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和我初次见面，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座宫殿里，那里曾属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那次峰会上，我的目标是消除一切紧张状态，建立起和普京的牢固联系。我把个人层面的外交手段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了解其他国家首脑的性格特征和其所重视的问题，会让我更容易找到彼此的共同点，或者就容易产生分歧的领域进行交流。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一课，他是个人外交技巧的伟大开创者之一。另外一位则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为自己的事业赢得一位支持者，”林肯曾说过，“只要让他相信你是他的朋友就行。”

与普京的会谈开始于一次小型会见，只有弗拉基米尔和我，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几个翻译。他看上去有些紧张。他照着一叠整齐的卡片对我说话，以此作为开场白。第一个议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俄罗斯联邦债务问题。

几分钟后，我用一个问题打断了他的演讲：“您母亲真的给过您一个在耶路撒冷祈福过的十字架吗？”

当翻译彼得用俄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普京脸上闪过一丝惊诧。我解释说，这个故事是我在做一些背景的时候注意到的我当然没告诉他，我的是情报简报而且我很希望再知道一些细节。普京很快回复平静，开始给我讲这个故事。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变得很柔和，他讲道，在他把十字架挂在他的郊外别墅之后，那里就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赶到时，他告诉他们，自己唯一在乎的就是那个十字架。他戏剧性地再现了当一位消防员展开双手，向他展示十字架的瞬间。他说，那“简直就是命中注定”。

“弗拉基米尔，”我说，“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一个关于命中注定的故事。”我感到紧张气氛从会议室中消散了。

会见之后，一个记者问我，普京“是否是一个美国可以信任的人”。我说他是。我想起普京对我讲述十字架的故事之时，他声音中所带的感情。“我直视他的眼睛，”我说，“……我能对他的心灵做出判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京会给我很多理由来完善我对他的看法。

斯洛文尼亚会见以后三个月，普京正是“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给白宫打来电话的外国首脑。他不能联系到正在空军一号上的我，所以赖斯通过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他通话。他向她保证，俄罗斯不会像苏联在冷战期间一样，条件反射似的加强战备水平作为对美国将战备等级（defcon）提高到3级的回应。当我在隔天跟弗拉基米尔通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用一分钟默哀表示和美国的团结一致。在谈话末尾，他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要您明白，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处在同一战线。”

9月22日，我从戴维营给普京打电话。在这次冗长的周六上午的对谈中，他同意对美军开放俄罗斯领空，并且要用他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帮助我们的部队进入阿富汗。他甚至命令俄罗斯将军们，向他们的美国同行做一个关于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进入阿富汗所获经验的简报。

这是一次神奇的谈话。我告诉普京，他能主动从过去那些相互猜忌中走出来，让我感激不尽。很快，我们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就达成了一致。

9月晚些时候，乔治·特内特报告说，中情局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阿富汗，并同北方联盟取得了联系。汤米·弗兰克斯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部署我们的特种部队。我对我的团队拋出了脑中的一个问题：“那么，由谁来治理这个国家？”

一片沉默。

我希望确保整个团队已经考虑过战后策略。我强烈地感到，阿富汗人民有能力选举出他们的新领袖。他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痛苦美国人也已经承受了太多危险这个国家绝对不能重蹈暴政的覆辙。我请求科林做一份将阿富汗转变为民主国家的计划。

10月5日，周五，迪克·迈尔斯将军告诉我，军事力量已经准备就绪。我也同样准备就绪。在我下达最后通牒之后，我们给了塔利班两周时间做出反应。塔利班尚未开展任何符合我们要求的行动。他们的日子到头了。

唐·拉姆斯菲尔德在中东和中亚达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协议，还在返回途中。我要等他回来再下达正式命令。10月6日，周六上午，我在戴维营通过保密通信线路，跟唐和迪克·迈尔斯召开视频会议。我最后一次问他们，是否已经万事俱备。他们准备好了。

“开始吧，”我说，“我们来做点实事。”

关于打击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政权和解救阿富汗受苦受难的人民，我自己清楚，这都是必要而且正确的行为。不过我依然担心事情会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军方计划者们考虑过存在的风险：大规模饥荒，内战突然爆发，巴基斯坦政府垮台，全球范围内的穆斯林暴动，还有我最害怕的针对美国本土的报复性袭击。

第二天，我登上海军一号返回华盛顿。此时，实际上除了劳拉和一些重要顾问，没有别人知道我已经下达了命令。为了保持行动的隐秘，我依然按照先前计划好的日程安排行事。其中包括出席在马里兰州埃米茨堡举行的国家阵亡消防员纪念仪式。我在演说中提到在“9·11”事件中献出生命的343名纽约市消防员，迄今为止，那是美国消防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牺牲的消防战士中，既有消防员主管皮特·甘奇，又有刚加入工作一个月的年轻新人。

这个仪式是能够生动地说明，美国为何将要开战。我们的军人们同样知晓。700英里之外，第一批炸弹被投下了。我们的军人们在其中一些炸弹上面刻上了四个字母：fdny。

从阿富汗发回的最初战报都是些好消息。两小时的空中打击之后，我们和英国盟军已经彻底摧毁了塔利班仅有的极少防空系统和许多已知的基地组织训练营。除了这些炸弹，我们还为阿富汗人民空投了37000多份食物和救援物资，这是人类战争史上发放人道主义援助最快的一次。

几天过后，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空中打击已经摧毁了大部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基础设施，但是我们在特种部队渗透方面遇到了困难。他们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苏联空军基地里，跟他们在阿富汗的指定着陆地点之间隔着1500英尺高的山峰，那里有极低的气温和让人睁不开眼的暴风雪。

我催促加快行动速度。唐和汤米保证说，部队已经尽其所能迅速赶路了。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的挫败感越来越强。我们现在的做法看上去跟从前美国的“空中战争”没什么区别。我担心我们在向敌人和全体美国人传达错误讯号。汤米·弗兰克斯后来说那些天“是从地狱冒出来的”。我的感觉和他完全一样。

在我宣战后第12天，第一批特种部队终于到达了指定位置。在北部，我们的武装力量把中情局和北方联盟战士们联合起来；在南部，一小队特种部队对塔利班领导人穆拉·奥马尔在坎大哈的指挥部进行了突然袭击。

几个月后，我造访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在那里见到了实施突然袭击的特种部队成员们。他们送给我一块从穆拉·奥马尔院落废墟中捡来的砖块。我把他收藏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私人书房里，它时刻提醒我，我们是在这场战争中投入了脚踏实地的地面部队，而这些在大地上的战士们训练有素、英勇无畏。

军队的到达并未减弱后方的不满声音。10月25日，赖斯告诉我，行动过于缓慢在传媒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强烈不满，这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小组。这场战争还是个诞生18天的婴儿，有人却开始讨论是否应当停战了。

在事态不明朗之时，来自上级的任何怀疑迹象都会给整个系统带来波澜。在第二天上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我说：“我只想知道，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我绕着桌子走过、询问了所有在场的人，他们都说同意。

我自信地认为，这个团队的战略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经过细致考虑，我们的军队能力很强，我们为正义而战。既然做出决定，就不能瞻前顾后放弃计划，也不能让压力把我们弄得惊慌失措。“我们要保持信心和耐心，还要冷静沉着。”我说道。

我感到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心宽不少。这让我想到，即使是最完美、最有能力的人，有时候也需要安慰。像我后来对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所说，总统要成为“脊椎里的钙质”。

看到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我庆幸我们已经重新挺起了胸膛。记者约翰尼·阿普尔写了一篇题为“战争沼泽隐隐浮现，阿富汗和越南相似”的文章。他的开头写道：“像个来自不愉快过去的不受欢迎的幽灵，‘沼泽’这个不祥的词语又开始出现在政府官员、国内外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谈话内容中。”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出现这种文章倒是在情理之中。我这一代的记者们，总是习惯戴上“水门事件”或者“越战”的眼镜看待所有事物。不过，《泰晤士报》甚至连一个月都等不了，就要迫不及待地给阿富汗贴上“越南”标签，还是让我大为惊愕。

阿富汗和越南二者的不同非常明显。阿富汗的敌人们刚刚在美国土地上杀害了3000多名无辜者；当时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常规部队部署在阿富汗，而越战曾有几十万士兵参加；在部队和军事行动的背后，美国人现在团结一心；我们现在也有了不断增多的盟友。

所有的这些不同都没影响到媒体。有关所谓“沼泽”的争论继续出现在报刊社论中和有线电视节目里。对此我不屑一顾。我知道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充满耐心、抱支持态度的，直到我们交上答卷。

11月初，战绩开始显现。在中情局官员和特种部队的帮助下，北方联盟开始大规模向塔利班控制区域进军。阿富汗勇士们发动了地面进攻，与此同时，我们的特种部队用卫星定位系统和激光导航系统指引发动空袭。北方联盟的战士们同我们的特种部队一起发动骑兵冲锋，攻下了战略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当地居民纷纷涌上街头庆祝。21世纪最尖端的武器，再加上让人想起19世纪风尚的骑兵冲锋，二者一同把塔利班从他们的北部根据地赶了出去。

我轻松不少。当我胸怀对我们战略的自信并驳斥“沼泽”一说时，仍或多或少有些焦虑。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准确预知我们的行动一定能取得成功。攻下马扎里沙里夫让我信心百倍。“解决这事就像撕开一件便宜衣服一样容易。”我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说。

这件衣服很快就被撕开了。没过几天，几乎所有的北方主要城市都落入我方控制。塔利班逃离喀布尔，流窜到东部和南部的大山中，那里有不少隐蔽设施。女人又能走出家门了，孩子们出来放风筝，男人们剃掉了胡子在街道上跳舞。还有人把录音机接上耳机听音乐这在塔利班时期是被禁止的。“我们自由了！”他喊道。一位女教师说：“我太高兴了，因为我知道，学校的大门又会向女孩子们打开了！”

看到这些庆祝景象，我欣喜若狂，劳拉也一样。攻占喀布尔之后的周六，她在周末电台节目中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第一夫人。她说，塔利班政权“正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败退，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女性公民都欢欣鼓舞。现在，阿富汗妇女们知道，在遭受了如此痛苦的经历之后，整个世界现在被展现在她们眼前了……反恐战争也是为女性赢得权利和尊严的一战”。

劳拉的演说在全球引起了良好反响，其中最有意义的回应来自于阿富汗妇女们。给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女人和女孩子们提供更多机会，变成了劳拉的职责。接下来的几年里，劳拉会见了许多阿富汗教师和企业家，尽量使教材和药品的输送变得更加方便；她支持成立了新的美国和阿富汗妇女委员会（usafghanw0men’sc0unci1），从私募基金中筹集了超过7000万美元；她还三次来到阿富汗。在我逐渐习惯总司令的角色时，劳拉也开始学会更好地做一名第一夫人。

阿富汗北部已经被攻下，现在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南部。乔治·特内特报告称，一股反塔利班力量正汇聚在一位普什图族领袖哈米德·卡尔扎伊周围。卡尔扎伊不仅是一位军事指挥官。他在坎大哈附近长大，在印度拿到了一个大学学位，能讲4种语言，塔利班掌权之前曾在阿富汗政府部门工作。

轰炸开始两天后，卡尔扎伊骑上一辆摩托车，穿过边境来到巴基斯坦，招募数百人，攻下了坎大哈附近的一个小城镇塔林科特。塔利班注意到卡尔扎伊的存在，就派部队来杀他。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中情局的直升机飞来，把他救走了。不久，卡尔扎伊回去继续领导反抗。一组海军陆战队员在11月下旬加入了他的部队。塔利班残余势力从坎大哈撤退。2001年12月7日，这座城市被我们攻占。这一天是珍珠港事件60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在条约厅发表演说之后正好两个月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