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你没商量(三十八)

作者:孙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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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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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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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3662字


1950年3月2日,小组以“相声大会”的名义在新华游艺社开始了演出。他们采取不售票,观众听后走时收钱的办法。演出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中间不休息。演员都是小组成员,有侯宝林、郭启儒、孙玉奎、全常保、刘德智、于俊波、谭伯如、佟大方、于连仲、于春藻、常宝霆、常宝华、白全福、罗荣寿、高德亮、赵连升、于世德、赵春田等,还有汤金澄的口技、高凤山的快板、孙宝才和王文禄的双簧。为了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他们还到天津


演出了21天,分日、夜两场演出,场场客满。再回北京,演出于凤凰厅、民主剧场、吉祥剧院等场所,每场演出的观众平均人次为400人以上。关于他们的演出,也有一些趣事:


比如,小组把他们的相声带到了天津,轰动了整个天津市,有些观众居然带着被褥,头天的晚上就去剧场门口儿排队买票;更有观众头天晚上看完演出,不回家,就在门口排一宿的队买票,第二天继续听。在相声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能是空前绝后了。有人不解,说:“听梅兰芳、马连良排队,听相声也要排队呀?”是啊,不排队就买不到票。当然还是因为天津的观众对曲艺情有独钟。


比如,当时侯宝林开出了一张节目单,包括有演员的名字和节目的名字,就到了长安戏院,找到管义务的负责人。不想因为票价问题发生了争执。侯宝林问:“您看这票价怎么卖呀?”负责人说:“卖三、四、五角比较合适。”侯宝林再问:“裘盛戎卖多少钱?”“八角。”“那荀慧生卖多少钱?”“也是八角。”侯宝林有点“夯”:“那我们凭什么只卖到六角?你是怎么想的?”负责人解释:“哎,您应该知道呀,人家那是京剧啊!人家那是多少人?挑费有多大?你们说相声的是俩人一档,底儿轻啊……”侯宝林说:“不行,他们卖八角,我们也卖八角,少了可不行。”当时,剧场和演员有两种分钱方法,一是包干,也就是租剧场,无论卖出多少票,剧场不管,演员要付给剧场300元;二是劈账,所有的卖票收入由剧场和演员按二八或是三七分钱。负责人考虑再三,认为他们有号召力,所以,既同意他们的演出票价与裘盛戎、荀慧生一样,又同意劈账,因为他相信劈账得到的钱会更多。演出的那天是个星期五,好像是故意跟他们过不去,天还没亮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了下午。三点多钟,雨小了一点,侯宝林就到了剧场,不是准备演出,而是放心不下,要看看卖了多少票。还行,已经卖了一半,还都是前排八角一张的票。他刚要离开,也是不放心的罗荣寿来了。是啊,把票价定得这么高,要是卖不出去,收入少一些也无所谓,不就栽了跟头?他说:“从现在这雨要是不下了,我看少说能卖七成座。”嘿!天遂人愿,雨真停了,到了开场:客满!又下雨又是星期五,都满堂座,何愁转天呢?结果自然又是客满。也只演出了两场,走人了,去了吉祥戏院。他真有脑子,说:“在西城演出了,咱再去东城演两场,也让那里的观众听听咱的新相声。”


“相声改进小组”的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邀请他们去演出,还有人索要相声本子。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做好相声的普及工作,他们与三联书店、九州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先后共同编辑出版了六种相声作品专辑。“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一周年之际,他们编了一本《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一周年特刊》,第一篇文章是语言学家罗常培的《相声的来源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还载有李甦、谭伯如等人的文章,小组的一年工作总结,最后附有孙玉奎、侯宝林共同创作的相声作品《一贯道》。


关于这个小组的情况,后来孙玉奎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始末》中提到:“主要在新华游艺社,小组在后院有一大间办公室兼休息室。小组演出,设立了监听制度。演出时由刘德智等在后台监听。凡是说得不对的,及迷信、色情、谩骂等词句都记下来,告诉演员,有的问题集体讨论修改。后侯宝林等提议成立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于是1952年1月成立了民营公助的北京市曲艺工作团,负责人为曹宝禄、侯宝林、孙玉奎。当年11月,北京市成立了京、评、曲八个团,都是民营公助。曲艺成立了三个团,以王世臣为首的(以鼓曲为主)为曲艺一团;以曹宝禄为首的(以曲剧为主)为曲艺二团;以孙宝才、高凤山为首的(以相声为主)为曲艺三团,俗称‘相声大会’。相声改进小组成员参加到曲艺三团后,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动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