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道：“你们怎样防止下一次袭击呢？”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告诉鲍伯，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现在转入战时状态。我们要做的是阻止袭击的发生，而不是在其发生后进行调查。在会议结束时，鲍伯确认道：“防止袭击现在是我们的新使命。”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兑现了他的承诺，完成了联邦调查局百年历史中最根本的一次转变。

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深知反恐的意义。在与他通话之后，我召开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在我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给了我经久不息的掌声。我惊呆了，面对他们真心的支持，我竞一时语塞，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眼眶。

在内阁会议前，我们先进行了祈祷。我让唐·拉姆斯菲尔德带领大家祷告。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怀念了袭击中的遇难者，并希望我们“用耐心来衡量对行动的渴望”。祈祷后片刻的寂静让我有时间平复情绪，也想一想之后要在国家大教堂发表的讲话。很显然，科林·鲍威尔在这段时间内也思考了很多，国务卿先生递给了我一张小条。

“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写道，“当我要做这样一个讲话的时候，我会避免使用让我感情失控的词汇，比如‘爸爸、妈妈’。”这一举动非常体贴周到。科林经历过战争，他了解我们心中的情绪，所以想安慰一下我。在我开始会议的时候，我举起了那张纸条，开了个玩笑：“告诉大家国务卿先生刚才和我说的什么吧……‘亲爱的总统先生，不要崩溃啊！’”

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屋顶有102英尺高，有着优雅的立柱和绚丽的彩绘玻璃。9月14日，教堂中座无虚席。前总统福特、卡特、老布什和克林顿均偕妻子出席。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会议员，全体内阁成员，参谋长，最高法院大法官，外交使节和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唯一缺席的是迪克·切尼，因为他在戴维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这也表明现在威胁仍未消退。

我让劳拉和卡伦·休斯帮我统筹此次活动，她们做得很好。发言人包括各个宗教的领袖：北美伊斯兰协会的伊玛目姆扎米尔·希迪基，犹太教拉比乔舒亚·哈伯曼、比利·葛培理，柜机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和牧师科尔比让·考德威尔。在仪式最后，该轮到我发言了。在我走上读经台时，我低声祈祷道：“主啊，让你的光芒照耀在我身上吧！”

在我上任的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我之前告诉过讲稿撰写人迈克·格尔森、约翰·麦康奈尔和马修·斯库利，我这篇讲话想要实现三个目标：悼念逝去的生命，提醒人们我们还有仁爱的上帝，并表明袭击者将会被绳之以法。

“我们怀着心中的悲痛聚集在这里，”我开始说道，“有太多人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今天，我们举国哀痛。在上帝面前，我们为失踪和故去的人，以及爱他们的人祈祷……对逝去同胞的孩子、父母、配偶、亲属及朋友，我们送上最深切的同情。我向大家承诺，你们不是在孤军奋斗。”

我看了一下在场的人们。坐在我右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潸然泪下。我的首席特派人员夏丽蒂·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的：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和劳拉坐的地方。我继续说道：

如若没有这天之事，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的距离感。但现在，我们的责任已经明晰：应对袭击，消除邪恶。密谋、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明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一旦被激怒，则会全力反击。这场冲突开始的时间与方式是别人决定的，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决定……

上帝的旨意并非永远是我们所期待的。在悲剧中，我们学到了这一点。但我们个人因痛苦而做的祈祷，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这宏伟的大教堂中，上帝均会知悉，听到并理解……上帝创造的世界是道德的世界，忧虑、悲剧和仇恨均不会长久，善良、回忆和仁爱才会永恒。生命之主将会保佑所有罹难和悼念亲人的人们。

我走回座位，坐在劳拉身旁。父亲凑了过来，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有人说这一时刻象征着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亲给儿子的安心一捏。我从他的做法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在下一段旅程访问受袭地点曼哈顿下城时，我需要这种力量。

在飞往纽约的途中，我们都很安静。我让科尔比让·考德威尔与我同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撞击时的场景，了解到其造成的破坏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在这一旅途中，有一位朋友，一个心怀信仰的人和我一起，让我安心了许多。

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新泽西麦圭尔空军基地迎接我的到来。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州长自从周二上午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调配纽约州的资源，指挥军队进行救援。在9月11日，恐怕没有人比鲁道夫·朱利安尼更真真切切地看到那历史性的一刻了。他在正确的时间进行了反抗，表达了悲伤，并且始终在前线指挥救援。

我和乔治与鲁迪共同登上了直升机。在飞往目的地的过程中，飞行员飞过了世贸遗址。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9月11日晚上乘坐直升机时的情景。五角大楼受到了损伤，但并没有被摧毁。可双子塔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消失了，那里除了一片废墟外已经别无他物，场面相当令人震惊。

但与在地面上看到的景象相比，在空中看到的景象简直不值一提。乔治、鲁迪和我前往拥堵的市郊。在我们刚开始驱车前往受袭击地点时，路边的一些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看起来像是一团大而无用的灰色物质，但当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救援人员，从头到脚全都是灰。

我让司机停下了车。我走过去，和他们握手，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一直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当中有的人流下了眼泪，泪水流到脸庞上，从灰土间辟出一条小路，就如同河水流过沙漠一般。他们流露的情感也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逐渐接近废墟地时，我感觉就像是正在经历一场噩梦。那里暗无天日，烟雾缭绕在天空中，掺杂着悬浮的残渣，仿佛搭建起了一座恐怖的灰色大幕。早晨下过雨之后，地上出现了一些水坑，还有一些救火时留下的水迹。我们穿过了这些水坑，听到一些当地官员的聊天内容：“这里就是原来大楼矗立的地方……那里是单位重新编组的地方。”我试图去听，但头脑中不断地闪现袭击的场景，以及组织袭击的人。他们造成的损害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我们步行了几分钟后，乔治和鲁迪带我们到了一个深洞前。在那里，救援人员正在从碎石堆中寻找幸存者。如果说其他地方是一个噩梦的话，那这里简直就是地狱。它比我们头顶上的空气更加黑暗，除了滚滚的浓烟外，还有一堆一堆的碎玻璃和金属。

工作人员们看到我后，排起了队。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工作人员们的脸和衣服都已经肮脏不堪，眼中布满了血丝，声音也异常沙哑。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有如五味杂陈：悲伤，疲惫，担忧，憧憬，愤怒，荣耀。其中几个人小声地说道，“谢谢”，“上帝保佑你”，“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坚强的后盾，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几分钟后，人们的情绪开始转变了。一名灰头土脸的消防队员告诉我，他们消防站牺牲了很多人。我试图安慰他，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乔治，找到那些浑蛋，干掉他们。”直接称呼总统的名字并不常见，但对我来说没有关系，这种对话是我们个人之间的交流。

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的时间越长，越能发现人们更多原始的感受。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的一个面孔。他们并不认识我，未见我经受考验。他们想要确认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决心。一个人喊道：“不要让我失望！”另外一个人直接冲着我喊道：“不惜一切代价！”人们的复仇欲望显而易见，我完全可以理解。

安迪·卡德问我要不要对人们讲几句话，我觉得我应当说几句。那里没有讲台，没有麦克风，也没有讲稿。安迪指了指那里的一大片金属，我看了一眼卡尔·特拉斯科特特工，他点了点头，示意到那里是安全的。一个年长些的消防员正站在那上面，我伸出了手，他将我拉了上去，站在他旁边。这名消防员名叫鲍勃·贝克威思。

先遣队成员尼娜·毕晓普找到了一个手提式扩音器，让我用来向公众讲话，她把扩音器塞到了我手里。人们能够看到我在铁皮上面，而我后来得知，这堆铁皮是压坏了的一辆消防车。讲话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安慰群众。我告诉他们，美国诚心诚意地在为遇难者、救援者和他们的家庭祈祷。

有人喊道：“我们听不见你。”我回应道：“我能听见你！”人们欢呼了一下。我希望能够提振工作人员的士气，并表达国家的决心。突然之间，我知道该如何做了。“我能听见你们，世界其他地方也能听见你们，”我说道，这也引起了更响亮的欢呼，“很快，摧毁这两栋大楼的人也将听到我们！”人们沸腾了，他们释放出的能量是我从未感受过的，他们开始齐声高呼：“美国，美国，美国！”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我在纽约度过了不少时光。但直到2001年9月14日，我才发现这个城市真正的魅力。在到访世贸遗址之后，我们来到了其北部三英里处的纽约商展中心。在西岸高速公路上，有无数的人在摇旗呐喊，我感到非常吃惊。“总统先生，我真不想告诉你，”鲁迪和我开起了玩笑，“这些人之前没有一个人投票选你。”

在商展中心，我走进了容纳来自全国各地救援人员的集结地。我和那里的消防人员和救援人员打了招呼，他们有人甚至来自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们义无反顾地来到纽约做增援。我代表国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督促他们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

大楼的停车场已经变成了一个聚集场所，大约有200名失踪的一线救援人员的家属聚集于此。他们有老有少，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嗷嗷待哺的婴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活在同样的噩梦当中，上次见到或听到他们的至亲至爱是在世贸中心附近，而现在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还活着。

我刚刚看到了双子塔的残骸，要是有人能从那里活着出来，那一定是奇迹了。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愿放弃希望，我们共同祈祷，共同哭泣。很多人找我合影或索要签名，在这样一个悲痛的时刻，签名让我觉得很不合时宜，但我想尽我所能缓解他们的痛楚。我让每个家庭都告诉我一些他们失踪的亲人的信息，之后我会说：“那我签在这张卡片上吧，这样当你的爸爸（或妈妈、儿子、女儿）回家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信你真的见到总统了。”

在我走到最后一个角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家庭围绕在一个坐着的女性旁边，于是我坐到她的旁边。她告诉我她叫阿琳·霍华德，她的儿子是港务部门的一名警官。9月11日他正好休息，但一听说发生了袭击，便自愿赶去帮忙。有人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是三天之前。当时，他奔向了浓浓的烟雾中。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阿琳从她的包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她伸出手，里面是一个金属物体。“这是我儿子的徽章，他的名字叫乔治·霍华德，请您记住他。”她一边说着，一边将徽章放到了我的手里。我向她保证，我会记住她的儿子。

阿琳给我徽章后，我又在总统职位上工作了2685天。每一天，我都将徽章随身携带。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美国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这很自然，也是我想看到的。

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正在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人们也觉得更安全了。在我记录下这些想法的时候，起火那天发生的事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年轻的美国人对那天发生的事没有亲身体会。最终，“9·11”也会像“珍珠港被袭日”一样成为日历上需要纪念的一个日子和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而不是心灵上的一块伤疤、继续战斗的一个理由。

对我来说，“9·11”那一周将永远意味着更多。我还记得五角大楼冒烟、双子塔着火的场景以及那一片破烂的铁板；我的耳中还隐约听到人们寻找幸存者时发出的呼喊，还有救援人员说的“不要让我失望！”和“要尽一切努力！”；我还能感受到孩子们的悲伤，被烧伤者的痛苦以及家破人亡给人们带来的折磨；我也仍然对消防员的勇敢、陌生人的热情和飞机上反抗乘客无比的勇气感到震撼。

“9·11”重新定义了牺牲和责任这两个词，它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意义。那一周的事情对于了解我的任期非常关键。之后我又做了那么多决策，很多都颇具争议，而且复杂。但是“9·11”之后，我发觉自己的责任清晰了。只要我在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会倾尽心血去保卫国家，不惜一切代价。

信息来源（外国的情报机构）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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