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早上8点，双方谈判，我们把船位记录仪打出的单子递给他们，证明我们的船没在禁渔区，却让一名小兵接过去扔了。明摆着，他们不是要跟我们讲理，而是要钱。海军参谋长也不能公开替我们讲话。我们问他：这件事情怎么解决？他说：我手下的弟兄都等着吃呢，你们无论如何得破费一笔钱。那么，得出多少钱呢？他开价10万美元。这个数字显然太大了，老梁不能接受，就推说要请示上级，约定明天再议。我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事儿，心里着急，为那些被扣的船员着急，也为耽误生产着急，这样拖下去，每天的产值都泡汤了，如何是好？最后即便解决了，也得花一大笔钱。急得我吃不下饭。老梁说：“小伙子，别这样，日子长着呢，以后这种事儿免不了！吃饭！吃饱了还得接着跟他们斗呢！”

霍达：老梁经多见广，久经风浪了。像这种抓船的事，在西非经常发生，在我的采访中就曾经遇到过多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造成了很大损失，也磨炼了我们的同志。你们的这件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曹恒真：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两万美元“成交”，也相当于一艘船五六天的产值呢。

霍达：当时，你们的效益怎么样？

曹恒真：1993年是几内亚代表处开局的第一年，亏损130多万美元。第二年就有所起色，从年初就开始盈利，到1994年年底已盈利140多万美元。做生意的一般规律是一年亏损，两年保本儿，三年盈利，几内亚代表处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1995年，生产更上一层楼，纯利润200万美元，吕总在达喀尔召开代表会，表扬梁秉法、谭道聚：“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盈利！”

1996年，我奉命出任副代表，协助老谭工作。那一年，我们赢得纯利润达300万美元。

霍达：几内亚代表起步比较晚，但收效很快，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曹恒真：是领导得力。吕总很善于用人，派梁秉法、谭道聚这两员大将来掌管几内亚代表处，可以说再好没有了。

梁秉法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谁要想在他面前打马虎眼，门儿也没有。但大家都服他，一是因为他懂行，不是那种瞎指挥的干部；二是他作风正派，身正不怕影子斜；三是老梁不光严厉，也很宽容，只要你工作干好了，其他小节不大在意。他喜欢喝啤酒，喝起来就不吃饭，话也多了，以浓重的威海乡音讲他的那些故事，都是讲了八百遍的，一高兴，还讲，他的人缘儿很好。

1993年12月，谭道聚从海里上岸，“扶正”了，接替梁秉法，任代表。他也是胶东人，从烟渔公司过来的，到了几内亚就没再挪窝儿，一直干到现在，谭道聚已经是中水驻几内亚代表处的标志，形成了“品牌！”

霍达：这个“品牌”的特色是什么？

曹恒真：勤俭持家。老谭是西非有名的“老抠儿”，连一个纸箱子，一副手套都不肯放过，给你核定，打一吨鱼用多少纸箱，多少塑料袋，都有定额。更不要说每顶价值一万美元的网了，破了就补，不允许经常更换新网。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几内亚代表处的效益，是老谭“省”出来的。

霍达：此话怎讲？

曹恒真：一般人对捕捞行业有一个误解，以为大海里的鱼是大自然赋予的，捕鱼人不用耕耘，只管收获，鱼是白拿的。其实不然。捕捞行业的特点是两高一低：两高是高投人、高风险；一低是低回报。远洋捕捞更是如此，我们在渔船、机械设备、物资供应、人员工资、人渔费用等等方面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又要受渔场和市场的制约，至于有多大的利润，甚至能不能盈利，都是很难说的。在同一海域，同样的捕捞条件下，效益却大不相同，有的公司远道而来，赔光老本儿，最后卷铺盖走人的，也有的是。你想比别人多捕鱼，别人也想比你多捕鱼，竞争很激烈。如果说资源本身差异不大，但对于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代表处、不同的船来说，由于人的认识差别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可能具有较大的潜在差异。老谭认为，企业在同样的外部环境下，出路在于抓好管理。刚开始建立代表处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实行经济责任制，奖金和产值挂钩，和效益不挂钩，那时候老谭就注重抓管理，而且产生了较好的效益。90年代初期的西非渔业生产，有的单船产值100万美元，但成本也是100万美元，那么，你捕鱼捕得多又有什么意义呢？辛辛苦苦白忙乎，只是保本儿而已。所以老谭就想，一定要把成本降下来，降低成本就是提高效益。1993年代表处的工作刚起步，生产成本很高。到了1994年就开始降低成本，当年就减了十几万美元的支出。1995年到1996年，整个西非差不多都开始抓降低成本了，我们代表处因为先走了一步，再创新低。现在，几内亚代表处每年成本费用保持在70万美元左右，比刚成立的时候，每年降了二十几万美元。老谭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抓降低成本这一条，可以说我们一点儿利润也没有。”

霍达：请具体讲一讲你们降低成本的措施。

曹恒真：先说海上生产成本管理。西非的作业方式是小船用臂架拖网，一船拖两网。当时拉斯办在比绍代表处仓库成立了一个扎网组，我们用的网都得到比绍去领，每艘船每年大约要消耗二十顶网，以每顶网700到800美元计算，每艘船仅此一项每年就要花费一万多美元。况且，网拿回来以后，还需要添加很多辅助材料，成本就不止这些了。当时，人们都把这笔开支视为理所当然，打鱼没有网怎么行？网用破了也是自然消耗，随手就扔了，再换新网，而不愿意补网，嫌麻烦。老谭率先提出，限制网的使用量，网破了，补了再用。这个规定一出台，就遭到船员们的抵制，认为老谭不讲道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打鱼人连网都不舍得用，太抠儿了！老谭就对他们讲：中国渔民的传统，都是自己织网，自己补网，过去有一部老电影叫《渔光曲》，里面的插曲就是这样唱的：“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你看，人家连爷爷辈儿的破渔网都舍不得丢掉，我们的网基本上还是新的，只是有点儿破，补一补照样用，为什么不补？

这样做的结果，一年下来，每艘船最多用到八至十顶网，比原来节约一半还挂零。不仅省了钱，还培养了船员的良好习惯，增进了对成本管理的认识，对别的东西也知道爱惜了。

霍达：作为远洋渔业这样的大企业，仍然保持着手工补网的传统，简直不可想象。

曹恒真：老谭省钱的门道不只是补网，还有好多。比如修船。前面说过，我们租用几内亚海军的浮船坞修船，别的代表处没有这个条件，他们都是到别人的修船厂修船，受制于人，想快也快不了。我们呢，快慢由自己掌握，加班加点，早一天干完就省一天的租金。在我们手里，每艘船六至七天就能修好。您问问内行的人，按照咱们国内的生产常规，每天八小时工作，还有周末双休日、节假日，修一艘船一般需要两周时间，要想在一周之内修好一艘船，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有二十多艘船，每艘船节省了一周的修船时间，加起来就等于节省了一百四十多天的租金，相当于一艘船半年的产值，也就是说，我们的年产值由此增加了几十万美元。

除了修船，老谭还从生产、油料、人工费用、物资供应等方面节省开支，平均每艘船每年可以节省五万美元。

霍达：真是个好当家！我虽然和谭道聚同志没有见过面儿，但早就耳闻他的大名和“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的俭朴作风。还听说，他的夫人在西非也很有名……

曹恒真：他的老伴儿叫李慧芳，是1995年到几内亚去的，她的年龄可能比老谭还稍大一点儿，老谭今年五十八岁了。按中水的规定，去西非的家属有一笔生活补助，但李慧芳从没有领过；她给大家做义务厨师，也不拿任何报酬。我们的船员两年一轮换，老船员回国的时候，从家里带来的床单、被褥、枕头都不可能再带回去，通常都是扔掉算了。可是，在几内亚代表处，老谭却不许扔，要求必须交给代表处，由李慧芳拆洗干净，留作以后给新来的船员或是当地船员用。开始是她一个人洗，后来，代表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利用休息时间，加人了这个行列。这样做有两层意义：一是节约。代表处每年能从拆洗缝补中省出1000到2000美元；二是卫生。在几内亚买的枕头，里面装的都是垃圾，根本没法儿用，所以，为了船员的卫生和安全，李慧芳不辞劳苦，整天洗啊，洗啊，我好像在任何时候看到她，她都在洗。

霍达：过去曾经流行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