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日，小组以“相声大会”的名义在新华游艺社开始了演出。他们采取不售票，观众听后走时收钱的办法。演出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中间不休息。演员都是小组成员，有侯宝林、郭启儒、孙玉奎、全常保、刘德智、于俊波、谭伯如、佟大方、于连仲、于春藻、常宝霆、常宝华、白全福、罗荣寿、高德亮、赵连升、于世德、赵春田等，还有汤金澄的口技、高凤山的快板、孙宝才和王文禄的双簧。为了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他们还到天津

演出了21天，分日、夜两场演出，场场客满。再回北京，演出于凤凰厅、民主剧场、吉祥剧院等场所，每场演出的观众平均人次为400人以上。关于他们的演出，也有一些趣事：

比如，小组把他们的相声带到了天津，轰动了整个天津市，有些观众居然带着被褥，头天的晚上就去剧场门口儿排队买票；更有观众头天晚上看完演出，不回家，就在门口排一宿的队买票，第二天继续听。在相声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能是空前绝后了。有人不解，说：“听梅兰芳、马连良排队，听相声也要排队呀？”是啊，不排队就买不到票。当然还是因为天津的观众对曲艺情有独钟。

比如，当时侯宝林开出了一张节目单，包括有演员的名字和节目的名字，就到了长安戏院，找到管义务的负责人。不想因为票价问题发生了争执。侯宝林问：“您看这票价怎么卖呀？”负责人说：“卖三、四、五角比较合适。”侯宝林再问：“裘盛戎卖多少钱？”“八角。”“那荀慧生卖多少钱？”“也是八角。”侯宝林有点“夯”：“那我们凭什么只卖到六角？你是怎么想的？”负责人解释：“哎，您应该知道呀，人家那是京剧啊！人家那是多少人？挑费有多大？你们说相声的是俩人一档，底儿轻啊……”侯宝林说：“不行，他们卖八角，我们也卖八角，少了可不行。”当时，剧场和演员有两种分钱方法，一是包干，也就是租剧场，无论卖出多少票，剧场不管，演员要付给剧场300元；二是劈账，所有的卖票收入由剧场和演员按二八或是三七分钱。负责人考虑再三，认为他们有号召力，所以，既同意他们的演出票价与裘盛戎、荀慧生一样，又同意劈账，因为他相信劈账得到的钱会更多。演出的那天是个星期五，好像是故意跟他们过不去，天还没亮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了下午。三点多钟，雨小了一点，侯宝林就到了剧场，不是准备演出，而是放心不下，要看看卖了多少票。还行，已经卖了一半，还都是前排八角一张的票。他刚要离开，也是不放心的罗荣寿来了。是啊，把票价定得这么高，要是卖不出去，收入少一些也无所谓，不就栽了跟头？他说：“从现在这雨要是不下了，我看少说能卖七成座。”嘿！天遂人愿，雨真停了，到了开场：客满！又下雨又是星期五，都满堂座，何愁转天呢？结果自然又是客满。也只演出了两场，走人了，去了吉祥戏院。他真有脑子，说：“在西城演出了，咱再去东城演两场，也让那里的观众听听咱的新相声。”

“相声改进小组”的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邀请他们去演出，还有人索要相声本子。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做好相声的普及工作，他们与三联书店、九州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先后共同编辑出版了六种相声作品专辑。“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一周年之际，他们编了一本《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一周年特刊》，第一篇文章是语言学家罗常培的《相声的来源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还载有李甦、谭伯如等人的文章，小组的一年工作总结，最后附有孙玉奎、侯宝林共同创作的相声作品《一贯道》。

关于这个小组的情况，后来孙玉奎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始末》中提到：“主要在新华游艺社，小组在后院有一大间办公室兼休息室。小组演出，设立了监听制度。演出时由刘德智等在后台监听。凡是说得不对的，及迷信、色情、谩骂等词句都记下来，告诉演员，有的问题集体讨论修改。后侯宝林等提议成立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于是1952年1月成立了民营公助的北京市曲艺工作团，负责人为曹宝禄、侯宝林、孙玉奎。当年11月，北京市成立了京、评、曲八个团，都是民营公助。曲艺成立了三个团，以王世臣为首的（以鼓曲为主）为曲艺一团；以曹宝禄为首的（以曲剧为主）为曲艺二团；以孙宝才、高凤山为首的（以相声为主）为曲艺三团，俗称‘相声大会’。相声改进小组成员参加到曲艺三团后，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动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