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二十二岁的周杰从上海水产学院海洋捕捞专业毕业，2月便乘风北上，到国家水产总局海洋渔业局工业捕鱼处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和吕洪涛相识，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年之后，周杰被任命为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孟宪德的秘书，此时，远洋渔业已经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周杰几乎负责起草了所有的有关文件。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起草文件都是用手写，细心的周杰至今仍然存有一些文件的底稿，已经发黄的稿纸上写满工整、清秀的文字，连同勾画、修改的痕迹都原样保留了下来，如今堪称中国远洋渔业史的“文物”了。

翻阅这些早已“过时”，但惟其年代久远而更加珍贵的文件，令人感慨万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政府渔业合作协定》，《塞内加尔研究和实施技术经济贸易公司和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建立合营捕鱼公司合同》，这是我国和西非国家之间最初的两份合同，签订于1984年。那时，虽然我们的船队还没有出发，但各项目的承担单位都已落实，远洋捕捞船队基本组成，起航日期业已确定，“万事倶备，只欠东风”。

当年，为了实施西非渔业合作项目，中国远洋渔业的开拓者们开了多少会议，做了多少工作，已经无法统计，我们只能从有幸留下来的片言只字中感受这一宏伟事业的庞杂繁复：

关于机构设置问题；

关于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问题；

关于生产经营和经济责任问题；

关于出国人员工资待遇问题；

关于航行问题；

……

读者也许并不需要仔细研究这一切，仅从这些题目就可以想象其内容的复杂，何况那些报表上还罗列着许许多多的数字，包括渔船作价、航行费、物资器材、制装费、国际旅费、注册资本、开办费等等等等，如果照录下来，会让读者感到眼花缭乱、难以卒读。但有一张文字不多的表格，倒有必要原样展示：

总公司派驻西非人员名单

姓名派驻地点责任职务拟任职务

吕洪涛拉斯帕尔马斯副总经理中达公司中方副经理、办事处主任

周杰拉斯帕尔马斯渔捞专业技术人员渔捞

于涛几内亚比绍副主任、工程师几内亚比绍工作组组长

尚中盛几内亚比绍助理工作师检修

岳彦章塞内加尔翻译行政工兼董事

袁晓光翻译翻译翻译

井书盼翻译翻译翻译

这便是最早派驻西非的陆地工作人员，开辟中水远洋渔业基地的“元老”，周杰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二十四岁。

至于船上员工，那当然是一个庞大的队伍，由各公司自己选派，报送总公司批准。

在周杰的工作日记上，可以看到1984年12月28日记载着总公司下属某渔业公司上报的政审表，共四十七人。其中有“问题”的一人，在他的名字下写着：“1969年‘文革’中把毛主席像撕了，1971年听了五次敌台广播，内定为反革命罪（行政没有处分），1976年撤销处分。1976年由于以上事，发现偷窃，记大过处分。家属的叔叔在美国，情况不明。平时一直想出国。保卫科认为不能同意，党委同意。请总公司来定。”

这就是那个公司的党委报上来的材料，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如果在今天重新审查这些罪名，大概没有一项能够落实。“文革”期间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毛主席像，以至于大量的旧报纸很难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犯忌，未见得此人是有意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那个可以任意诬陷他人的年代，这件事甚至可能连影子都没有。此人系渔船上的轮机人员，“听敌台广播”而且还统计了准确的次数，由谁来作证呢？也许正是检举者和他一起听的，或者他在选择广播频道时恰巧碰上了台湾电台的广播也说不定，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也很难免。“由于以上事发现偷窃”，于逻辑上讲不通，“听敌台”和“偷窃”有什么必然联系？他偷了什么东西，也语焉不详。至于“家属的叔叔在美国”，“平时一直想出国”，这算什么问题？但是在“文革”结束不久的80年代初，只要涉及政治，还是很敏感的，所以公司党委干脆将矛盾上交，“请总公司来定”。周杰和吕洪涛商量，老吕说：“一个普通工人，戴得了这么重的政治帽子吗？这个人在机电方面很内行，我们用其所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管它，我就不相信他到国外能叛逃！”

有老吕拍板，这个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此人顺利随船队出国，在西非工作得很好，什么“问题”也没出现，这是后话。通过这一小小的“插曲”，也使周杰更加了解了老吕的为人，正直、豪爽、务实，敢于承担责任，这些优良作风也给了周杰久远的影响。

船队定于1985年3月上旬由福州马尾港起航，而周杰2月份就要走，先去打前站。临行前’他赶回故乡宁波，看望身患癌症的妈妈。在普天同庆的新春佳节，这个家庭却笼罩着阴云，妈妈的病已到了晚期，剧烈的疼痛难以忍受，注射杜冷丁都不能维持两个小时。在弥留之际，妈妈拉着他的手：“不要难过，你放心走吧，公家的事当紧！我的病看来好不了了，好在，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了，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我也不担心了！”

妈妈就这样“走”了。三天之后，周杰料理完妈妈的后事，便挥泪出发。

他和鲍光宗、尚国盛、岳彦章以及从外单位借调来的翻译陈志扬、左家林，会计董宝莲一起先飞到拉斯帕尔马斯，然后又去达喀尔和比绍，参与了这三个点“白手起家”的全过程。那时候既没有手机，国际长途电话又太贵，轻易舍不得打，和国内联络极其不便，主要靠电传。由于电传机不能发送中文，所以，在拟好电稿之后先要逐字注上电码，再在机器上按照电码打孔，发到北京，收报人则依据这些孔所代表的电码，再译成汉字。周杰毕竟不是专业电报员，对电码不熟悉，往往为了发一封信，先要査半夜电码。他至今保存着一张当时的电传底稿，上面除了英文和数字之外，每个汉字都注上了电码，那就是他自己对照着电码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译出来的，这种工作方式，颇有些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了。

那时候，很难说清周杰到底“管”什么，拉斯办人手少，一个人要顶好几个用。每天早上7点钟，他就开始通过单边带和各代表处以及海上生产船联系，统计产量，分析渔场、渔情，调动船只，处理在海上发生的各种问题，还要负责海上生产船的物资供应补给，以及“海丰”运输船的调度，决定鱼货、油、水、物资的扒载时间和到港卸鱼时间，鱼货的销售……此外，他还兼任出纳、厨师和司机。吕洪涛曾经说过，翻译陈志扬是他的“嘴”，周杰是他的“手和脚”。

1985年9月3日凌晨，中水的“海丰”冷藏运输船进港了，这是继6月21日“海丰”船首次到拉斯帕尔马斯卖鱼遭受惨败之后，又一次来此。根据船上的报告，周杰已在9月2日把各品种、规格的鱼价和买主谈妥了。为了减少搬运和库存费，商定在码头直接交货。各家买主出自各方面的原因，出价也比较高，特别是日本大洋公司。尽管当时中水还是国际渔业界的新角色，但中国毕竟是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渔船进港，仍然引人注目，许多鱼商和有关公司的人员纷纷来到码头观望，认为这次加工、分类的质量一定会比上次有所提高，出于商业目的，寄予了厚望。但是，事实却出人意料，抽样检査，洋相百出：k级鳎鱼混装有十几公分的小舌鳎、鲨鱼混装带鱼、塑料包装袋不用而塞在一边，等等，不一而足。

见此情景，有人嘲笑说：“这么一大堆烂货，这次马拉丁先生可发大财了！”

所谓“马拉丁先生”，指的是当地最大的一家水产品进出口公司的老板马拉丁，是中水的欧洲鱼和非洲鱼的主顾。此人对货色十分挑剔，说话尖酸刻薄，很不好打交道。今天给他拉来这么一船货，他当然不肯要。由于中水的合作伙伴罗尼从中说合，马拉丁考虑到以后的合作关系，才表示可以在某些品种上做些让步，但对于大约9至10吨的3p以下的虾，却无论如何也不接受，要求退货，最后说：“你把虾从库里拉走，我贴你每吨200美元！”

这是什么话？简直是当众丢中国人的丑，吕洪涛的脸红了。没办法，只好把这批虾重新装上船拉走，到几内亚比绍销售，即使赔钱也认了。

事后，罗尼特地找老吕谈心，态度非常诚恳：“我经销鱼产品二十多年，像这样的情况，是第二次碰到。那一次，是由于船员对他们的公司不满，故意作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举动。难道中国船员也会这样做吗？可是，我又不能不这样想，因为从现场看来，这不像是因为加工技术问题，而是另有原因……”

吕洪涛沉默了。他完全同意罗尼的分析，但他又不能公开表示赞同。他有一肚子的话，能跟这个外国人说吗？中水船队4月底到达西非，5月份开始投产，到现在也不过三个多月，却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简直闹得天翻地覆，一些人不想干了，“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思潮在急剧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差错都可能发生，诚如罗尼所言，这不像是因为加工技术问题，而是另有原因……

他只能对罗尼说：“这次虽然是渔船第一次加工，但这样的情况确实出乎我意料。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不仅在经济上受了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损害了中国渔船的形象和信誉，也有损于你的信誉。我也对不起你，罗尼先生！”

周杰作为鱼货销售的经手人和这一事件的见证人，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数日后，1985年9月9日，吕洪涛随着“海丰”船出海了，周杰以难以遏制的激情，给鲍光宗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西非渔业项目，总的来看，具有发展前途。但这一阶段从生产方面看无新的、大的突破，其他方面问题暴露很多，主要是比绍点困难多而严重。这固然有个生产技术问题，在初期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但关键是，人也有困难。我认为，西非项目前途如何，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人的因素。目前，比绍点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是领导班子已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二是职工思想混乱。这话听来可怕，但未过其实。”

这番话里，不乏与罗尼“英雄所见略同”之处，如周杰也认为“这固然有个生产技术问题”，“但关键是人”。但他又毕竟不同于罗尼，作为中国人，他比罗尼更了解中国国情，也更了解中国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能从经济问题中看到政治。当然，比绍代表处的领导班子瘫痪、职工思想混乱，这样的问题别人未必看不出来，但敢于挺身而出、上书直言的，又有几人？

“西非项目具有发展前途”，“西非项目前途如何，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人的因素”，显示了他对这项事业的必胜信心，同时，又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吕洪涛的拥戴和支持，“他是事业的开创者，只有像他这样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而又有领导能力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他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解决这些难以想象的复杂问题中去了”，呼吁水产总局和中水总公司领导给予老吕理解和支持。二十年之后再看这封信，因为时过境迁，似乎只是一些“陈年旧账”，但在当时，西非项目正处在坚持和撤退之争的十字路口，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是多么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