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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福海著

思维独到的苏文茂

我们都知道苏文茂是今日“文哏”相声的代表人物，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传统相声的加工整理者和相声作家呢？

比如《论捧逗》，也叫《捧逗争哏》，过去叫《八不咧》，本来是一段趣味性的传统段子，讲述的是“逗哏”与“捧哏”相争，互相瞧不起，而且互相出难题，都想把对方难倒。显然主题不够明确。苏文茂喜欢这块“活”，在双方的对话中，有不少的“包袱儿”。可是他不是照原来的样子使，而是和朱相臣一起，对老“活”进行了重新加工，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主题：红花得靠绿叶相扶。也正是因为主题明确了，自然就增加了段子的思想内涵。“底”也改得好。原来的“底”是：“逗哏”的说：“我看见你爸爸了。”“捧哏”的说：“不能，我爸爸已经死了八年了。”“逗哏”的说：“那么，我碰见你弟弟了。”“捧哏”的话：“不能，我弟弟你碰不见，他刚刚八个月。”“逗哏”在此抓了个漏洞，说：“你爸爸死了八年了，你弟弟怎么才八个月？”这确实是一个“响底”，可是苏文茂认为，这样的“底”不好，拿对方的长辈抓哏，是对长辈的不尊重。于是他把“底”改了，“逗哏”的先狠夸“捧哏”的一顿，再说：“拿您现在的这个水平，如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再学上几年……”“捧哏”的问：“怎么样呢？”“逗哏”的再说：“也许能赶上我。”这个“底”改得好，既剔出了糟粕，又抖响了“包袱儿”，可以说是点石成金。

比如《文章会》，苏文茂说：“这是一段传统相声，许多老前辈，例如张寿臣先生，我的老师常宝堃先生、马三立先生都使过。马三立先生采用的是‘超等顾问’、‘扶轮学校’、‘拉洋车’等传统的使‘活’路子。而张寿臣和我的老师则不同，是在北大考‘高足’，最后，用‘巴胡鲁’的底。我基本上是按这个路子走的，但经过了整理和加工。”那么，他和朱相臣是怎么整理、加工的呢？首先，这个段子原来没有固定的“垫话”，上台随意，可有时“垫话”和“正活”的内容偏离太远。他把“垫话”固定了，是由吹嘘自己是个书法名家入手，但，任何有名的大商号却见不到“我”的题字，而这正是“我”非常自豪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字“值钱就值在这个地方”。再说“我”是个画家，没有不能画的，可“画什么不像什么”。“垫话”的最后说“我”在美术系上学，然后转到北大中文系。这样入“正活”非常自然，更为重要的是“垫话”中的“我”，不学无术、自吹自擂，与“正活”中的“我”，人物性格统一。而且，他还把北大的校长给改了，把蔡元培改成了周德山“周蛤蟆”。为什么要改，一次，著名的作家方纪对他说：“文茂，《文章会》这个段子挺好，这仅人物刻画得好，而且表演得也精彩。不过，有一点我听着不舒服。我也是北大的学生，听着我们的校长和康有为纠缠在一起搞八股文，总觉得有些别扭。”这个意见引起了他的思考，方纪提的太对了。作为艺术，人物为什么不可以虚着写？于是他就让“周蛤蟆”当“校长”了，这还是个“好包袱儿”。

比如《批三国》，这是一段较有影响的“批讲”型传统相声，原来的名字是《歪批三国》。不少的相声大家都使，如戴少甫与于俊波；张杰尧与绪德贵；陈子贞与朱阔泉；侯宝林与郭启儒；刘宝瑞与郭全宝……但苏文茂、朱相臣却去掉了一个“歪”字，用的名字是《批三国》。原来的段子着重在“歪讲”，认为“三国”所以叫“三国”，因为书中带有“三”字的回目多，并且还有一些隐含着“三”的掌故和趣事，比如三个不知道；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数学家等。经过苏文茂的加工、整理，推陈出新，就变成了“苏批三国”。他进行的是个性化的处理，对那种一知半解、形而上学、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人，给予了入木三分的讽刺。

当然，以上所提到的两个段子，也与朱相臣的积极参与分不开。1961年，他二人参加了专为征求观众意见的展览演出，表演了《打白朗》、《卖五器》、《洪洋洞》、《铃铛谱》、《倒扎门》、《老老年》、《五行诗》七段传统相声。演出后，在座谈式的研讨会上，二人认真听取观众对传统相声该如何加工、展览的意见。所以我说，凡经苏文茂加工、整理过的段子都特点鲜明。原因：一是他对传统相声的掌握游刃有余；二是他懂得突出段子的主题是根本；三是他会制造“包袱儿”；四是他能够认真听取观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