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迟（19201991），满族，原名赫裕昆，字柏岗，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1940年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工团，1943年并入“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1945年，张家口解放，他领导了当地的戏曲、曲艺改革工作。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曾担任军管会第三宣传队副队长、文艺处旧剧科科长、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天津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戏曲学校校长、天津市文化局党组成员、天津市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等职。

何迟是一位“老革命”，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曲艺作家。不要以为他只能创作，他还会表演。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有一个“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这个团里，有一个名叫苏醒的同志，曾创作一段相声，就是何迟“逗哏”，苏醒给他“捧哏”。

在“抗敌剧社”期间，何迟和王尊三同住一间屋，同睡一个炕。王尊三是演唱西河大鼓的专业艺人，曾编演过许多革命的、宣传抗日的鼓词。《保卫大武汉》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受到了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也因此得了个“大武汉”的外号。何迟在和王尊三一起工作时，还向他学习西河大鼓的演唱，然后就编演西河大鼓。他还会唱单弦牌子曲。一次在“晋察冀边区工业群英会”上，他演唱了自己编写的一段单弦，其目的是为工业劳动模范王水山竞选。这段单弦用的曲牌是[太平年]，他把“太平年”唱成“王水山”三个字，很受边区军民的欢迎。

但何迟演出最多的还是相声，和他搭档的是张惶。当时他和张惶都是二十几岁。张惶原是上海一家大医院里的药剂师，与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人大队”相识。通过聊天儿，原来张惶也喜欢相声，并且会说相声，弹弦子。于是二人结成了搭档，合说了多段相声。他们说的段子有《八大改行》、《对对子》、《八扇屏》、《拉洋片》……等，大约有30几段。然而，他们却不是按照老本子原封不动地说，而是用传统相声的演出形式，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临时改编所说的内容。比如说《八扇屏》、《拉洋片》这样的段子，就是根据当时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李殿冰、李勇等人的事迹，编成了“贯口”或是唱段进行表演。因为英雄不断出现，所以，他们就不断更新内容。尽管是“旧瓶装新酒”，但新酒也有很醇厚的味道，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任务，迅速又及时地搞好了宣传工作。军区首长聂荣臻、程子华就听过他们表演的相声，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其间，他创作了一些相声作品，有《共产主义的工人学校》。内容是畅想到了共产主义后，工人学校将是什么样子的。意在说明，要想达到共产主义，必须要先建设社会主义；要想建设好社会主义，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必须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先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先发展生产，保证军需民用。而最实际的则是第二天的早晨，必须要上山开荒。还创作了《纪念周》，这个作品通过写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摩擦倾轧，从侧面揭示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丑态。《买毛驴》，主要说国民党军队骚扰老百姓，抢走老百姓的毛驴，同时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三条毛驴驮的中央币还买不了一头毛驴，以此来揭露当时国统区民不聊生的现实等。何迟在晋察冀边区还创作了一个“相声剧”《喜信》。这个“相声剧”很像是“化妆相声”，也是他和张惶二人合作演出，运用的是相声的语言，却有戏剧的结构。其内容讲述的是两个佃农去镇上，找一个地主的儿子卖羊皮。地主已经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佃农便把此事告诉给地主的儿子，让他与汉奸父亲断绝关系。他还配合1942年的“整三风”运动（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写了一个“相声剧”，讽刺了小资产阶级夸夸其谈，不务实际，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语言无味，就像是个“憋三儿”。

一次，他和张惶追赶已经先行的部队，由于走得匆忙，他二人没带粮票菜金，甚至连干粮袋都没带出来，也只能饿着肚子追赶部队。到了一个村子，他二人支起了鼓架子，张惶会弹弦子，他就唱起了西河大鼓，也引来了一些村民，之后，他二人又说了一段相声，也是很可笑，大多数村民认识他们，否则一定会把他们二人当成艺人的。因为正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家家都蒸了粘豆包，就拿给他们。解决了饥饿问题，又带了一些村民给的干粮，使他们二人迅速赶上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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