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奇闻趣事

孙福海　著

相声艺人眼里的“钱”

相声艺人“联穴”时，如有十个人，都使对口相声，就是五场“活”。而这五场要轮换上场，肯定会出现收入不均的现象，有的场敛钱多，有的场敛钱少。但无论是敛钱多的场，还是敛钱少的场，在收了场子后，敛到的钱都放到一起，由“掌穴”的，按照事先约定的“份儿”来分配（行话叫“拿份儿”）。有的可以拿整份儿，即十厘份儿，但也有拿七厘份儿、八厘份儿的……，不同的艺人拿不同的份儿，其依据是以该艺人的声望和演技而定。有的声望大演技又高的艺人，甚至可以拿到12份儿，13份儿……，而尚未出师的徒弟分到的是艺人们分剩下的零钱。这样的分配制度是公正的也是合理的。

刘立福先生（1939年拜张寿臣为师，取艺名“立福”。后拜“陈派”评书创始人陈士和的得意弟子张健声为师学说评书）曾说：有一年王世臣（其师父是艺名“陈大脑袋”的陈雨亭，师爷是“相声八德”之一的卢德俊。马季曾评价王世臣说：“王世臣呐，是我心中的相声巨人。”）在天津的东兴市场演了些日子，尽管他的水平不低，可是只拿八厘份儿，因为他不会打板儿。

1942年，常连安在北京创办了启明茶社，邀请张寿臣由津赴京参加“相声大会”的演出。他从现实出发，为张寿臣开出了15份儿的份额，一段时间过后，又提高到两份儿。

因为是“联穴”，几乎都有一名组织者，也就是“掌穴”。掌穴者既要做组织工作，还要参与演出，劳动量相对较大，因此理所当然要多分个份儿钱，对此无可厚非。然而，却有一人坚持只拿一个份儿，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为了相声事业，当然这也是他的义气所在。谁呀？高桂清。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天津相声艺人众多，而且，诸多艺人演技不错。但也只有一些影响较大的艺人如李德钖、张寿臣等，早已放弃了“明地”，进入茶楼或杂耍场，还不时地应堂会，去电台播音。然而，像李德钖、张寿臣这样的艺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艺人仍在“撂地”，过着“刮风减半，下雨全无”的生活。他们希望能有个遮风挡雨的演出场所，以期收入能够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名气大的艺人如郭瑞林、李瑞峰（均是范有缘的徒弟。前文介绍用“门柳儿”、“圆粘儿”是从范开始的。范的“柳活儿”极为出色，而继承他的“柳活儿”最好的当是郭瑞林）、冯子玉（师父是范瑞亭，师爷是富有根）、陈子泉（又名紫荃，李瑞峰的徒弟）、李少卿（又名顺贞，玉德隆的徒弟）、马寿延（原名马志华，李德祥的徒弟，“寿延”为相声所用名字。他“春评两吃”，说评书被蒋轸庭代拉师弟，评书用名马轸华，为常杰淼弟子。他所改编的《沽上英雄谱》又名《混混儿论》，红极一时）等积极奔走，广泛联系，寻找相声专用场地的经营者。至30年代初，终于兴建了位于南市的联兴茶社和位于河北鸟市的声远茶社。这两座茶社的建成，对于天津相声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联兴茶社建成后，即由马德禄、周德山“掌穴”，主持茶社业务并与郭瑞林、于福寿（著名竹板书艺人，于堃江、于佑福之父）、马桂元、于堃江（焦德海的徒弟）、高桂清、刘桂田、焦少海、高少亭等轮流“逗、捧”。后来，马三立、郭荣启（马德禄的徒弟）、尹寿山、闫笑儒、高笑临（马三立的徒弟）、马四立（郭瑞林的徒弟，马三立的弟弟）、赵佩茹、孙少林、耿宝林、史文翰（高桂清的徒弟，艺名史立鑫）、连笑昆（马三立的徒弟）等陆续进入，生意比较兴隆。至天津解放，张寿臣、常宝堃、侯宝林、赵佩茹、孙少林、常宝霆等，均多次光临该茶社，听活后必应观众与同行要求“票一段儿！”。

继马德禄、周德山后，“掌穴”的是尹寿山（艺名尹傻子，马德禄的徒弟），再后由高桂清“掌穴”。

高桂清师从马德禄，他的《开粥厂》、《八扇屏》、《地理图》等“贯口儿活”很好；单口相声也很出色，如使《九头案》、《山东斗法》等。包袱儿脆是他的特点。他的拿手曲目是《永乐升平》（“八大棍儿”中的《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等，都是这个曲目中的片断），因为说这个曲目最好的是评书艺人福坪安，而他是福坪安的评书徒弟，得到了师父的亲传。他使这个曲目，有“扣子”又有“包袱儿”，所以很受观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