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海著

高桂清得到了同行们的尊敬

高桂清在联兴茶社“掌穴”时，主要的艺人有马桂元（马三立的长兄，李德钖的徒弟，“逗哏、捧哏”俱佳，使“活”时，不论“使神儿”还是“使相儿”，都非常吸引观众）、马三立、还有艺名“杨刺挠”的杨文华、高少亭（二人均是马德禄的徒弟）、冯立铎（高桂清的徒弟，是张寿臣的第七个徒弟冯立樟的兄长，哥俩被观众称为“相声双侠”，是冯子玉的儿子）、阎笑儒等。所有艺人都很拥护他，因为他为人很公道，且又有一种舍己为人的风格。当时，每天从下午1点钟开始演出，一直演到晚10时以后，饭口时不休息。许多艺人回家吃饭，场子多是由学徒支撑。可是他在饭口时，却都是自己顶场，不回家吃饭，一直等到艺人们回来接着演出，他还照样“使活”。

除此，他还要在业务、人事、联络方面费心血，但到了收场后分账，却不多拿一分钱，和别的艺人一样，也拿一个份儿。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同行人的尊敬。解放后，他逝世于济南。当时在联兴茶社的诸多艺人得此噩耗，无不悲痛，并凑份子随礼，烦冯立铎带到济南，赶往吊唁。

旧社会，对于穷苦的艺人来说，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所挣的钱不多，不能得到温饱，且吃糠咽菜。然而，众多的相声艺人对待钱的问题却又是非常的仗义。

比如，几名相声艺人“联穴”去了外地，如果一人突然有了病，不能再演出了，大家不会忘记他，照旧要给他一份儿钱；如果需要治疗，费用也会从大家的收入中负担；如果需要回家养病，路费则由大家出，有的还要倾囊相赠。

再如，要是有的相声艺人碰上婚、丧、嫁、娶等事，不能按时参加演出，这位艺人要找其他的艺人替他上场，而替场演出的艺人都把“救场如救火”视为己任，毫不犹疑地去做替补。而且演完就走，根本不等分钱，或主动告诉“掌穴”的“挂杵”，也就是把钱仍给有事来不了的艺人。

还有，倘若知道了哪个艺人有了困难，家里已经没吃没喝了，或是遇上了天灾人祸什么的，艺人们就会组织义演，行话叫“搭桌”，也叫“磨桌面儿”，就是整场演出所挣的钱，艺人们全都不要，都交给困难的艺人。这种义演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

仅举一例：一次张宝茹因病卧床，家里揭不开锅了。得知了这个情况，许多艺人参加了义演，如张寿臣说了《姚家井》；杨少奎唱了太平歌词《秦琼观阵》；冯立铎、刘立福合说了《黄鹤楼》……评书艺人姚存礼也说了评书《聊斋》中的《画皮》。之后，艺人们到了张宝茹的家，送去了义演的全部收入，解决了张宝茹一家的燃眉之急。而越是义演，艺人们也就越是铆足了劲，发挥出最高的水平。仍以这次义演为例，张寿臣的表演不但得到了观众的赞扬，就是同行也对他无比佩服。杨少奎就对刘立福说：“兄弟，都使一样的活，到张寿爷（艺人们对张寿臣的尊称）的嘴里就不一样，那大小劲儿，节骨眼儿，谁都抖不响的‘包袱儿’，到他那儿准响。”

说对口相声，按规矩，“逗哏”的和“捧哏”的，“掰杵”也是有差别的，除了师父给徒弟“捧哏”，是对半账，即收入各拿一半外，一般是按“五五·四五”、“四·六”、“三·七”分钱。也就是“逗哏”的拿的钱多，“捧哏”的拿的钱少。如“五五·四五”分账，收入十元钱，“逗哏”的拿五元五角，捧哏的拿四元五角。要是“四、六”分成，就是十元钱“逗哏”的拿六元，“捧哏”的拿四元。这种分账的大小份儿，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的“逗哏”的和“捧哏”的比例到了“八·二”，“九·一”，也就是“逗哏”的拿八成，“捧哏”的拿两成，或“逗哏”的拿九成，“捧哏”的拿一成。

这种分账比例是二人协商，也是密不外宣的。但也有打破规矩者，比如常宝堃和搭档赵佩茹合作，就是对半劈账。而最使人佩服的是马三立。他晚年由王凤山（朱阔泉的徒弟，侯宝林的师兄，也是“王派”快板创始人，唱数来宝的师父是海凤）“捧哏”，王是马三立的晚辈，而且每个段子还都得需要马三立给他排练，行话叫“一口一口喂”。但二人分账却不分大小份儿，拿的一样多。还有更让人们敬佩的，晚年的马三立演出，有时由曲艺团的汽车接送，他见司机很辛苦，只能拿团里规定的一点儿夜班费，便把自己的收入送给司机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