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奇闻趣事

姜昆著

三十七、标新立异的“改进小组”

解放初期，在北京的前门箭楼上开辟了一个曲艺演出场所，作为曲艺中的一个重要曲种，相声却被排除在外。盐打哪咸，醋打哪酸，总要有个原因吧？原来两位老艺人进工厂演出，使的是《反正话》，如：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等“包袱儿”，刚刚脱离苦海的工人们不爱听也不接受，便把他二人轰下了台。于是，一些人就认为相声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能为新中国服务，也不能被工农兵所接受。在一次为艺人开办的戏曲讲习班上，一位政府部门的女干部指责说：“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像京剧、评剧、鼓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面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她的讲话对相声艺人的压力很大，一些相声艺人甚至改行了。

1950年5月，侯宝林在一篇题为《从事相声十二年》的文章里写道：“在我们同行里，孙玉奎的思想是最前进的，给大家办事也最负责。他见到解放后北京相声艺人都零散了，这样下去，相声的前途很难乐观，他便建议成立相声改进小组，把所有的相声同行都团结起来。”

孙玉奎与白全福、郭全宝同是于俊波的徒弟，同窗学艺。因为个性沉静多思，擅演“文哏”，台风稳健，谐而不俗，说《对春联》、《文章会》一类的段子，颇受知识分子听众的喜爱。他的思想确实进步，见到当时相声的情况，心感不安，认为相声就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于是就联络了侯宝林、刘德志、罗荣寿等人，商讨怎么才能推进相声的发展。几人不谋而合，决定成立一个改进组织。1950年1月19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北京市曲艺公会”的协助下正式成立了，成员有孙玉奎、侯宝林、刘德志、侯一尘、常宝霆、全长保、佟大方、罗荣寿、高德亮、高凤山、于世德等11人。至于如何开展工作，大家集思广益，认为应该：一、把全体相声艺人团结起来，从事相声的改进工作；二、成立相声大会，一面改进，一面实习，所有收入，作为演员的生活费用；三、成立识字班，消灭文盲，并进行时事教育；四、使每个相声艺人的文化、政治水平逐渐提高，随之彻底改造相声，以达到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目的。

这四点工作好。其实，解放前也有创作改编和表现积极因素的相声，从朱少文、李德钖、焦德海、张寿臣、张杰尧，到常宝堃、侯宝林等，都搞过。只是在解放前，没有正确的方向，也没有组织起来。而这点非常关键。现在好了，艺人们组织起来了，小组每天上午组织学习一小时，包括政治、识字、名词解释、时事解说等内容，并由小组发给每人识字课本一本、笔记本一本、金星钢笔一支。还成立了短期讲习班。教相声的教师有刘德智、于俊波，并由孙寿齐教京剧，汤金澄教口技。学员有于世德、赵春田、赵振铎、于连仲、于春藻、贾振良、黄德义、孙宝奎、辛宝珊、王学义、赵世忠等。通过学习，小组成员的觉悟程度普遍提高，都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民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把讽刺对象转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小组采取“兼筹并顾”的办法，一方面改编旧的段子，一方面创作新的作品。小组在每天上午活动，讨论新旧相声段子，哪些段子能说，哪些段子不能说，哪些段子要修改。比如停演了《反正话》、《六口人》等拿父母、夫妻开玩笑的低级、庸俗的段子和《怯拉车》、《怯洗澡》等挖苦劳动人民的段子，又停演了《学聋哑》等拿残疾人开玩笑的段子。至于改动，后来，沈公在《相声老前辈罗荣寿》一文中，说：“（旧段子）有时仅仅改动一、两个字，一两句话，就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用。例如，传统段子《卖布头》在夸白布时，曾有一句是：‘亚赛头号的洋白面。’这‘洋白面’的‘洋’字，显然是半殖民地旧中国崇洋媚外思想的反映。罗荣寿每演到这里就不舒服，他想，我们中国自己产的‘头箩面’也就是高白面，一点也不比洋白面差，何必非用‘洋’字？于是他把‘洋’字改成‘高’字，这句话就成了‘亚赛头号的高白面’。一个字的改动虽小，但足见其爱国主义感情之深。在这个段子里，还有同样问题的词句，如‘德国青，德国染’以及嘲讽煤炭工人的词句‘东山送过炭，西山挖过煤’等，他都一一作了删改。使这个段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收到了更好的舞台效果。”

的确如此，小组开始活动仅10个月，改编与创作的新相声就有32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