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奇闻趣事

姜昆著

十五、“老江湖”马三立也受骗

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全面开始，当时的社会极为动荡、混乱。天津的市面很萧条，每天都是宵禁戒严，相声艺人们的生意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落千丈。于是就纷纷改辙，各奔所谓的前程。比如刘桂田（周德山的徒弟）会唱京剧，就进了戏班；刘宝瑞住进了师父张寿臣的家；常宝堃和赵佩茹去了北京。可巧奉天的“翔云阁”茶社到天津约请相声艺人，有人就介绍了马三立，说好来回的路费由茶社管，到了奉天，茶社管吃管住，所有收入按三七劈账，茶社拿整个收入的三成，马三立拿七成。照理说这种条件是相当不错了，可是对京津的相声艺人来说，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倒不是故土难离，而是因为李德钖在奉天死了，死得很惨。这个阴影一直在许多相声艺人的脑海中徘徊，而且也都知道闯关东难，特难！所以马三立也是犹豫不定。可是天津的时局如此不好，不如去奉天挣点钱，就是挣不到也没关系，反正对方负责来回的路费。对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马三立还是记忆犹新，说当时也不是不知道去了凶多吉少，可还是去了。他妻子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他，穷家富路，家里一共也只有八元钱，他要把钱都带走，家里怎么办？于是，只带了两块钱和妻子给他烙的四个杂合面的饼子，还有茶社留下的火车票，坐上了开往奉天的火车。

当时，出了山海关就是“满洲国”了，不时有日本宪兵、汉奸、伪军上车盘查，弄得人心惶惶。他也被盘查过。一个伪军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马上起立回答：“我是说相声的。”显然那个伪军不懂得相声，伸手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啥说相声的！你是哪国人？”他没有犹豫就说：“我是中国人啊？”没想到，他又挨了一个巴掌：“放屁！什么的中国人？”他捂着被煽红的嘴巴，就说：“噢，我是日本人……”他的脸上落下了第三个耳光：“你小子贼大胆啊？敢冒充日本人？”他又挨了打，憋出了一句话：“我是法国人……不，我不是人，行了吧？”当时车上有四五个伪军，两个日本汉奸，听了就“扑哧”笑了。

总算到了奉天，他还挺高兴，因为茶社来了车接他，把他和他的搭档耿宝林安顿在了一家小旅馆里。他琢磨：行，茶社真有诚信，说话算话。当晚，他们就演出了。一是因为早些年一些艺人来过这里；二是这对搭档“使活”真好，沾“包袱儿”就响，火了。自从这一晚开始，“翔云阁”座无虚席，每天都是客满。几天后茶社的老板和“票头”（就是“管事的”，代替老板管理茶社的人）还到后台来看过他们，除了说他们的玩意儿好，观众爱看，茶社的生意真不错，还说就在这里多干些日子，一定会大红大紫。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提“杵头子”（即钱）的事。他就琢磨：不对呀，这老板怎么不提钱呢？不是当初说好了三七劈账……别再出什么幺蛾子？

转过天来，马三立见到了“管事的”，就有了一番对话。

马三立客客气气：“哦，您看咱也该结一回账了吧？”

“管事的”堆了一脸的笑：“是啊是啊，您二位现在还欠点钱……”

马三立是一头的雾水，问：“您说什么？我们欠钱？”

“管事的”依然笑眯眯的，说：“可不是嘛，您琢磨呀，从天津卫到这的火车票钱，从火车站接您到园子的车钱，加在一起可是不少。您二位今天是……”

马三立打断了他的话：“不对呀，找我们要车票钱？您当时到天津卫约我们，不是说好了，茶社管我们来回的火车票？”

“管事的”脸上笑没退：“没错儿，当时就是这么定的，茶社是‘管’您二位来回的火车票，可得听明白了，茶社是‘管’买，这买票的钱嘛，还得您二位自己掏腰包儿。”

得，一个“管”字竟让“老江湖”马三立无言答对了。无可奈何，也只能接着干，又干了近三个月，“欠”的钱算是还清，也有了回天津卫的路费，于是就取道营口，坐上了返回天津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