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人性化管理现代化企业的生命

作者: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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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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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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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950字

2003年,中水集团作出新的任命:吴湘峰任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刘尚义、姜作义、钱静杰、刘湛清任副总经理;刘尚义任远洋渔业公司党委书记、吴湘峰任副书记,邓义和任纪委书记,沈庙成任总工程师。


这意味着从现在起,吴湘峰的职务发生了重要变化,成为公司的党内二把手、行政一把手,而在远洋渔业这个特殊的行业,坐镇拉斯帕尔马斯基地的吴湘峰已经处于主要领导地位。


这一任命,酝酿已久。早在1998年6月,原总经理吕洪涛卸任回国时,就已经把西非工作的这一摊儿都交给了副总经理吴湘峰。此后,集团总经理刘身利多次找吴湘峰谈话,不想再兼任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意欲让贤于他,吴湘峰却坚辞不受,说:“我这个人适合当副手,当年跟着吕总在西非,一切事情都由吕总拿主意,他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格局,可以另选其他同志来当一把手,老姜、老钱都是合适的人选!”


谈了三年,总是谈不通。这边厢,姜作义、钱静杰则极力举荐吴湘峰,以致形成“僵持不下”的让贤局面。古往今来,官场如战场,争权夺利的闹剧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有的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雇凶杀人的地步,有谁见过像这样群英让贤的动人情景吗?集团领导迫不得已,召开中层干部会议,进行“民意测验”,与会者一致认为吴湘峰是出任总经理的最佳人选,于是集团作出了任命,吴湘峰被“逼上梁山”,就此领命就职。上任伊始,他坦言:“创业难,守业更难。若论苦和难,今天怎么也不会比当年张总、吕总带领大家创业时更苦、更难’我愿在他们的基础上,和全体同志一道,团结奋斗,再创佳绩!”


吴湘峰于1955年出生于广东汕头的一个工人家庭。1977年,国家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恢复高考,他在报考志愿表上填了三个志愿: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中山大学化学专业和广东矿业学院化学专业,可是,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这三个志愿却都落空了,他被录取到湛江水产学院捕捞专业。这使他失望之极,跑到县教育局去问:能不能不读这个专业?教育局的官员吃惊地看着他:你以为全国的大学都是你们家办的?想换个专业就换个专业?小伙子,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能有个大学上就不错了,你没看见那些落榜生,投河、上吊的有的是啊!


吴湘峰不再争辩,老老实实地捧着这张他本不想要的录取通知书去了湛江水产学院。正如一位哲人说的,“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本来你要进这个门,结果却进了另一个门。”吴湘峰就这样走进了湛江水产学院的校门,从此也就走进了他将一生从事的事业。


1982年他从湛江水产学院毕业,分配到国家水产总局工业捕鱼处,与吕洪涛、周杰共事,从1983年起,就投入了开拓远洋渔业的筹备工作。中水总公司成立之后,他在远洋二部以及后来由此发展成立的远洋渔业公司负责船舶、物资的后勤服务工作。1989年6月,周杰奉调回国,吴湘峰于同年10月10日前往拉斯帕尔马斯,任拉斯办主任助理,与蔡文军搭档,接管原来由周杰负责的工作。1997年5月,吴湘峰升任远洋渔业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6月,吕洪涛卸任回国,吴湘峰兼任拉斯办主任。2003年3月,天时、地利、人和,终于把他推到了总经理的位置。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坐的位置。当年,在张延喜、吕洪涛时代,他们仅凭十三艘破旧渔船,冒着天大的风险,勇闯大西洋,开辟了中国远洋渔业,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垂史册。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成了历史,将近二十年来,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大西洋沿岸非洲国家渔业政策的调整,对捕捞行业形成巨大压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也使得从业者对于劳动回报的期望值大大增加。当今的中国人,和“勒紧裤腰带干革命”、“节约每一粒粮食支援亚非拉”时代的“革命群众”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家进人了法制时代,人们的“维权”意识日渐清晰也日渐强烈,党中央已经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响亮口号并且已经深人人心,过去那种只讲奉献不讲报酬、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那么,作为中水远洋渔业公司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跨国企业,应该怎么管理?


吴湘峰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提出:让企业投资的风险最小化,职工的利益最大化。


这并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长期以来,凡涉及经济利益,我们都是奉行“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并且认为天经地义,实质上就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的利益最小化。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可是10亿人一直过的是清贫的日子,这就是“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传统理念被动摇了,政策也随之有所改变,但仍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有许多民营企业是在没有政策保障的情况下先干起来再说,而后再促使国家政策的形成。中水远洋渔业公司是国有企业,而且它的主体部分在国外,因此带有与其他国有企业又有所不同的自身特点。船员们抛家舍业、远走海外,而且常年在海上作业,比陆地工作人员更辛苦,还有疾病、战争这些不可预料的因素,都会造成人身威胁,如果让他们只讲“无私奉献”,那怎么行?公司需要一支稳定的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我们的事业将一事无成。当初我们的渔船首航大西洋时,由于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加之我们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装备不足,所冒的风险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那时船员们出国的热情很高,固然首先是出于政治觉悟,愿为填补我国远洋渔业的空白做贡献,但也有经济原因,出国辛苦两年,可以挣回一笔远远高于国内的工资,盖房子、娶媳妇,人生的大事都解决了。现在国内的经济形势越来越好,挣钱的门路也多,出国当水手挣美元的诱惑力已远不如从前,这时你再讲“无私奉献”,谁还肯干?因此,船员的劳动付出,必须同利益挂钩。


吴湘峰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措施之一,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国内搞承包,他在国外搞这个资产经营责任制,首先保证资产保值、增值,在此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和当年鱼货市场及油价,决定每年交回多少效益,超值者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措施之二,成立职工管理委员会,作为海外三千名职工利益的保障机构,以保证职工的工资不受损失并且在伤、病、残的情况发生时能享受应得的待遇。由于海外工作的特殊性,职工的工资并不是按月给付,而是由公司统一保管,待职工工作期满回国时再转人个人账户,以防止意外损失。但是,这样做有利也有弊,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这笔资金被公司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遇有天灾人祸,比如所在国发生战争,我们的渔船以大局为重,停产去抢运我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华人华侨和其他国际人士,都是百分之百的无私奉献,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搭上汽油消耗和食品供给,这些损失由谁承担?外交部所给的几十万元人民币奖金仅是象征性的荣誉,远远不能弥补我们的实际损失。成立职工管理委员会就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职工的工资由这个委员会存入银行,在遇到战争、海盗等情况影响生产效益而发不出奖金时,由这笔存款产生的利息就作为奖金。吴湘峰身为总经理,没有签字权,处理这笔钱的权力在职工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由中水人创造,没有请示国内的任何人,也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批准——即使请示了,也没人批。那么,是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的?吴湘峰说,这些钱本来就是职工的钱,是他们卖命挣来的血汗钱,根本不是公款,绝不能计入公司的效益,一定要保证准时、足额地发放到职工手里,利息部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外,任何人无权动用,谁要动了,天理不容,制度也不允许。我们成立这个职工管理委员会,就是要把住这个关。


措施之三,用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企业。这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按艺术规律管理艺术事业”那样亲切易懂。按吴湘峰自己的解释,他所说的“用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企业”是指按照跨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对公司进行制度化管理。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分开,责、权、利三者分清,拒绝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家族式企业的管理模式。


作为职工管理委员会的辅助手段,他们还出台了一个“职工互保”的“土政策”,类似于早年国内曾流行的“互助会”,由公司出一些钱,职工出一些钱,用以应付意外事故的费用开支。过去没有这样的组织,职工一旦出现疾病、伤残,像王柏治同志的爱人,就曾经在尼日利亚染上疟疾,险些丧命,类似的情况甚至更严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那时仅靠大家捐款救助,没有可靠的制度保证。现在一本书摆在那里,生病给多少钱?失去三个指头给多少钱?不幸身亡给多少钱?都有“法”可依,一目了然。


当然,人性化管理也并不是只讲福利,任何事物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不仅要保障职工的权利,也要保障公司的纪律,“自由”也是有限制的。比如,有几件事是绝对不许干的:一是赌,一定要堵住,公司控制职工手头的现金数量,就是要帮他们堵住这个无底洞,光堵还不行,还要疏导,引导他们走正路,一心一意干活,不要想歪门邪道,老婆、孩子都等着你期满回国,把血汗钱带回家去盖房呢,可不要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二是偷,公司绝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卖鱼,一旦发现,坚决严惩,开除回国,机票自理,在中水系统永不录用。


在拉斯帕尔马斯,吴湘峰提倡“大家庭”的概念,凡是从国内出来的同志,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地位的高低。在创业初期,由于条件所限,都没有带家属。现在条件改善了,不少家属随夫来到海外,虽然得以团聚,但也付出了很大牺牲。吴湘峰的夫人李艳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她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拥有名校的学历和很好的职业,可是为了照顾只身在外的丈夫,于1990年来到拉斯帕尔马斯,原单位给了她十个月的探亲假,逾期不归,便自动离职了。从此,她成了一名无职业、无收入的家庭妇女,丈夫的附庸。虽然在拉斯期间,每月可以从公司领取少量的生活补贴,但这绝非长久之计,她能在拉斯生活一辈子吗?有时得到国内熟人的信息,某某同学评上了高工,某某同学提职加薪,强烈的失落感、危机感就会向她袭来,作为一位知识女性,她的心态怎么能够平衡?一旦吴湘峰调动回国,她怎么办?到那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想到未来,真是不寒而栗!


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亲身体会,吴湘峰特别体谅那些拉家带口的同事。顶住压力坚持带家属的干部尽量不轮换,以避免他们回国后老婆失业、孩子转学,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如果不顾这些,把人家突然调回去,那是很缺德的事儿!”他说。


逢年过节,拉斯办总要组织一些活动,把家属也都请来,平时她们没有机会交流,也没有机会同去散心,过节了,好好地玩一玩,心里的话,跟大家庭的人说一说。常驻拉斯的干部,住房实行货币化,按照不同的级别发放房款,由你自己掌握,爱租什么样的房子都自便,避免了分配住房的办法可能造成的矛盾。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多年来,拉斯办的邻里之间、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有的只是妻子向出差归来的丈夫哭诉思念之苦。因此,吴湘峰为这等家务琐事也作出规定:凡干部出差,在外必须给老婆打电话报个平安,逢年过节必须向国内的父母双亲问候,“每逢佳节倍思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把样样都安排好了,可还有令他始料不及的事:有些老同志生性节俭,给了钱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要么天天咸鱼,要么一年到头光吃干饭没有菜,省下钱带回家去,给儿孙盖房子。这怎么行?老同志为咱们的远洋渔业贡献很大,可不能弄坏了身体。吴湘峰只好采取特殊手段,亲自买了菜,给他们送上门,这笔费用嘛,或者在办公室报销,或者干脆由吴湘峰出了。有时回国开会,带回来一些咸菜,也送给老同志们分享,虽然数量不多,总算是来自家乡的风味,大家都尝一尝吧!而那些已经退休回国的老同志,每逢春节,也总会收到从拉斯办寄来的贺卡,一张薄薄的纸片能有多少分量?可是拿在手里却沉甸甸的,上面印留着大西洋的涛声和浪花,凝聚着中水远洋人二十年的心血、汗水和兄弟般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