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农牧渔业部召开了全国海洋工作会议，对发展远洋渔业做了深人研究。会议认为：国际间各种形式的渔业合作，已成为共同关注的互利事业，国际形势对中国远洋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要打出去，积极发展。”随后，国务院发出（1983）134号文件，明确提出：“海洋渔业要开创新局面，走出新路子……突破外海和远洋渔业。”

1983年下半年，农牧渔业部向我国驻沿海国家的一些大使馆发出函电，委托他们与驻在国研究开展渔业合作问题。7月，开始投人对远洋渔业的准备，从建立项目到人员选派、培训考试、设备修造、船舶检验、航线制定、物资筹集……

1983年10月，对外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局邀请广东、江苏、福建、浙江、上海等五省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水产部门负责人，就发展远洋渔业合作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约有三十个国家向我提出过渔业合作的要求，如何充分利用国外的渔业资源，加快同有关国家的合作步伐，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做好这项工作，对于保护我国的渔业资源，缓和供需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国在发展远洋渔业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捕捞能力较强，在修造船、制网、加工、冷藏、储运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体系，捕捞和加工技术力量也有潜力，可以抽出一定数量的渔轮和技术力量从事远洋捕鱼。开展同国外的渔业合作，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在这次会议的简报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示：“这是一件好事，应促其实现。”田纪云批示：“请李灏同志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

遵照万里、田纪云两位副总理的批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于1983年12月31日主持召开了关于我国发展远洋渔业对外合作问题的会议。会议认为，发展远洋渔业对外合作是一项新业务，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不仅涉及合作国家的有关法规，而且还受国际法的制约，因此首先需要认真探讨发展远洋渔业对外合作的经济效益和涉外政策。为此，必须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并在近期内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论证方案。

1983年7月至1984年2月，农牧渔业部先后派出十五个团组对有关国家进行渔业考察。

1984年2月27日至3月1日，对外经贸部和农牧渔业部联合召开会议，专门邀请那些曾经对孟加拉国、摩洛哥、巴基斯坦、赤道几内亚、所罗门、新西兰、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基里巴斯、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美国等国家进行过渔业考察的单位，派熟悉情况的人员参加座谈，并邀请国家计委、经委、财政部、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关总署等单位派人指导。开展远洋渔业这件大事，已经由理论进人实践，渐渐地可以触摸了。

1983年至1984年，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先后与几内亚比绍渔业国务秘书处签订手工捕鱼协议，与意大利实达高公司在西班牙拉斯帕尔马斯合资成立中达渔业有限公司，与塞内加尔经济贸易公司在塞内加尔成立中塞渔业有限公司；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中达渔业有限公司与塞内加尔辛伯士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非渔业有限公司。

1984年下半年，国务院成立由程飞、孟宪德、马凌、刘源、鲍光宗等五人组成的国际渔业合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规划方案，确定了自力更生、先易后难、由小到大、先点后面、稳步发展的原则。

1984年10月，经国家经委批准，农牧渔业部所属的中国水产供销总公司、中国水产养殖公司、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合并，宣告成立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张延喜任总经理，翁培俊、金骏、许宏纲、吕洪涛任副总经理。

1984年11月，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在北京西山召开备航会议，研究、落实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起航前的各项筹备工作。

1985年初，中共中央发出（1985）5号文件，号召“积极开发外海、远洋的渔业资源，采取优惠政策和切实措施，组织有条件的渔船向外海推进；同时，尽快组建我国的远洋渔业船队，放眼世界渔业资源，发展远洋渔业”。

密密麻麻的日程表一直排到1985年的阳春3月，由国家贷款200万美元外汇额度、公司总投资3500万元人民币成立起来的我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终于集合在马尾港口，就要起航了。它们是：烟台渔业公司的“海丰”824、“烟渔”619、620、621、622，湛江渔业公司的“远渔”1号、2号，舟山渔业公司的“舟渔”629、630、633、634，福建闽非渔业公司的“闽非”1号、2号。

闽江口的海潮汹涌澎湃，海风吹拂着张延喜消瘦的面颊，使他微微感到一丝凉意。望着即将离去的船队，他喜忧参半。喜的是，这次艰难的起步在我国渔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渔船从今天开始走向世界，多年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忧的是：这支由总公司和烟台、舟山、湛江渔业公司以及福建闽非渔业公司拼凑起来的船队，除领航船“海丰”824为1974年从日本引进的1800马力级冷藏运输船之外，其余十二艘600马力级拖网渔船全部是我国水产部门的企业自行制造的，和发达国家的远洋渔船还根本不能相比。我们的十三位船长多数是水手出身的“土老大”，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和船员也大都没有受过大专院校的正规教育。尽管他们都经过千挑万选，在国内已属一流水平，但他们谁也没出过远门，仅凭在家门口打鱼摸虾的经验，能不能顺利地过五关、闯三洋，成功地到达目的地？没有任何人可以作出保证和许诺！

指挥船“海丰”824甲板上，船队的总指挥、中水公司副总经理、西非临时党委书记吕洪涛和领航小组成员于涛、钟长发、高守延、李国刚、王希楷、杨楷昌、李文瑞望着欢送大会的主席台，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将在他们的带领下冲出国门，走向万里之外的大西洋，真正是任重而道远……

吕洪涛个子不高，却敦实雄健。他生长于渤海莱州湾边，自幼迷恋大海，青年时代从会计学校毕业之后便进了水产部门，三十多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又把他推向远洋。1983年7月至8月、1984年2月至5月和同年12月，吕洪涛率团三下大西洋，对西非沿岸的五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进行了为期一百零八天的实地考察，经过反复研究、论证、会谈，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渔业合作协议、协定和合同，并经过双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确定了六个项目。今天，这一切都要实施了，四十九岁的吕洪涛挂帅出征，开始了他前半生梦寐以求的大事业。然而，吕洪涛此刻却紧锁着双眉，脑际也在萦绕着张延喜同样的思路：该准备的，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成败还要看未来的实践。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包打天下的英雄。尽管吕洪涛素来精明干练，人称“铁算盘”，也仍然难以预料未来的一切……

船队在马尾港集合之后，总经理走遍了每一条船，向远行的人敬酒，祝他们一帆风顺。吕洪涛端着酒杯，却难以痛饮，他身上的责任太重大了。

紧紧地握手。张延喜操着一口带南方味儿的不大标准的普通话说：“吕老板，我把十三条船、二百多口子人，都交给你了！”

吕洪涛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你瞧着吧，我会给你办好的！”君子一诺重千金，犹如立下了军令状。停了停，他又审慎地补充了一句：“不过，也希望你能理解……”

他希望张延喜“理解”什么呢？却没有说出口。

当然能理解了，共同创业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张延喜故意作出轻松的微笑，瘦削的脸庞上弯起两道对称的纹路：“外国的黄金不是等着你去捡！我不求你马上赚回钱来，只要一路平安、站住脚跟就是胜利！如果不行，就只当是一次远航训练吧。万事开头难，这毕竟是填补空白的第一次啊！”

两个好朋友就这样在船头分手了……

欢送大会在进行中。农牧渔业部顾问林乎加、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经贸部顾问程飞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千叮咛，万嘱咐，一片殷殷送别情。

“烟渔”621船长张松荫代表全体远航船员向送行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感谢，决心发扬中国渔业工人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同心同德、尽职尽责，争取首战告捷，为祖国、为人民争光，为发展中国与非洲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渔业合作而努力！

记录纸面上的这些语言，已难以再现发言人当时的心情。他是代表首航的二百二十三人在向祖国辞行，此番出征，面前是波谲云诡的汪洋大海，是初次涉足的万里征途，途中凶吉难卜，尚不知能否到达彼岸，将来几人生还？在这简短的誓词之外，征人心中又有几多慷慨，几多悲壮，几多眷恋！他们来自各个地方公司，在离开家乡开赴福州时，送行的亲人们依依不舍，哭声一片，仿佛生离死别。往日他们出海打鱼，一个航次不过三五日，十天半月，家人尚且提心吊胆，如今一去万里，山重水复，天各一方，家里的白发爹娘、妻子儿女怎能不把心儿揉碎、双眼望穿！如果此行顺利，也要等到两年之后船员轮换时才得相见，但如果不顺利呢？临行之别便成永诀！

……

10时整，起航的时间到了。张延喜站起身来，举起话筒，手在微微颤抖，话未出口，热泪已经涌满双眼！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高声宣布：“中国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现在——启航！”

这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大会会场，传遍十三艘船，在马尾港回荡。人们听得出来，张总经理的嗓音都变了！

马尾港战鼓咚咚，汽笛长鸣，十三艘渔轮拔锚起航，缓缓离岸。

尽管在出发之前早就下了命令：“谁也不许哭！”但此时，送行的人们和出征的壮士都忍不住热泪纵横！

船走了好远好远，岸上的人还在频频招手。

码头已经看不见了，船上的汽笛还在做告别的长鸣。

3月11日，船队迎着八级风浪驶出闽江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顺着台湾海峡驶向南海——这正是当年郑和走过的路。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海船六十二艘，水手、官兵、工匠、船师、卫兵、医生、翻译二万八千七百余人，从中华古国走向世界。领航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挂十二面帆，可乘坐千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最大的船队，帆樯如林，楼船巍峨，旌旗猎猎，声威震天。船队出海之后，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至1407年返国。此后郑和又多次远航，前后二十八年，跨越亚、非两大洲，经三十余国，最远曾到达非洲东岸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广结友谊的同时，把中华古国的灿烂文化和物质文明也远播海外，踏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他的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著述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志》，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和达·迦马绕好望角到印度都要早半个多世纪，在世界航海史和中外交往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那是多么威武雄壮的年代！那时候，世界是怎么惊奇而景仰地看待中国啊！而今天我们的远洋渔业却比洋人晚了半个世纪，我们的渔船既不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也不如郑和的船队那么威武雄壮、气势磅礴，我们早已失去了祖先那份儿令世人瞩目的荣耀。历史嘲弄了我们，丢下了我们。

我们决不甘居人后，决不辱没先人，决不愧对子孙后代。

征途中没有一帆风顺

十二艘渔船紧跟着“海丰”824前进，浩瀚的太平洋上，犹如飞过一行蓝灰色的雁阵。

为了这次远航，总公司在一年前就邀请航海、天文、水文专家充分论证，选择了最佳时机：3月至4月，南中国海台风生成率低，印度洋、红海正处于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交替时期，风浪较小，是这条航线的“黄金季节”。船队的队形是请大连海运学院和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的教师们研究编制的，船上装备了先进的卫星导航仪器和通信设备，并且聘请了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船长钟长发和电报员贾洪元，分别负责领航和通信联络。

在领航的“海丰”824驾驶舱内，钟长发船长从容不迫，指挥若定。他是万吨远洋货轮的一级船长，具有十多年的船长经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多次往返于这条航线，对沿途港口了如指掌。他的身旁，站着“海丰”824船长高守延。现年四十六岁的高守延，十七岁就在烟台当水手，二十二岁提升为大副，四十岁当了船长，在汹涌的大海上已经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中国渔船首航远洋，他被挑选为领航船船长，不仅是莫大的荣誉，同时也是巨大的压力。有钟船长随船言传身教，髙守延极为珍视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就要自己领航了。他手持望远镜，炯炯目光监视着面前的一片汪洋，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钟船长的每一声舵令，在心中刻下这道开辟中国远洋渔业的航线……

“左舵十五！”

“右舵五！”

“前进三！”

“前进四！”

……

船队在中南半岛和加里丹岛之间行进。

3月15日，空中突然出现了一群不明国籍的飞机，在船队头顶盘旋，好像在跟踪我们。怎么回事？这是哪国的飞机？要干什么？吕洪涛举起望远镜，紧盯着天上那一群不祥之物，整个船队的气氛也骤然紧张起来：如果遇到武力攻击，打鱼人手无寸铁，该如何是好？

然而，飞机却只是在头顶盘旋，未见轻举妄动。噢，明白了！这是因为我们的队形——大连海运学院和大连水面舰艇学院的教师们多系行伍出身，习惯性地采用了海军常用的队形，“品”字式大雁展翅；而且我们的长条形渔船一律油漆成蓝灰色，确有几分像军舰。也许，这引起了人家的猜疑：中国的“军舰”有什么“军事行动”吗？盘旋再三，观察再四，军舰不像军舰，渔船不像渔船，货轮不像货轮，不知到底有何贵干？见我们秋毫无犯，没有任何威胁，就悄悄地退去了。

整个船队的人都舒了口气，吕洪涛甚至还说了句笑话：“有意思！天上有飞机给我们护航，倒是把海盗给吓跑了，不敢惹我们哩！”

船队继续南行。南中国海仍处于东北季风盛行时期，风力六级以上，阵风七至八级，中到大浪，所谓“最佳时机”只是相对而言。

3月19日中午12时，船队经过1828海里、历时五天的航行，抵达新加坡东锚地。脚下是湛蓝湛蓝、没有污染的大海，眼前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高大的椰子树、棕榈树、凤尾竹和宛如孔雀开屏的旅人蕉浓荫滴翠，美丽的卓锦万代兰花团锦簇。置身新加坡海域，左边是印度尼西亚，右边是马来西亚，眼观三国美景，这些从未出过远门儿的“海碰子”们，被异国的热带风光所吸引，所陶醉，迎面吹来阵阵海风，冲淡了旅途的疲劳。花园城市国家，国际一流的港口，高度发达的商业，新加坡没有农、牧、渔业，几乎什么都不生产，却又什么都应有尽有。中国台湾的西瓜、印度尼西亚的香蕉、美国的橙子和可口可乐、荷兰的啤酒……船员们在这里吃的是“联合国”。船队由益丰船务代理公司办理一切进出港手续，在新加坡停留了三天，稍事休整，加足了油、水、蔬菜、食品、饮料，3月22日晨7时30分，又起锚继续航行，进入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马六甲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