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水集团作出新的任命：吴湘峰任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刘尚义、姜作义、钱静杰、刘湛清任副总经理；刘尚义任远洋渔业公司党委书记、吴湘峰任副书记，邓义和任纪委书记，沈庙成任总工程师。

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吴湘峰的职务发生了重要变化，成为公司的党内二把手、行政一把手，而在远洋渔业这个特殊的行业，坐镇拉斯帕尔马斯基地的吴湘峰已经处于主要领导地位。

这一任命，酝酿已久。早在1998年6月，原总经理吕洪涛卸任回国时，就已经把西非工作的这一摊儿都交给了副总经理吴湘峰。此后，集团总经理刘身利多次找吴湘峰谈话，不想再兼任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意欲让贤于他，吴湘峰却坚辞不受，说：“我这个人适合当副手，当年跟着吕总在西非，一切事情都由吕总拿主意，他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格局，可以另选其他同志来当一把手，老姜、老钱都是合适的人选！”

谈了三年，总是谈不通。这边厢，姜作义、钱静杰则极力举荐吴湘峰，以致形成“僵持不下”的让贤局面。古往今来，官场如战场，争权夺利的闹剧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有的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雇凶杀人的地步，有谁见过像这样群英让贤的动人情景吗？集团领导迫不得已，召开中层干部会议，进行“民意测验”，与会者一致认为吴湘峰是出任总经理的最佳人选，于是集团作出了任命，吴湘峰被“逼上梁山”，就此领命就职。上任伊始，他坦言：“创业难，守业更难。若论苦和难，今天怎么也不会比当年张总、吕总带领大家创业时更苦、更难’我愿在他们的基础上，和全体同志一道，团结奋斗，再创佳绩！”

吴湘峰于1955年出生于广东汕头的一个工人家庭。1977年，国家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恢复高考，他在报考志愿表上填了三个志愿：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中山大学化学专业和广东矿业学院化学专业，可是，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这三个志愿却都落空了，他被录取到湛江水产学院捕捞专业。这使他失望之极，跑到县教育局去问：能不能不读这个专业？教育局的官员吃惊地看着他：你以为全国的大学都是你们家办的？想换个专业就换个专业？小伙子，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能有个大学上就不错了，你没看见那些落榜生，投河、上吊的有的是啊！

吴湘峰不再争辩，老老实实地捧着这张他本不想要的录取通知书去了湛江水产学院。正如一位哲人说的，“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本来你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进了另一个门。”吴湘峰就这样走进了湛江水产学院的校门，从此也就走进了他将一生从事的事业。

1982年他从湛江水产学院毕业，分配到国家水产总局工业捕鱼处，与吕洪涛、周杰共事，从1983年起，就投入了开拓远洋渔业的筹备工作。中水总公司成立之后，他在远洋二部以及后来由此发展成立的远洋渔业公司负责船舶、物资的后勤服务工作。1989年6月，周杰奉调回国，吴湘峰于同年10月10日前往拉斯帕尔马斯，任拉斯办主任助理，与蔡文军搭档，接管原来由周杰负责的工作。1997年5月，吴湘峰升任远洋渔业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6月，吕洪涛卸任回国，吴湘峰兼任拉斯办主任。2003年3月，天时、地利、人和，终于把他推到了总经理的位置。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坐的位置。当年，在张延喜、吕洪涛时代，他们仅凭十三艘破旧渔船，冒着天大的风险，勇闯大西洋，开辟了中国远洋渔业，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成了历史，将近二十年来，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大西洋沿岸非洲国家渔业政策的调整，对捕捞行业形成巨大压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也使得从业者对于劳动回报的期望值大大增加。当今的中国人，和“勒紧裤腰带干革命”、“节约每一粒粮食支援亚非拉”时代的“革命群众”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家进人了法制时代，人们的“维权”意识日渐清晰也日渐强烈，党中央已经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响亮口号并且已经深人人心，过去那种只讲奉献不讲报酬、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那么，作为中水远洋渔业公司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跨国企业，应该怎么管理？

吴湘峰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提出：让企业投资的风险最小化，职工的利益最大化。

这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长期以来，凡涉及经济利益，我们都是奉行“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并且认为天经地义，实质上就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的利益最小化。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可是10亿人一直过的是清贫的日子，这就是“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传统理念被动摇了，政策也随之有所改变，但仍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有许多民营企业是在没有政策保障的情况下先干起来再说，而后再促使国家政策的形成。中水远洋渔业公司是国有企业，而且它的主体部分在国外，因此带有与其他国有企业又有所不同的自身特点。船员们抛家舍业、远走海外，而且常年在海上作业，比陆地工作人员更辛苦，还有疾病、战争这些不可预料的因素，都会造成人身威胁，如果让他们只讲“无私奉献”，那怎么行？公司需要一支稳定的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我们的事业将一事无成。当初我们的渔船首航大西洋时，由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加之我们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装备不足，所冒的风险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那时船员们出国的热情很高，固然首先是出于政治觉悟，愿为填补我国远洋渔业的空白做贡献，但也有经济原因，出国辛苦两年，可以挣回一笔远远高于国内的工资，盖房子、娶媳妇，人生的大事都解决了。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挣钱的门路也多，出国当水手挣美元的诱惑力已远不如从前，这时你再讲“无私奉献”，谁还肯干？因此，船员的劳动付出，必须同利益挂钩。

吴湘峰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措施之一，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国内搞承包，他在国外搞这个资产经营责任制，首先保证资产保值、增值，在此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和当年鱼货市场及油价，决定每年交回多少效益，超值者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措施之二，成立职工管理委员会，作为海外三千名职工利益的保障机构，以保证职工的工资不受损失并且在伤、病、残的情况发生时能享受应得的待遇。由于海外工作的特殊性，职工的工资并不是按月给付，而是由公司统一保管，待职工工作期满回国时再转人个人账户，以防止意外损失。但是，这样做有利也有弊，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这笔资金被公司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遇有天灾人祸，比如所在国发生战争，我们的渔船以大局为重，停产去抢运我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华人华侨和其他国际人士，都是百分之百的无私奉献，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搭上汽油消耗和食品供给，这些损失由谁承担？外交部所给的几十万元人民币奖金仅是象征性的荣誉，远远不能弥补我们的实际损失。成立职工管理委员会就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职工的工资由这个委员会存入银行，在遇到战争、海盗等情况影响生产效益而发不出奖金时，由这笔存款产生的利息就作为奖金。吴湘峰身为总经理，没有签字权，处理这笔钱的权力在职工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由中水人创造，没有请示国内的任何人，也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批准——即使请示了，也没人批。那么，是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的？吴湘峰说，这些钱本来就是职工的钱，是他们卖命挣来的血汗钱，根本不是公款，绝不能计入公司的效益，一定要保证准时、足额地发放到职工手里，利息部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外，任何人无权动用，谁要动了，天理不容，制度也不允许。我们成立这个职工管理委员会，就是要把住这个关。

措施之三，用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企业。这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按艺术规律管理艺术事业”那样亲切易懂。按吴湘峰自己的解释，他所说的“用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企业”是指按照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对公司进行制度化管理。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分开，责、权、利三者分清，拒绝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家族式企业的管理模式。

作为职工管理委员会的辅助手段，他们还出台了一个“职工互保”的“土政策”，类似于早年国内曾流行的“互助会”，由公司出一些钱，职工出一些钱，用以应付意外事故的费用开支。过去没有这样的组织，职工一旦出现疾病、伤残，像王柏治同志的爱人，就曾经在尼日利亚染上疟疾，险些丧命，类似的情况甚至更严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那时仅靠大家捐款救助，没有可靠的制度保证。现在一本书摆在那里，生病给多少钱？失去三个指头给多少钱？不幸身亡给多少钱？都有“法”可依，一目了然。

当然，人性化管理也并不是只讲福利，任何事物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不仅要保障职工的权利，也要保障公司的纪律，“自由”也是有限制的。比如，有几件事是绝对不许干的：一是赌，一定要堵住，公司控制职工手头的现金数量，就是要帮他们堵住这个无底洞，光堵还不行，还要疏导，引导他们走正路，一心一意干活，不要想歪门邪道，老婆、孩子都等着你期满回国，把血汗钱带回家去盖房呢，可不要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二是偷，公司绝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卖鱼，一旦发现，坚决严惩，开除回国，机票自理，在中水系统永不录用。

在拉斯帕尔马斯，吴湘峰提倡“大家庭”的概念，凡是从国内出来的同志，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在创业初期，由于条件所限，都没有带家属。现在条件改善了，不少家属随夫来到海外，虽然得以团聚，但也付出了很大牺牲。吴湘峰的夫人李艳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她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拥有名校的学历和很好的职业，可是为了照顾只身在外的丈夫，于1990年来到拉斯帕尔马斯，原单位给了她十个月的探亲假，逾期不归，便自动离职了。从此，她成了一名无职业、无收入的家庭妇女，丈夫的附庸。虽然在拉斯期间，每月可以从公司领取少量的生活补贴，但这绝非长久之计，她能在拉斯生活一辈子吗？有时得到国内熟人的信息，某某同学评上了高工，某某同学提职加薪，强烈的失落感、危机感就会向她袭来，作为一位知识女性，她的心态怎么能够平衡？一旦吴湘峰调动回国，她怎么办？到那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想到未来，真是不寒而栗！

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吴湘峰特别体谅那些拉家带口的同事。顶住压力坚持带家属的干部尽量不轮换，以避免他们回国后老婆失业、孩子转学，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如果不顾这些，把人家突然调回去，那是很缺德的事儿！”他说。

逢年过节，拉斯办总要组织一些活动，把家属也都请来，平时她们没有机会交流，也没有机会同去散心，过节了，好好地玩一玩，心里的话，跟大家庭的人说一说。常驻拉斯的干部，住房实行货币化，按照不同的级别发放房款，由你自己掌握，爱租什么样的房子都自便，避免了分配住房的办法可能造成的矛盾。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多年来，拉斯办的邻里之间、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有的只是妻子向出差归来的丈夫哭诉思念之苦。因此，吴湘峰为这等家务琐事也作出规定：凡干部出差，在外必须给老婆打电话报个平安，逢年过节必须向国内的父母双亲问候，“每逢佳节倍思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把样样都安排好了，可还有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有些老同志生性节俭，给了钱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要么天天咸鱼，要么一年到头光吃干饭没有菜，省下钱带回家去，给儿孙盖房子。这怎么行？老同志为咱们的远洋渔业贡献很大，可不能弄坏了身体。吴湘峰只好采取特殊手段，亲自买了菜，给他们送上门，这笔费用嘛，或者在办公室报销，或者干脆由吴湘峰出了。有时回国开会，带回来一些咸菜，也送给老同志们分享，虽然数量不多，总算是来自家乡的风味，大家都尝一尝吧！而那些已经退休回国的老同志，每逢春节，也总会收到从拉斯办寄来的贺卡，一张薄薄的纸片能有多少分量？可是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上面印留着大西洋的涛声和浪花，凝聚着中水远洋人二十年的心血、汗水和兄弟般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