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选举新总理，也是在考验以色列人民对“两国方案”的承诺与信心。副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olmer）努力参与竞选活动，支持此项方案。我在1998年前往以色列时见过埃胡德，当时他任耶路撒冷市长。他为人随和、充满自信、乐于交际、爱说爱笑。“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分成两个国家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他在竞选活动中说道。他曾一度暗示，如果需要，他将会单方面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人在投票时对他予以肯定。

尽管哈马斯组织在立法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奥尔默特和阿巴斯仍保持总理职权，他们与哈马斯之间迅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在安全检查站及释放部分囚犯等方面找到共识。随后，在2007年6月，哈马斯主战激进派进行干预，极端分子采用人们熟知的意识形态斗争模式，以流血冲突来回应自由进程。伊朗和叙利亚在哈马斯恐怖分子背后撑腰，他们发动政变，夺取了加沙地带控制权。

恐怖武装分子戴着黑面罩，洗劫了法塔赫总部，将一些法塔赫领导人从房顶扔下去，并袭击了哈马斯组织中温和的政治派别成员。

阿巴斯总理将哈马斯成员从他的内阁驱逐出去以做回应，并加强他在约旦河西岸的影响力。“这次政变的本质是反对民主，”阿巴斯在电话中对我说，“叙利亚和伊朗正努力煽起中东战火。”我们在约旦河西岸重新部署对阿巴斯当局的经济和安全协助，并支持以色列海军封锁加沙地带。我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防止发生饥荒，这样加沙地带的人民就能感觉到，在哈马斯的统治与民主领袖阿巴斯的领导下，生活水平有着极其明显的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会主动要求变革，我对此充满信心。

赖斯与我曾经探讨过，如何重启巴勒斯坦民主建国的势头。她建议召开国际会议，为阿巴斯当局和以色列政府的谈判奠定基础。我最初对此方案有所怀疑。恐怖分子政变发生之后，举行和平峰会，似乎不是最佳时机，但是我看好这个想法。如果经历动荡不稳的巴勒斯坦人能够明白，建国是现实的、可能的，他们就会有动力拒绝流血冲突，支持改革。

我们将会议定于2007年11月，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举行。赖斯和我说服15个阿拉伯国家派代表参与，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尽早在和平进程中引入阿拉伯合作伙伴，能够提升巴勒斯坦人的信心，也让他们以后很难再拒绝和平方案。阿拉法特当年在戴维营和谈时就曾拒绝过和平方案。

考验信心的关键是，阿巴斯和奥尔默特是否能对联合声明达成共识，此声明明确了要进行公开和谈。我们乘直升机前往安纳波利斯时，我向赖斯询问联合声明相关情况。赖斯说他们已获得许多进展，但仍没最终完成。“你将要亲自发布这条声明。”她说道。

我把阿巴斯和奥尔默特分别单独叫到一边。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不能对声明达成共识，峰会将被视做失败收场，这将助长极端分子的气焰。于是，他们指示谈判代表与赖斯通力合作。就在我们将要面对媒体镜头的几分钟前，赖斯将声明文件交到我手中。时间紧迫，来不及将字体改大了，于是我掏出眼镜，读出文件内容：“我们同意立即展开善意的双边谈判，以达成和平协议……并尽最大努力，于2008年年底之前，达成协议。”

突然间，现场掌声雷动。阿巴斯和奥尔默特各自发表演讲。“自由，是唯一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未来的词汇。”阿巴斯总统说，“我坚信，除了和平，别无他途……我相信，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奥尔默特总理说。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满怀敬意，倾听着以色列总理的讲话，并为他鼓掌。安纳波利斯会议取得巨大成功，令人为之惊呼。“对于安纳波利斯会议的种种怀疑，都无法掩盖希望，这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洛杉矶时报》写道。

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不久，双方开启和平协议谈判，由艾哈迈德·库赖（ahmedqurei）代表巴勒斯坦方面，以色列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zipilivni）代表以色列方面。巴勒斯坦总理、经济学家、得克萨斯大学博士萨拉姆·法耶兹（samfayyad）开始实施巴勒斯坦经济与安全改革，这些改革其实早该实施了。我们给予财政支持，并派遣高级将军，协助训练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布莱尔卸任英国首相、离开唐宁街前夕，接受特使一职，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建立民主的政府制度。这份工作虽算不上伟大光鲜，但很必要。“如果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布莱尔开玩笑说道，“你就知道我失败了。”

谈判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但是，最终敲定协议，需要领导者更多的参与。在我的批准下，赖斯通过一个独立途径，低调监督阿巴斯和奥尔默特间的直接沟通。对话达成了一项秘密议案，此议案由奥尔默特向阿巴斯提出。他的方案是，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绝大部分的地区归还给巴勒斯坦人民，同意建造一个连接两个巴勒斯坦领土的通道，允许一定数量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到以色列，将耶路撒冷确立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共同首都，并委托一批无政治倾向的长者，来管理这片圣地。

我们设计了一种模式，使个人提出的条件变成大众接受的协议。奥尔默特前往华盛顿，将计划案交由我保管。

阿巴斯宣布此计划符合巴勒斯坦的利益，我再召集多方领导人共聚一堂，最终定夺这项协议。

事态发展表明，和平希望是现实的。但是，外部事件再次产生干扰。奥尔默特因担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的金融交易问题，遭到调查。到夏末时，他的政治对手已经有足够的把柄赶他下台。9月，他被迫宣布辞职。

阿巴斯不愿意与一位将要离任的总理达成协议。以色列部队在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回应哈马斯的火箭炮袭击，随后，和谈在我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里破裂了。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未能达成协议，我很失望，但是我们所取得的进步，让我欣慰。8年前，我刚就任总统时，那里正在进行激烈的第二次反以色列起义，阿拉法特掌管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领导人正致力于“大以色列政策”，阿拉伯国家纷纷旁观指责。到我卸任总统时，巴勒斯坦人民已经有了一位主席和总理，他们反对恐怖主义。以色列方面已经从一些定居点撤兵，并支持“两国方案”。此外，许多阿拉伯国家也在和平进程中扮演主动角色。

这片圣地上的斗争，已不再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或穆斯林与犹太人间的斗争。这是寻求和平的人，与推动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间的斗争。另外，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民主是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基础。要实现这一愿景，就需要巴以双方和美国领导者的勇气了。

法国总统希拉克与我的共识并不多。他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他还将阿拉法特称做“勇气之人”。有一次会面时，他对我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所以，2004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与希拉克竞发现了某些方面的共识，这令我非常惊讶。希拉克曾培养了中东民主，所以我准备好了听他教训。但是他却说道：“在这个地区，只有两个民主政体。一个比较强大，那就是以色列。一个很脆弱，那就是黎巴嫩。”他忘了说伊拉克，不过我也没提醒他。

他讲述了黎巴嫩在叙利亚占领下所遭受的磨难，叙利亚数万士兵进驻黎巴嫩，从黎巴嫩经济体中榨取金钱，并碾碎了所有扩大民主的企图。他建议我们合作，阻止叙利亚控制黎巴嫩。我没有马上同意，我们决定找机会向联合国寻求解决方案。

2004年8月，黎巴嫩总统埃米尔·拉胡德（emilehoud）给我们开了个头。他宣布延长他的总统任期，这与黎巴嫩宪法相违背。希拉克与我合作发起联合国1559号决议，抗议拉胡德的决定，并要求叙利亚撤军。此决议于2004年9月2日获得通过。

叙利亚反抗此决议长达6个月。随后，2005年2月14日，贝鲁特一枚巨大的汽车炸弹摧毁了法赫德·哈里里（fahdhariri）的车队，他是黎巴嫩前总理，支持独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叙利亚的一项阴谋。我们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召回美国驻叙大使，并支持联合国调查。

哈里里被谋杀一周后，希拉克和我在布鲁塞尔一同进餐。我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称那次汽车爆炸袭击是种“恐怖行动”，重申我们支持“拥有主权、独立和民主的黎巴嫩”。希拉克和我号召各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assad）施压，让其服从联合国决议。在哈里里被谋杀一周年纪念日，占全国人口14的近100万黎巴嫩人民，来到贝鲁特烈士广场，抗议叙利亚占领。人们开始谈论“雪松革命”，此名源自黎巴嫩国旗中间的那棵树。

叙利亚方面也收到此信息。在国际社会及黎巴嫩人民的共同压力之下，叙利亚占领军于3月末开始撤退。到4月底，他们全部离开。“以前人们在这儿什么都不敢说，”一位黎巴嫩人告诉记者，“现在人们似乎开放多了，可以更自在地谈论自己的想法了。”

那年春季，“反叙利亚3·14运动”组织赢得的议会的多数席位。哈里里的亲信顾问福阿德·西尼乌拉（fouadsiniora）获提名出任总理。

“雪松革命”标志着自由议程最重要的成功。它发生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多信仰国家，受到自由世界的强大外交压力，且无美国军事力量介入。黎巴嫩人民取得了独立，其中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想获得自由。

民主在黎巴嫩获得胜利的两个月之前，伊拉克实行了自由选举，巴勒斯坦领土也选出了阿巴斯总统。这三个阿拉伯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进步。黎巴嫩、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有潜力成为这个地区自由与和平的基础。

“我这么说有些奇怪，但是这个变革的过程之所以开始，是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黎巴嫩政治领袖瓦利德·琼卜拉特（walidjumb）说，“我对伊拉克本充满怀疑，但是，当我看到3周前800万伊拉克人民参与投票，我知道这是一个新阿拉伯国家的开端。叙利亚人民、埃及人民都说有些东西在改变。柏林墙已经倒了，我们都看得见。”

不只是他一个人发现了这个趋势并承认其结果。2005年，中东民主大潮涌起，严重打击了极端分子。2006年，他们开始反攻。

2006年7月12日，劳拉和我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途中我们在德国停留。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和她丈夫乔基姆·索尔（joachimsauer）教授，邀请我们去施特拉尔松德镇（sralsund）做客，那是安杰拉·默克尔的家乡。默克尔向我们描述了她在前东德如何长大，劳拉和我都很感兴趣。她告诉我们，她童年很幸福，但他母亲不断警告他，不要在公开场合提到家人。秘密警察，也就是斯塔西，无孔不入。劳拉和我想起，默克尔在戴维营时，我们一起观看过一部电影《别样人生》（helifeofohers），这部电影描述了受秘密警察压制的生活。很难想象，就是不到20年前，还有数百万欧洲人过着那样的生活。这提醒我们，自由对于社会的改变是多么翻天覆地。

除了坚定地倡导自由，默克尔为人热情、充满魅力、值得信任。她很快成为我国际舞台上的亲密伙伴。

就在我们前往德国的途中，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突袭，并跨越以色列边境，绑架了两名以色列士兵。此事件引发了另一场对外政策危机。以色列方面做出回应，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进行了攻击，并炸毁了贝鲁特机场，那里是个武器运输基地。真主党对以色列城镇发射火箭炮作为报复，致使数百平民伤亡。

与哈马斯一样，真主党是合法政党，也是恐怖势力，由伊朗提供军火和资助，叙利亚提供支持。1983年，驻黎巴嫩美国海军陆战队营房被炸；1985年，环球航空公司班机被劫持，一名美国海军潜水员被杀；1992年与1994年，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和阿根廷一个犹太人人社区中心遭到袭击；1996年，沙特阿拉伯霍巴大厦住宅区遭到爆炸袭击；这一系列事件背后，都有真主党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