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colonybeachande

isresor）的套房中，此地距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很近。清晨醒来后，我开始诵读《圣经》，之后下楼跑步。我开始绕着高尔夫球场慢跑，当时外面一片漆黑。特勤局的特工们已经适应了我晨跑的习惯，但当地人肯定会觉得在一片漆黑中跑步有点奇怪。

回到酒店后，我很快地洗了个澡，吃了点早餐，之后开始浏览早晨的报纸。当天最大的新闻是迈克尔·乔丹复出，重返nba。其他的新闻头条大多关注的是纽约市市长初选和日本出现一例疑似疯牛病病例。

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总统每日简报》的内容包含高度机密的情报以及对地缘政治深入的分析。这段时间也是我一天当中最为精彩的部分。9月11日，一位名叫迈克·莫雷尔的聪颖的中情局分析员向我进行了汇报，内容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暴动情况。

听取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由于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路和她进行交谈，这个教室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通讯中心，专为外出的白宫工作人员使用。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通话之后，我和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校长名叫格温·里热尔，人很友善，她把我介绍给那个班级的老师桑德拉·凯·丹尼尔斯，以及教室中二年级的学生们。之后，丹尼尔斯带领学生们做练习。几分钟后，她让学生们拿出练习册。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竞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吓到孩子们，而且也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课还在继续，但是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干出这样恶毒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听到这一席话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之后，我发现我说的一句话竞和我父亲之前做出的承诺如出一辙。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父亲说道：“侵略行为是不会得逞的。”但这种巧合绝非有意而为之。在我自己写下的演讲稿中，原本写的是“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成功的”。但父亲的话一定是深深印刻在了我的潜意识当中，危机再次发生时，便浮现出来。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之后，我想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那么多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这首歌的名字叫《优雅之神，荣耀之神》（godofgraceandgodofgzory）。

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第一次遭遇敌人袭击我们的首都。在那样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就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理清事实，采取行动以保卫国家，并帮助遭受袭击的区域尽快恢复。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我们也需要想出策略，以将这些恐怖主义者绳之以法，遏止他们再次袭击。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这是由一组战斗机组成的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30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在，目标则成了满载着无辜乘客的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之后我得知，是乔希·博尔滕催促切尼与我确认，以保证命令传达得准确无误。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安迪·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

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埃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特勤人员，身体很结实，负责“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

“9·11”事件中，最让我觉得感到挫败的是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飞机上没有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各地的设施。但通常在观看一个台几分钟后，屏幕就不动了。

很多的报道我都只是匆匆看到一部分，了解到了美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时的恐惧。有些被困者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坠楼身亡；有些人身悬窗外，希望能得到解救。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我做着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工作，但那一刻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某一段，电视信号相对稳定，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看到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轰然倒塌。不到30分钟后，北侧大楼也倒下了。我原本还期盼被困高层的绝望的人们还有时间逃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双子塔的倒塌使得事态更加严重。在平日里，有5万人在这里工作。飞机撞击后，有些人撤离了大楼，但我关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楼内，几千人？还是上万人？我不清楚。但我确信，在刚刚的这个情景中，我所见到的美国人民的死亡人数是历届美国总统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我给身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的切尼和赖斯打电话，以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我们试着建立起一条保持连通的线路，但电话一直掉线。在之后的几年中，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京一直在负责总统紧急行动中心、战情室以及空军一号的通讯系统升级工作。

当我们收到情报时，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信息。我似乎嗅到了战争的气息。有些情报说，国务院发生了爆炸，国家大草坪起火了，一架韩国航班被劫持了，并正向美国飞来，还有一条电话情报显示，有对于空军一号的威胁。这通电话的呼叫者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码名称天使（angel），而这一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收到的最奇怪的一条情报称，一个物体正高速飞向我们位于克劳福德的牧场。后经证实，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认真对待了每一条情报。

但有另外一条情报被证实是真实的：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我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知道答案。我感到一阵痛心。是不是我的命令造成了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民的死亡？

战争的气息渐浓之时，我听说了93号航班上的英勇事迹。飞机上的乘客们在与地面上的亲人通话后，得知了之前发生的袭击，于是他们决定闯入驾驶舱。在这架注定命不久矣的飞机上，一位名为托德·比默的乘客组织大家集体反抗，他说道：“让我们行动吧。”这也是他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之一了。“9·11”委员会后来称，93号航班上乘客的反抗使得国会大厦或白宫躲过致命一劫。他们的英勇行为在美国历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