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选择使用外交手段。不幸的是，我们与伊拉克的外交历史让人沮丧。20世纪80年代，我们和巴格达保持了双边关系；90年代，我们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支持。尽管我们彼此做出了约定，萨达姆还是变得更加好战。

要是在外交领域获得了成功，我们需要的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解决途径。我们认为，萨达姆的缺点是对权力的迷恋，为了保住权力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如果我们让他明白，我们想要推翻其政权的尝试是极其严肃的，他可能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停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再威胁邻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尊重其人民的权利。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取得成功，但是考虑到有这种选择，我们觉得也是值得尝试的。这种方法叫做强制外交。

对伊强制外交分为两方面：第一是形成一个同盟，共同表明，萨达姆对其国际义务的公然违抗不可接受。第二是拟定可靠的军事计划，一旦他拒绝屈服就用得上了。这两步在开始阶段会同时进行；随着军事计划逐渐成形和完善，两部分将逐渐靠拢，在二者都达到顶点之时恰好合二为一。那时就是决策之时不过，是萨达姆的决策之时。

2001年2月，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偕同夫人切丽来到戴维营，同我和劳拉见面。为了表达美英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托尼是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外国首脑。

我不知道同托尼的会面能发展出什么结果。我知道他是个左翼工党首相，也是比尔·克林顿的亲密朋友。很快，我发现他坦率、友好又易于合作。托尼和切丽没有带来任何不快感受。晚餐后，我们准备看个电影。他们同意看罗伯特·德尼罗和本·斯蒂勒主演的《拜见岳父大人》（meeheparens），这让劳拉和我确信，我们同布莱尔夫妇会相处得不错。

托尼和我谈论了当时的重大问题。他向我介绍了欧洲的政治局势。我们谈论了一些共同目标，比如扩大自由贸易，缓解非洲遭受的苦难，处理在圣地（holynd）发生的暴力问题。我们并未谈太多的社会问题，这方面留给了我和切丽探讨。

2001年夏天，布莱尔夫妇邀请我和劳拉前往契克斯（chequers）做客，那里是一处有传奇色彩的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占地很大，到处吱吱作响，带着浓郁的乡间气息，里面摆有舒适的家具，挂着历任首相的肖像。布莱尔夫妇没发出什么正式邀请，而是摆了一桌亲切的家庭宴席，还带着他们的4个孩子包括只有14个月的小里奥。

用餐过半，我们讨论到了死刑问题。切丽明确表示她不同意我的观点，托尼看上去有点不自在。我倾听了她的观点，接着继续捍卫我的。我告诉她，我认为被适当管理的死刑，可以阻止犯罪，拯救生命。切丽是一位聪明的律师，而这个职业是我从小就十分尊敬的。她一直在反驳我的论据。其时，劳拉和我听到布莱尔夫妇17岁的儿子，聪明的尤安说：“妈，让他喘口气吧。”

交往越是频繁，我就越尊重托尼。多年来，他成为我在国际舞台上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在我的任期中，他因为会议造访美国30多次。劳拉和我曾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和伦敦同他见面。2003年11月，托尼和切丽邀请我们去他们在特里姆登·克利尔利的家，那是一个位于乡村的老矿区。在维多利亚风格的红砖小屋里，他们给我们端来一杯茶，还带我们去一家名叫“褐奶牛酒馆”（duncowi

）的乡村酒吧。我们就着豌豆糊吃了鱼和薯片，我只喝了一杯窖藏的无酒精“比特伯格”（biburger）牌啤酒，就酒力不支。午饭过后，我们在当地一所学校稍作停留，观看了一场英式足球当然，我们的东道主把这种运动叫足球。那里的人们都很正派，也很欢迎我们的到来，除了一位举着块写有“疯牛仔病”字样牌子的抗议者。

托尼幽默又不失尖锐。在我们的首次会晤结束后，一位英国记者问到我们有什么共同点。我打趣说：“我们都用高露洁牙膏。”托尼还以颜色，说：“他们马上就要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了，乔治。”2003年，当他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提到了1812年战争，那次战争中英军烧掉了白宫。“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他说，“但是……真是对不住。”

不同于很多政客，托尼是个站在战略层面思考的人，他经常能看到地平线以下的事物。我逐渐感觉到，他和我对自由的力量拥有共同的信念，我们都认为自由有巨大的变革力量。在我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月，我荣幸地为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他是为数不多得到此项荣誉的外国首脑之一。

最重要的是，托尼·布莱尔有勇气。没有什么比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行动更能清楚显示这一点。托尼和我都认为，“9·11”事件后萨达姆对全世界的威胁是不能容忍的。英国同样是极端主义者的目标，他们也广泛搜集有关于萨达姆的情报，能从自身角度理解萨达姆引发的危机萨达姆也在向英国飞行员们开火。

如果我们必须推翻萨达姆政权，托尼和我就有责任帮助伊拉克人民用民主制度代替萨达姆的横征暴敛。改造伊拉克的行为将在其邻国产生影响。中东是全球各种思想交锋的舞台，一方是所有希望有尊严地生活、爱好和平的正派人士，另一方是寻求用暴力和恐吓实现其激进观点的极端主义者们。后者四处寻找绝望的、饱受压迫的生活环境，用来招募信徒，散布谬论。从长远看，保卫我们国家最好的办法是用更好的选择代替他们的阴暗价值观。

这个选择就是自由。有权来投票选择自己国家首脑的人们，不大可能转向暴力；在充满希望的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们，不会从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中寻找人生价值。只要自由在一个社会体系中扎根，就会慢慢成长并传播开来。

2002年4月，托尼和切丽在克劳福德与劳拉和我会面。托尼和我探讨用强制外交消除伊拉克威胁的可行性。他建议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寻求通过一项决议，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允许武器核查小组返回伊拉克，否则后果将非常严重。我对联合国没什么信心。安理会早已通过反对萨达姆的16项决议，没有一个起到作用。但我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

整个2002年，我都在和各国领导人探讨阿富汗问题。很多人跟我一样感到了威胁，包括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西班牙首相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荷兰首相扬·彼得·巴尔克嫩德、丹麦首相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大多数中东以及东欧国家的首脑。这证明，抗击萨达姆的最强烈支持者，往往是对专制暴政有更新鲜记忆的人。“上世纪3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在面对危险时犹豫不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总理西姆·卡拉斯对我说，“因此，我们被独裁政权所践踏，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有时候，实际行动确实是必要的。”

其他领导人们有不同观点，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认为萨达姆能造成什么威胁。我个人认为，普京这样说，部分原因是为了不损害俄罗斯在伊拉克稳赚不赔的石油合同。雅克·希拉克对我说，他支持对攻击性武器的核查，但是谨慎反对以武力威胁伊拉克，我并不惊讶于听到这种话法国在经济领域同样对伊拉克有相当大的兴趣。但他这种表达的逻辑错误在于，要是没有可靠的军事威慑，外交手段将又一次于事无补。

另一位很难争取的国家首脑是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2001年，我们之间有5次会晤。他面色放松又平易近人，一直希望巩固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我对他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帮助深表感谢，尤其感激他将波恩作为举办支尔格大会的地点。

2002年1月31日，我将要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两天，格哈德造访白宫，再度就伊拉克问题同我进行磋商。我在国情咨文中列出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带来的威胁。“这些国家，和他们的恐怖主义同伙们构成了一个邪恶轴心，以武力威胁世界和平。”我说。媒体抓住了“邪恶轴心”这个词，他们认为我是在说，三个国家形成了同盟。这么理解是个误会。我所说的轴心，指的是这些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和意图使用这些武器的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在这篇咨文里，有一点是不应该被无视的：我将要严肃对待伊拉克问题。

康迪·赖斯和安迪·卡德同我和施罗德一起，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型会议。我向德国总理表示，我要使用一定的外交手段，希望取得他的帮助。我还对他保证，我们不会只说不做，如有必要，动用军队将是我的最后选择。

“伊拉克和阿富汗情况相同，”他说，“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必须承担后果。如果你能迅速果断地处理，我就和你一起行动。”

我将这句话当成对我的支持。但当年晚些时候的德国大选到来时，施罗德又改变了想法。他指责我们有可能对伊拉克动武。他的司法部长说：“布什想转移公众对其国内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希特勒也这么干过。”听闻此言，我震怒了。没有什么事情，比被一位德国官员将自己与希特勒相比更能冒犯我了。我在一些有共同意见的领域跟施罗德保持合作，但我是一个重视个人外交的人，同时我极其看重诚信。一旦我的信任被损害，再去维持一个建设性的关系就很困难了。

“9·11”事件之后两个月，我请唐·拉姆斯菲尔德再审阅一遍已有的对伊作战计划。现在我们要完善强制外交中有强制性的那一半内容。

唐要求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同他一起更新整个计划，2001年圣诞节过后，汤米来到克劳福德，为我做有关伊拉克问题的简报。目前的计划总共需要6个月的准备再加上40万军队。在阿富汗得到的经验浮出我们的脑海。多亏了高新技术和创新规划，我们用比这少得多的军力消灭了塔利班，摧毁了基地组织训练营，同时也没有被视做阿富汗的占领者。

汤米告知国家安全小组，他要在伊拉克沿用在阿富汗“轻装前进”的策略。他设想分别从伊拉克南边的科威特，西边的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北边的土耳其同时发起快速进攻。“如果能让多个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小组为精确制导武器标识目标，我们所需的传统地面部队就要少得多，”他说，“这是从阿富汗得来的重要经验。”

我有不少担忧。我想知道我们的军队能走多快，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地。就像在阿富汗一样，我依然担心当地会发生饥荒，希望能保证无辜者的生命安全。我还担心萨达姆会蓄意破坏油田或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有可能对我们的战士们、同盟们甚至伊拉克人民使用生化武器。

我让整个小组继续制订计划。“我们应该保持乐观，外交手段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会成功解除这个政权的武装，”我在会议最后说，“但我们不能允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我决不允许这种事态出现。”

2001年12月到2002年8月之间，我同汤米会面或者交谈了十几次。计划愈加完善，不过我还没有完全满意。我想让我们都尽可能考虑到所有会发生的突发事件。我总是用这种开头问唐和汤米，“要是萨达姆决定……”我常常提出的一种情形，是萨达姆可能会在巴格达加强军队部署，将我们的部队拖入血腥巷战。我当然还记得1993年在索马里的战斗，那种情况不能在伊拉克重复出现。汤米和他的团队没有当场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也没指望他们能立即回答。不过他们一直努力着改进计划，每一份交给我的新计划都比前一版本的好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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