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求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知道以后拿着一个商学学位用来做什么。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我对去华尔街工作毫无兴趣。虽然我认识一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包括我祖父普雷斯科特在内，都有着良好的人品，值得我敬佩，但是我仍对金融业持怀疑态度。我曾跟我朋友说起华尔街是那种会收买你或出卖你的地方，但是它并不真正关心你，他们只在乎从你身上挣钱。

1975年，当我还在寻找自己未来的职业之路时，我的哈佛同学德尔·马汀邀请我去他家的农场过春假。他家的农场在西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在我们向西行进的途中，我决定在米德兰做短暂的停留。我的朋友吉米·埃里森在《米德兰记者电报》（midndreporerezegram）做发行人，我听他说米德兰的发展欣欣向荣。他说得没错。能源产业在1973年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之后一直蒸蒸日上。当时行业的门槛很低。我想开创一家自己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我下定决心，重返得克萨斯。

1975年秋，我把所有家当都装进了1970奥斯莫比尔短剑跑车（oldsmobilecuss），开回了家。我要学的东西很多，所以我要寻找导师。我早期拜见的第一个人是当地一名律师，名叫博伊德·劳克林，号称“法律漏洞”。他与一个叫巴兹·米尔斯的大块头开了一次会，这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在石油行业具有多年从业经验。我看到巴兹和他的合伙人拉尔夫·韦一个喜欢嚼雪茄的家伙，在玩金拉米。我无法知道他们在这个游戏当中下了多大的赌注，但是肯定比我的钱要多得多。

虽然他们看上去非常友好，充满了乡土气息，但是他们对石油行业的理解非常透彻。我告诉巴兹和拉尔夫我想学做一名土地中介人。土地中介人的工作就是去各个县法院，查看谁拥有潜在钻井点的油矿开采权。工作成功的关键是能够静心研读大量的文案，对细节有着敏锐的捕捉能力，并且拥有一辆靠得住的汽车。起初，我跟在一些经验老到的土地中介人后面学习，他们告诉我如何权利证书。然后我独自上路，查阅法院每日费用记录。最终，我在巴兹和拉尔夫的油井里购买了少量油矿开采权和开采权益。

与那些石油大亨相比，我只是在捡他们剩下的。但是我还是能够靠着这份职业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并从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为了节约成本，我尽量减少生活开支。我租了小巷里一座500平方英尺的房子，我的朋友们管它叫“有毒废品站”。床的一角折断了，于是我用领带绑上。房子里没有洗衣机，所以我就把脏衣服拿到唐和苏西·埃文斯的家里去洗。苏西和我从小学就认识了，她的丈夫唐是土生土长的休斯敦人，在得克萨斯大学拿到了双学位，结婚之后他们搬到了米德兰，踌躇满志地希望打进石油行业。唐是一个踏实、谦虚而又不乏幽默感的家伙。我们经常一起跑步，一起打高尔夫，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1976年春天，唐和另外一位密友，一个叫查理·扬格的米德兰整形外科医生，建议我和他们一起去奥德赛听威利·尼尔森的演唱会。我们当然需要“奠酒”，为了这场演唱会做些准备。我们买了一些可以把瓶子塞进裤兜的波旁酒，在路上喝了几大口。当我们到达埃克特县体育馆后，有人提醒我们不能带酒进场。于是我们在外面大灌了几口，扔掉酒瓶，入场找座位。

查理认为我们还要多喝点酒才能尽兴。让我们惊讶的是，他居然跟舞台工作人员说威利·尼尔森想喝些啤酒，而且那位舞台工作人员被他成功说服。于是那个人尽职尽责地拿着查理的钱出去买啤酒。查理留了一箱给威利，把另外一箱偷偷地拿回给我们。我们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座位上，像饥渴的流浪汉一样一阵狂饮。在我们每个人几瓶啤酒下肚之后，查理提议去舞台上感谢他的新朋友。唐很聪明地留在座位上，但我跟了上去。

在乐队的演奏声中，我隐约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前排观众中一群米德兰人认出了我和查理。他们喊着也要喝啤酒。我们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演唱会结束后，查理把几瓶长颈啤酒瓶塞进了衣服里。当我们三人出场的时候，酒瓶滑落出来，一个接一个地砸碎了。这无异于给安检人员拉响了警报器。前一刻我们还不紧不慢地往外走，后一刻就夺路而逃，三个醉鬼为了自己的名声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米德兰的好多人都对我说他们看到我和威利一起站在舞台上。但是他们都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有一个老兄说我站在上面像个傻子。他说得没错。

1976年，我在位于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家里度过了劳动节周末。周六晚上，我和妹妹多萝，父亲的长期政治助手皮特·鲁塞尔，两位家庭朋友，以及澳大利亚网球明星纽科姆（johnnewcombe）和他的妻子安吉一起在酒吧喝酒。约翰向我介绍了一种澳洲传统的喝酒方式：不用手，用牙咬住马克杯边缘，把头向后仰，让啤酒自动灌入喉咙。那天晚上，我们过得非常开心，但当我开车回家时，就碰到了麻烦。

当地的警察加尔文·布里奇斯看到我开车时速仅10英里，但是开起来仍相当费劲。他觉得很奇怪，让我接受直线行走测试，我没有通过，于是他就把我带到了警察局。我违反交通规则了，于是向警察局的人老实坦白。

我对于自己的严重错误也感到万分尴尬。走运的是我酒后驾车没有伤到车内的乘客、路上其他司机或者我自己。我被罚款150美元，并被勒令在一段时期内不得在缅因州驾驶。这个案子了结了，或者说我以为已经了结了。

那年秋天，我开始认真考虑要收敛自己的行为。酒后驾车被罚是动因之一，但是几个月以来，这种感觉一直越发强烈。我漂泊不定的生活有些漫长了，我也年纪不小了。我在夏天跨过了而立之年。我以前对自己承诺过要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10年丰富自己的阅历，不要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恪守了这个承诺，但是如今这个10年已经接近尾声。

1977年7月，我回到了米德兰的老家，老朋友乔·奥尼尔邀请我去他家吃汉堡。对于家庭自制美食，我一般来者不拒。这样的美食肯定比快成为我的主食的快餐好吃。乔和他的妻子简想让我认识一个人：简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劳拉·韦尔奇。我到他们家时有点迟到。后院里面坐着简和劳拉。劳拉当时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心裙。

她美丽动人，长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优雅的气质。她聪慧高贵，笑声轻盈。如果世上真有一见钟情，那么我对劳拉就是。

交谈中，我们发现原来小时候在米德兰，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都在加州圣哈辛托中学读七年级。在休斯敦甚至住在同一座公寓大楼。她住的一侧非常安静，那里的人们喜欢坐在游泳池边读书，而在我住的那侧，人们喜欢玩水上排球，一直玩到深夜。难怪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彼此。

第二天我给劳拉打电话，我们相约晚上见面。我问她是否想打迷你高尔夫球。当她同意时，我知道她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了。她的短打技术还欠火候，但是有她在身边，其乐无穷。前一晚初见的良好印象在这一次得到加强。唯一的遗憾就是劳拉必须回到奥斯汀，因为她是道森小学的图书馆管理员。她离开不久，我就陷入了对她的思念，一有空我就会去奥斯汀看她。

我们十分般配。我爱高谈阔论，她善于仔细聆听；我豪放不羁，她处事冷静；我时而会得意忘形，但她却非常理智务实。最重要的是，她待人真诚，落落大方，没有任何虚假掩饰。我立刻被她深深吸引，并从此不曾改变。8月，我去肯纳邦克波特看望家人，准备在那待上一周。但只住了一个晚上，我就飞回得克萨斯和劳拉在一起。

在我们相处了几周后，劳拉带我见她的父母，哈罗德和詹娜·韦尔奇。她的母亲非常友好善良，对人耐心，总让我感觉宾至如归。她的父亲热爱体育，喜欢在足球比赛中下一点注。他经常去的休闲场所就是约翰尼烧烤。当地人称之为“病猪”，因为餐馆房顶上有一只木头做的、长相难看的猪。一天，劳拉的父亲把我介绍给他在“病猪”里的朋友们，其中还包括了约翰尼。我觉得我被大家认可了，因为有人请我喝伏特加橙汁鸡尾酒。我谢绝了，当时已经早上9点了。

我们的关系进展迅速。我和劳拉前往南得克萨斯，在安和托宾·阿姆斯特朗的庄园度周末。安是前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她和托宾曾邀请查尔斯王子打马球。还有一次周末，我们在约翰·纽科姆的网球学院拜访了他和他的妻子安吉。他的学院位于美丽的得克萨斯丘陵地的新布朗费尔斯。这次，我只用手拿住啤酒杯，不握方向盘。我对劳拉的感情炽烈。我不是一个喜欢猫的人，但是我却跟劳拉的黑白花短毛猫相处非常融洽。她的猫叫杜威，名字来源于图书馆学杜威十进分类法。这表明劳拉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共同点，这种共性让我很确信我们的关系是稳定坚实的。

我从不惧怕做出决定，在那年的9月底，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一天夜里，在劳拉租的小房子里，我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她马上就答应了。我们的浪漫史发展如旋风一般迅速，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给彼此承诺的准备。

订婚后不久，我和劳拉一起来到休斯敦参加杰布和科伦巴为女儿诺艾尔举办的洗礼仪式。我把劳拉介绍给了家人，他们像我一样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劳拉知道她将加入一个充满竞争的大家庭，而她对此非常适应。作为她家唯一的孩子，劳拉在热闹的布什家族大受欢迎。

双方的父母查看了各自的时间安排，最后我们决定把婚期定在1977年11月5日，当月的第一个周六。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只有家人和米德兰的朋友出席。婚礼请柬是劳拉母亲亲手写的。我们的婚礼没有安排迎宾员、伴娘和伴郎。台上只有我、劳拉，以及伴她走过红地毯的岳父。

虽然我当时无法一语中的，但我相信我和劳拉之前一直没有遇到彼此是有原因的。当我做好准备，寻找终身伴侣，与之结婚成家的时候，上帝就在正确的时间把劳拉带入了我的生活。感谢上帝，我认识到了这一点。迎娶劳拉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好决定。

新婚不久，我和劳拉准备要孩子。尝试了几年，也没有任何结果，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个过程会这么艰难。我们讨论过，反思过，祈祷过，最后我们决定领养孩子。起初，一想到要做别人家孩子的家长，我就感到不自在。但是对领养的了解越多，我越感觉可以接受。我们有些朋友就领养过孩子，他们也把孩子看做上天赐予的珍宝一样，给孩子无尽的疼爱。我们有幸了解到一家知名领养机构，位于沃思堡的埃德娜·格拉德尼收养中心。

这家机构早在1887年便已成立，创始人是一位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格拉德尼收养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收养机构之一。通过电话，我和劳拉被介绍给了长期任该机构主任的露比·李·皮斯特。她邀请我们参观医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些预产期将至的孕妇。她们决定把孩子带到人世，并把孩子送给像我们这样的夫妇领养，这种无私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我。

收养申请程序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接受初步面试，其中包括填写一份内容繁多的问卷调查。我们很幸运地通过了这一轮考核。第二步，收养中心计划派一名代表对我们进行家访，我和劳拉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之后，在1981年年初，劳拉告诉我一大喜讯，她说她可能怀孕了。

几周之后，我陪劳拉前往休斯敦接受超声波检查，医生是一个可爱的印度裔美国人，名叫斯里妮·马力尼（srinima1ini）。看着她拿着仪器在劳拉身上检查，我感到非常紧张。她看着视频监视器说：“这儿是头，这儿是身子。这是个小千金！”她又换了一个角度，突然她叫道：“我看到两个胎儿，两个漂亮宝贝！另外一个也是个女孩，你们要生双胞胎啦。”我的眼中满含热泪。这是一个双重喜讯。我把扫描图称为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

我们给收养中心的主任打电话，告诉了她这个消息，我们觉得怪不好意思，好像我们有意误导了她。她安慰劳拉道：“亲爱的，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们中心帮助夫妇的方式不止一种。”露比·李说得非常对，也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最初的问卷调查里，劳拉在“倾向于收养一对双胞胎”一栏划了勾。

医生们警告我们说生双胞胎的风险很高。出于迷信的原因，劳拉拒绝提前布置装饰育婴室。在怀孕7个月后，劳拉被诊断出患有先兆子痫，这种疾病重则导致她的肾脏受损，并威胁女儿们的健康。在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后的第二天，劳拉住进了达拉斯的贝勒医院，她的叔叔是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医生们告诉劳拉她应该开始卧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