7日，周日。我在戴维营召开了国家安全小组会议，以做出最后决定。51周之前，我们在月桂木屋一起做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现在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想找到一种不用开战就消除伊拉克威胁的办法。

我给每个小组成员机会发言。迪克·切尼建议我们最后一次重申对萨达姆的要求，给他30到60天时间把自己弄干净，如果他不同意就用武力解决。“是行动的时候了，”迪克说，“我们没法再等一年……核查制度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科林仍旧坚持联合国路线。“只要我们向联合国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能吸引盟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很难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们不会得到执行军事计划所需的国际支持。”

在最后一次听取了所有人意见之后，我做的决定是：我们必须找到解决之道。“国际社会对萨达姆的看法有分歧，”我说，“我们得消除分歧。要么他交出他的武器，要么就动武。”

我告诉小组成员，在下周的演说中我将把这一意见向联合国提出。我将提醒联合国，萨达姆的蔑视会对这一机构的信誉造成威胁。如果联合国的要求没有被执行，它也就跟当年的国际联盟一样，是个没用的国际组织。

当晚，托尼·布莱尔来到戴维营共进晚餐。当我告诉他，我正在请求联合国通过决议时，他很高兴。“许多反对者希望我们会进行单边行动，”他说，“但是现在，你戳中了他们的软肋。”

我们都明白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一旦我们在联合国表明观点，就必须能够一直承担后果。若外交手段失败，可选择的办法就只有一个了。“我不想发动战争，”我告诉托尼，“但是我会发动战争。”

托尼表示同意。会晤后，我告诉托尼的高级幕僚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你的头头真有种。”我不知道把这句话讲给终日浸没在唐宁街十号的优雅耳朵听，会被理解成什么意思，不过对每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人来说，这意思相当清楚。

“现在全世界面临着一个考验。”2002年9月12日，我对所有联合国代表说，“联合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性时刻。安理会决议是能够得到尊重和执行，还是可以毫无顾虑地被拋到一边？联合国能够贯彻其成立的宗旨，还是完全背离初衷？”

发表这次讲话是一次离奇的经历。代表们安静地坐着，几乎像是被冻住了。我感觉是在对着一个蜡像馆说话。

会议厅外面的反应令人鼓舞。盟国们很感谢我能尊重联合国，听取他们的意见以求问题解决。很多在家中的观众很赞赏我挑战联合国的行为。《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写道：“如果联合国在面对这种长期、公开的对其行为的挑战时反应仍然被动，尤其是这种挑战还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肯定会引发布什先生警告过的对联合国初衷的背离。”

联合国就此进行辩论时，我们在为另一项提案努力，这就是国会给予的战争授权。作为讨论的一部分，国会大厦的议员们要求情报部门做出分析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评估。用大多数过去18个月里呈送给我的情报编纂了这份评估报告。在稍后销密的一些内容中，情报评估认为，“巴格达拥有超过联合国射程限制的导弹和生化武器，如果联合国不加核查，伊拉克在10年内很有可能研发出核武器”。

情报对国会议员们产生了一定影响。参议员约翰·克里说：“我之所以投赞成票，让美国总统拥有在必要情况下发动战争、遏制萨达姆的权力，是因为我相信萨达姆手中握有致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是一个威胁，一个巨大的威胁。”

参议员杰伊·洛克菲勒，一位在情报机构广受尊重的民主党人也说道：“目前，萨达姆已有的生化武器能力对美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明天……他有可能把这些武器提供给恐怖组织和与其政府接触过的第三方。这些组织又有可能在美国使用这些武器，对我们的公民发动毁灭性的袭击。我十分惧怕这种事情发生。”

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同样支持这项提案。他说：“毫无作为的风险太大。我们被选为议员是要来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和他们辩论。已经是时候在伊拉克和中东绘制新路线了。”

2002年10月11日，参议院以77∶2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提案，众议院以296∶133的投票结果通过。两院支持率都高于当年对发动海湾战争提案的投票支持率。提案争取到了主要民主党人的支持，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和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乔·拜登、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和哈里·里德。

11月8日是联合国方面决定性的投票日。科林在细节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不过依然坚持要给萨达姆解释的机会。现在的问题是，决议能否通过。我们需要15个安理会成员中的9个投赞成票，而且不能有来自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反对票。我们拨打了无数电话，努力让每个人和我们达成一致。安理会投票后不久，椭圆形办公室的电话响起。“嘿，头儿，”科林说，“咱们做到了。”

15比0，投票一致通过。不仅法国投了赞成票，俄罗斯、中国和叙利亚都投票支持。现在全世界都明白：这是萨达姆接受核查并自我缴械的“最后一次履行决议的机会”，否则他将面临“严重后果”。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的规定，伊拉克在30天之内需要提交一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目前来讲准确、全面、完整的报告”。这项决议明确了萨达姆的举证义务。核查人员并不需要去证明他有武器，但他需要证明自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