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二，合二而一

1985年5月10日晨6时，由拉斯帕尔马斯南下大西洋的中水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抵达塞内加尔海域，“舟渔”629、630、633、634等四艘渔船自此离开大队，前往达喀尔，这便是它此行万余海里的目的地——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北部、东部分别与毛里塔尼亚、马里接壤，南部和几内亚比绍、几内亚为邻，腹地嵌入冈比亚。境内大部为冲积平原，国土面积20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60万，首都达喀尔人口80万。1659年，法国殖民者入侵塞内加尔，1909年划人“法属西非洲”。i960年8月20日，塞内加尔宣布独立，1971年12月1日与我国建交。

塞内加尔西临大西洋，海岸线长达500公里，大陆架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近海有流经非洲沿岸的北赤道海流和加那利海流、几内亚海流交汇，水文条件良好，浮游生物繁盛，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因此，全国90%的人口与渔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人口10%从事渔业生产。1976年塞内加尔宣布把领海范围从6海里扩大到12海里，1972年又宣布扩大到110海里，1976年进而宣布领海宽度为150海里，并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面积达2058万平方公里。

靠海吃海，塞内加尔自独立以来，渔业迅速发展，年渔获量从i960年年内的10万吨猛增到1974年的3277万吨，80年代以来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25万吨左右。1985年即中水船队到达的当年，塞内加尔的渔获量为2554万吨，居世界第四十三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渔业总产值占70%，与旅游业和出口磷酸盐、花生并列为四大经济支柱，为这个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塞内加尔政府最高渔业管理机构是农村发展部海洋渔业国务秘书处，负责指导渔业的发展，领导和监督下设的海洋渔业局工作。国家渔业法规定：任何国家和地区如不同塞内加尔签订特别渔业协定，不得在塞内加尔200海里之内捕鱼。为此，塞内加尔建立了捕鱼许可证制度，向根据协议来本国200海里内捕鱼的船只颁发捕鱼许可证，并规定将捕获的鱼运往塞内加尔境内指定港口卸货。

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本国渔业，塞内加尔渔业部门的许多公司与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波兰等国的私人企业以及欧共体广泛合作，对开发本国渔业资源，繁荣国民经济，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1984年，吕洪涛率团考察西非五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塞内加尔便是重点考察对象之一，吕洪涛分别与西诺拜什公司董事长萨尔、阿菲加迈公司董事长fay和总经理卡布里以及股东罗尼进行了接触。同年10月，由萨尔和一些银行家组成的塞内加尔渔业代表团访问中国，经过谈判，中水的前身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和塞内加尔西诺拜什公司合资成立了“中塞渔业有限公司”，由萨尔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汤坤铭任副董事长，张永言任总经理。随后，由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中达公司（中国海洋渔业总公司中信公司与意大利实达高公司合资）与塞内加尔辛伯士有限公司（阿菲加迈与中达合资）共同组成的“中非渔业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董事长fay，副董事长吕洪涛，总经理黄耀祥。

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派往塞内加尔的四艘渔船，就是为这两家合资公司而来。

陆上工作人员张永言、黄耀祥、岳彦章、周杰、井书盼等人，已先期到达达喀尔，并做了必要准备工作。5月10日晨，他们和汤坤铭一起前往码头迎接船队。岳彦章借用码头的电台和船队联系，当船队的领队王希楷听到自己人的声音时，激动地哭了：船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家了！

9时25分，四艘船傍靠8号码头。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啊，船来了！”举目望去，船上的人们正把手伸出舷窗外，向岸上招手呢！周杰赶紧举起相机，“咔嚓！”留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9时30分，“舟渔”629最先停靠码头，汤坤铭第一个跳上船，船员们争着和他握手、拥抱，一片声地喊着：“汤经理！”“汤伯伯！”汤坤铭原是舟山渔业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些人都是他的老部下，经过海上长途跋涉，现在终于胜利会师，他乡遇故知，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望着这样的动人场面，周杰愣在了那里，手里拿着相机，也忘了再按动快门。

9时55分，继“舟渔”630、633之后，“舟渔”634也靠上了码头。此时，岸上站了一大片人，都是塞内加尔的当地人，好奇地观望着这新来的四艘渔轮，当他们得知这是中国船时，不禁高喊：“秦那，达崩！秦那，达崩！”他们所说的“秦那”，是法文“中国”的发音，“达崩”的意思是“好”，这自发的欢迎式，表达了当地人民的友好情感。

短暂的团聚之后，四艘船便一分为二：“舟渔”629、630归中塞公司，“舟渔”633、634归中非公司。亲兄弟由此“分家”，各奔前程，似乎还有一些竞争的味道：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起步，同样各有两艘船，且看谁先打开局面？

中非公司的两艘渔船很快投产，渔获物由合资伙伴阿菲加迈公司的加工厂收购，并由该公司负责为渔船补给冰、油、水和生活物资。尽管鱼价很低，但资金能够周转，生产得以正常运行。

中塞公司的情况有所不同。合资伙伴萨尔的“西诺拜什公司”并没有什么加工厂，自然也没有能力收购、加工鱼货，甚至连渔船出海的油和水都无力补给，一毛不拔，只坐等渔翁之利。副董事长汤坤铭无奈，只好自寻门路。他和法语翻译袁晓光走上街头，一家一家去拜访当地渔业公司，问问谁能提供汽油，将来我们打了鱼，再用鱼来顶油钱——采取如此原始的“易货贸易”办法，实属迫不得已。

对方望着两位不速之客问：“你们的鱼货什么品种？有多少？”

无法回答。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外来户，两眼一抹黑，谁知道海里有什么鱼？你们要什么鱼？我们的船还没出海，又怎么知道能打上什么鱼来？还要请你们……不吝赐教哩！

对方微微地笑了。这么诚实得可爱的客户，他们恐怕还是头一回见到，于是带他们去参观工厂。汤坤铭和袁晓光背着照相机进了人家的冷库和车间，把这里的鱼一一拍照，问清名称、价格，以便下海“按图索鱼”。

双方谈好条件，多少鱼换人家多少油，“舟渔”629、630出海了。

汤坤铭返回国内，中塞公司的中方事务由王希楷负责。

塞内加尔北部的圣路易海区，两艘渔船在紧张地作业。这里是塞内加尔的入海口，饵料丰富，为鱼类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第一网放下去，立即装满了鱼，起网时重得拖不动，要卡好几包才能吊上囊网。甲板上，鱼堆得像小山，大部分是蓝圆鰺，也有少量的赤鮸、石斑，活蹦乱跳，银光闪闪，那景象真是喜人！船员们也不挑拣，抡起平锨往舱里铲，下一层鱼，铺一层冰，忙得不亦乐乎。装完舱，继续下网，网网都是大丰收，不到一个星期，大舱就装满了，鸣金收兵，班师凯旋；这一炮打得响，要发财了！渔船泊岸，货卸给加工厂。没有想到，人家却极不满意！为什么？第一，你们捕捞的品种不对路，蓝圆鰺是上层鱼，经济价格极低，虽打得多，也意义不大；第二，冰鲜鱼保鲜质量不够标准。加工厂虽然勉强收下，却把价格压得极低。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两个航次下来，就连这样的价格，人家也不愿意继续合作了。中国人不服气：这是欺生啊，不理他，咱们接着干，打来了鱼还怕没人要？谁出价高就卖给谁，走着瞧！

又是一个航次满载而归，在码头上兴冲冲地招呼渔商们都来看货，可是，他们看了看，摇摇头都走了，不要！冰鲜鱼不能长久存放，眼睁睁看着100来吨鱼脱不了手，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难道让它烂在船上吗？最后还是卖给了那家老主顾，当然价格就听人家了！

中塞公司的中方陷入了困境。他们住在一所没有盖完就出租的房子里，内墙还没有装修，里面空空如也，萨尔仅给他们提供了几张床，其余一无所有。他们用包装箱当饭桌，办公时就拿一块木板，往膝盖上一放，就算是“写字台”了。他们开玩笑说：“没想到出国之后进了‘抗大’！”创业者不怕生活艰苦，最苦恼的是生产受阻，资金拮据。袁晓光身兼会计和出纳二职，却手无分文，几次卖鱼的款，扣除加油、加冰，仍有剩余，全部转给了“西诺拜什”的账号，中方一分钱拿不到，找萨尔要钱，他又不给。这样的“合资”，还合个什么劲儿？中国人火了，辞退了当地船员，两艘船泊在码头，不再出海——要油没油，要冰没冰，要钱没钱，难为“无米之炊”！

这么一来，萨尔急了，到渔业部国务秘书处状告中方“扣压”合资公司的渔船。中方正愁没个讲理的地方，要打“官司”，奉陪到底！

渔业国务秘书亲自出面调停，双方聘请了律师，对簿“公堂”。萨尔出示了“中塞公司”在政府的注册文书，中方律师一眼识破，文书上的注册日期是最近的日子，显然是在打“官司”之前才匆匆补办的，而且上面只有萨尔一个人的签字。既然是“合资”，那么，缺了一方，这份文书就根本不具法律效力，你还打什么“官司”？

萨尔见“官司”打不赢，便不了了之，不知去向。中方辛辛苦苦干了半年，毫无收获！

半年的坎坎坷坷，使中水尝尽了苦头，也汲取了教训。中塞也罢，中非也罢，中方都是中水一家，在这里同时铺开两摊儿，自我竞争，由外国人渔利，这是何苦！吕洪涛主意已定，经张延喜同意，断然撤销中塞，并入中非。一分为二终又合二而一，集中力量打开局面。

中塞撤销之际，正是中水在西非的整个远洋渔业基地处境困难的时期，出师不利，前途渺茫。但即使在那样的困境中，张延喜、吕洪涛仍然决心坚守这块阵地，没有撤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甲板，浮动的国土

1988年3月24日，梁秉法奉命来到西非，出任总公司驻拉斯帕尔马斯办事处副主任。行前，总经理张延喜向他交代：“到那里后，你和老吕各管一摊儿，他常驻拉斯帕尔马斯，主持全局日常工作；你常驻达喀尔，主持拉斯办的修船部、物资部、技术部和非向鱼（非向鱼：向非洲销售鱼货。）的销售。”

梁秉法，威海人，生于1938年，到1988年正好五十整寿。他从1962年在北京第一渔业公司参加工作，历任船员、轮机长、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副经理，是一位已有二十七年工龄的“老水产”，对于渔船的生产和维修都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的到来，使吕洪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

尽管梁秉法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达之后仍然感到惊诧。气候炎热、生活艰难自不必说，最使他为难的是工作条件的恶劣。中国最早派往西非的渔船，大都是“闭门造舟”，不仅渔具、渔法不能适应，而且由于大西洋的水温高、含盐量高，船体和机械腐蚀严重，长满了马牙子，影响转速，事故频繁。由梁秉法主持的所谓“修船部”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一无坞台，二无资金，三无设备。而正因为这“三无”，张延喜和吕洪涛才点将梁秉法，他的使命就是要“无中生有”。正如当年大庆工人王进喜的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达喀尔是西非最大的港口，欧洲、南北美洲、非洲来往船舶的必经之地，修船业自然相当发达，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资金租用人家的坞台。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这是梁秉法的基本策略，也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如果要等条件成熟再干，十年八年也等不来，那就什么也不必干、什么也干不成了。他与当地的“马林”船厂挂钩，凡是船体水线以下部分，必须依靠船厂的，请人家修理；除此以外，甲板上的活儿，充分利用船上的备件和人力，自己组织抢修。一些重大工程，不求一步到位，而采取分期施工，逐项完成，以保证降低成本，不误捕捞，延长船舶寿命。

没有坞台，梁秉法根据长期做轮机长的经验，大胆利用涨潮落潮的规律，有意把船搁浅，抢在涨潮之前，把十几艘船上的技术人员集中在一艘船上，突击抢修。短短的几个小时，潮水上来了，人马立即撤退，等下次退潮再干。每天干一点，真正是“蚂蚁啃骨头”，直到“啃”完为止。这番景象，西方修船专家何曾见过？在他们看来，这些中国渔船已经破烂不堪，根本没有修理的价值，请他们修，他们都不屑一顾，而在中国人手中竟然能够起死回生，整旧如新，简直是奇迹！

一次，“中非”6号船机体破碎，没有备件，停产待修，可是，如此沉重的货物，无法空运，而用集装箱海运则要等半年之久。渔船停产半年，要造成多大的损失？至少也是五六十万美元！梁秉法权衡利弊，决定不等国内备件，自己动手焊接。

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很多人坚决反对：生铁、熟铁怎么能焊到一块儿去？这种试验徒劳无益，弄得不好，船要彻底报废！

梁秉法说：“宁可干废了，也不能等！我们还没干，怎么就能知道它一定会‘废’呢？”

他这个人脾气暴，性子拧，发起火来雷霆万钧，令人望而生畏，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要焊，那就试试吧！

但真正投人试验，梁秉法胆大却又心细，一丝不苟，焊接极其谨慎，第一天只焊了一点儿，便马上停止。

人们不解：你不是急得火烧眉毛嘛，怎么又不干了？

梁秉法说：“按我的主观愿望，恨不能一天就干完，但是，主观愿望还要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得观察观察焊接的效果怎么样？天气、温度、湿度对它有没有影响？要留出一定的时间，让金属的应力自然消除，否则，有可能变形……”

这位没有进过大学的机械专家还有他的理论！

第二天，梁秉法仔细观察焊接的情况，多方面测试，确认没有变形，这才接着焊接。如此焊焊停停，又是“蚂蚁啃骨头”，持续一个多月，焊接完毕，毫无变形，完全符合技术标准。梁秉法仍不放心，又亲自去试航一天一夜，安然无恙，这才交付使用。

事后，国内技术部门到西非做船舶检查，看到他的这件杰作，觉得不可思议，问他：“你是怎么搞的？用了什么特殊的材料？”还把他的焊条带回去化验，其实，焊条只是普通焊条，成功的诀窍在于两点：一是“逼上梁山”，二是“实践出真知”。这两条诀窍，不仅属于梁秉法，而且属于整个西非船队，属于中水，他们的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

1991年，修船部对“远渔”17号进行恢复性修理，整个上层建筑全部更新。为了节省开支，船不到达喀尔，把人马拉到比绍河口，就在船上施工。没有搬运器械和任何设备，全靠人拉肩扛。铆工高金久砸坏了脚，搬个小凳子坐着继续干。气焊工王献词，在气割舷樯时，翻毛皮鞋被烧着了，脚烧伤了，毫不在意，继续干。如此巨大的工程，只用了二十天，全部修理完毕。

1992年，年久失修的“大西洋”号交给他们修理，由王成遗带着四个人干，主机要修，柴油机要换，双层底漏水要解决，甲板以上全部更新。他们不但把活儿干得又快又好，而且还给船上增加了一个舱间，把洗衣间改造成了厕所，船员们回到船上，满意极了。

1993年，“海丰”824的上甲板碰坏了，如果要进修理厂修，得花一大笔钱，梁秉法、王成遗认为花这笔钱不值，带领兄弟们自己修，只用了一天就把甲板换掉，令当地的西班牙人、日本人大吃一惊，直竖大拇指：“中国人，干得漂亮！”

又有一次，“大西洋”号螺旋桨变形，进了拉斯帕尔马斯的“阿拉斯迪干”船厂，二十天也没有结果，说“干不了”。你们干不了，中国人自己干。三个人，两把大锤、一把钢尺，叮叮当当，十分钟，完事儿。

船厂的外国专家都愣了：“你们怎么知道这么敲打出来就合格？”

中国人笑而不答，如果一定要回答，还是那两句话：逼上梁山，实践出真知。

不远万里来到西非创业的中国人，在艰苦卓绝的生产实践中焕发了巨大的聪明才智，显示了自己的技术实力，赢得了国外同行的尊敬。这一点，不仅出乎洋人的意料，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在长期合作中，这些不懂外语的人和外国技术人员一起操作，竟然能够彼此交流，畅通无阻。他们用以交谈的是一种***不类的语言：“维得！维得！”（快！快！）“卢勾卢勾！”（看看）如此等等，在法语和英语里虽然可以找到像“维得”、“卢勾”这样的单词，却没有这种中国式重叠使用的语法，但他们却能够凭借这两下子充分交谈、默契配合。中国人创造的这种独特的“音响符号”，在当地已经被认可，你道怪也不怪？

梁秉法率领十三个人的修船组，每年要修几十艘船，风风雨雨，没日没夜，没有节假日，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甚至没有办公室，没有换衣服的地方，黑夜白天都是一身工作服。在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字：船。船是打鱼人的命，船是他们在大西洋上立脚的根本，船是中水在海外的基地。地球的表面，70%以上是大海，中国船无论漂到哪里，甲板都是自己的国土。为了这片浮动的国土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愿意吃尽天下苦头，献出自己的一切！

1994年3月，中水西非生产基地的冷库发生故障，梁秉法带领大家抢修了三天三夜，冷库修好了，他没顾得上合眼，立即赶到拉斯帕尔马斯去开会，竟昏倒在会场上……

从1988年到1994年，梁秉法已经在西非苦干了七个年头，年近花甲了，还在继续拼命。曾经和他在西非共事多年的王成遗说：“梁经理在修船上是个明白人。”曾经三次赴西非工作的上海水产大学教授季星辉说：“梁经理是一位在生产和技术上都内行的领导，他对事业忠心耿耿，为了中水不顾个人利益！”曾经和他先后在塞内加尔和几内亚两次创业的白光说：“梁经理非常能吃苦，忘我地工作，我年纪轻轻的都跟不上他……”

1994年3月，梁秉法前往印度，负责代表处的重建工作。

1998年9月，梁秉法退休。

2003年5月6日，梁秉法因病逝世。

梁秉法是中水远洋渔业的功臣和创始人之一，驻外期间，他的足迹踏遍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几内亚、印度等国，为多个代表处的建立和发展壮大竭尽全力，他强烈的事业心，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在长期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至今仍为同志们所称道。

今日达喀尔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坐落在濒临大西洋的一个鹅颈状半岛上，半岛的名字叫“绿色之角”。一百年前，达喀尔还只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而如今，它已成为享誉西非的“小巴黎”。

1985年，中水的渔船开进了达喀尔港，建立了驻塞内加尔代表处，成为最早在西非建立的三个基地之一，不仅以合资方式在当地海域进行捕捞生产，而且承担着整个西非船队的船舶维修和物资供应的任务，各兄弟代表处来往拉斯帕尔马斯，达喀尔是重要的中转站，国内代表团、考察组来到西非，达喀尔也是必到之处。

今日的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下属一座加工厂和一家塞内加尔船队公司，拥有生产渔船十二艘，中方工作人员一百人，当地员工近一千人，同时经营鱼品加工、鱼货冷冻、船舶修理、物资供应等多项业务，成为以渔捞和鱼品加工为核心的综合性项目，还承担着邻近各代表处的部分修船和后勤服务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达喀尔是第二个拉斯帕尔马斯，在中水的西非项目中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