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到过非洲的人，往往想当然地以为非洲到处都是沙漠，其实不然。比如几内亚，它的全境大部分地区为山地，沿海为平原，境内河流纵横，西非的三条主要河流——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均发源于此，所以几内亚的富塔贾隆髙原有“西非水塔”之誉；河流多瀑布、激流，水力资源丰富。

几内亚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西侧，西濒大西洋，北部、东部和南部分别与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马里、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接壤，国土面积36125万平方公里，人口110万，首都科纳克里。

几内亚矿产资源丰富，是非洲最大的铝矾土生产国，钻石储量为2500万至3000万克拉；森林面积为1万平方公里，盛产红木、黑檀、花梨等珍贵木材；是著名的“金丝雀香蕉”产地，被称为“香蕉之乡”；此外，还有像“新娘的面纱”瀑布那样驰名的旅游胜地。然而，对于本书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兴趣最浓的是它的渔业。为此，我采访了曾在中水驻几内亚代表处工作过七年的曹恒真。

霍达：小曹同志，你是哪一年到几内亚去的？

曹恒真：1993年4月。我是1988年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毕业的，1993年初调人中水，紧接着就去了几内亚。先干了三年翻译，后来做副代表，2000年5月回国。

霍达：我记得，中水驻几内亚代表处就是在1993年成立的，那么，你是开创者之一了。

曹恒真：我只是去得比较早的工作人员，称不上“开创者”。我这样说，有两层意思：第一，那时候我只是一名翻译，不在领导岗位上；第二，几内亚项目的开创，并不是1993年。说起来比这还要早得多。早在1984年，当时中水还没有成立，农业部就曾经派出中国海洋渔业考察组，赴几内亚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活动，和几内亚渔业总局局长、副局长做了接触，双方一致同意在工业捕鱼方面以合资经营方式建立联合公司，发展渔业合作。但是由于几内亚新政府实行新的开放政策，许多具体规定尚在研究修订，还难以达成具体协议，仅协商签订了一份《会谈纪要》，那可以说是中国远洋渔业涉足几内亚的最早记录。吕总参加了那次考察，他相中了那块地方，虽然几内亚渔场不大，但资源很好，盛产软体鱼和虾，硬体鱼有黄鱼、带鱼、胡子鱼。后来中水成立，远洋渔业船队到达西非，几内亚的位置就更加显得重要——此处是西非水路交通要冲，我们的渔船南北必经之地，如果不建立关系，很不方便。大约在1988年，吕总派了几艘船试捕，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而且当地渔业政策又过于苛刻，经常被以种种理由“罚款”，鱼货上岸也常常“不合格”，搞得入不敷出，处境艰难，不得已而撤了。但吕总并没有真正放弃，几内亚项目上不去，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

1992年，我们在塞内加尔的十几艘船要修理，如果到佛得角去修，路程太远，一个往返差不多要两周时间。当时，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的代表是汤坤铭，他听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港有海上浮动的船坞，就通过外轮代理公司找塞内加尔驻几内亚的大使，又通过大使找到了几内亚的海军参谋长，跟他说，中水想在他们那儿修船，实际是借用他们的海上浮船坞，我们自己修，他们只需刷一道白漆而已。我们付出一笔费用，每艘船大约5000至6000美元。他们答应了，修船的事情很快就办妥了，二十个小时解决问题。

由此，又勾起了吕总的那块心病，下决心再次进入几内亚，干脆就请那位海军参谋长做代理，为我们物色合作对象。派梁秉法和白光、季星辉去谈判，对方姓邦古拉，是总统的本家、亲信。他有个表弟是水产总局局长，也姓邦古拉。

由他们的舅舅，已退休的卡巴先生出面注册公司，再加上一个摩洛哥人阿普杜，一共五个人，就在阿普杜家挂牌儿’叫“邦几纳渔业公司”，通过代理公司买捕鱼船。1993年1月，我们进了八艘船：“闽渔”701、702；“之江”1、2、3、4号；“中水”9203、9204每艘船的捕鱼证，加上聘用当地观察员，共10万美元。

1993年下半年，“烟渔”629、630、631、632这四艘船也进了几内亚。他们于5月5日从湛江出发，7月到几内亚。

中水驻几内亚代表处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92年年底，首任代表梁秉法，副代表兼海上生产总指挥谭道聚。实际上，梁秉法是1993年4月到任，谭道聚7月到任。

我是1993年4月28日和老梁一起到几内亚的。

霍达：初来乍到，感受如何？

曹恒真：那天，白光和季老师到机场去接我们。一下飞机，滚滚热浪扑面而来，又热又燥，让人受不了。几内亚沿海为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年平均气温在24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5月至10月为雨季，降水量丰沛。刚刚下过雨，马路上都是黄泥汤。以前也听说过非洲贫穷落后，气候恶劣，生活艰苦，但没想到竟然能穷到这个地步，连一个国家的首都都是这个样子，那它的“乡下”就更无法想象了。我当时难受得想哭，想买张机票，回去算了！

霍达：但是你没回来，咬着牙挺住了，在那儿坚持了下来。

曹恒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不可能去改变环境，只能努力去适应环境。我在学校时就入了党，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遇到困难就退缩嘛。4月底刚到，5月底我就病了。

霍达：什么病？

曹恒真：疟疾。几内亚四季如夏，蚊子又多又大，还传播多种疾病，最常见的就是疟疾，得了病高烧不退，浑身发冷，难受极了。修船组的一位司机送我到咱们国家的援几医疗队去看病，打了几针，慢慢也就好了。这是黑非洲和几内亚给我的见面礼。当时的心情坏透了，离家万里，满目凄凉。但是走也走不了，只好坚持下来。先去的同志告诉我，到这儿总得病一场，就像一棵树苗儿，刚刚移栽到新地方，不能适应那儿的水土，要蔫一阵子。落了叶，再长出新叶，就生根成活了。

霍达：那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曹恒真：跟国内当然是没法儿比。蔬菜就是土豆、葱头、胡萝卜这几样，叶子菜很少吃到。到了后期，有了大白菜、黄瓜，是我们的援几专家教他们种的。但是和国内的味道不一样，可能和水土有关系，吃什么都不香，只能填饱肚子。

那里没有文化生活，十分闭塞，直到1994年以后才有卫星电视，可以收看法国的新闻，不然，简直与世隔绝了。

霍达：那时候，你结婚了吗？

曹恒真：没有。我是1995年回国休假的时候和祝华认识的，结婚是一年之后的事儿。她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英语翻译。恋爱期间，我每个星期给她寄一封情书。当地邮局有我们代表处的一个信箱，每天开信箱都是我去，等信的那种心情，真是迫切呀！船员们的信也由代表处设法带到海上，“家书抵万金”，可以说是他们惟一的精神食粮了。

霍达：你跟着渔船出海吗？

曹恒真：我是法语翻译，工作岗位是在代表处，是领导的“嘴”，凡是外交方面的事儿，都少不了我。如果在海上发生了渔业纠纷，比如我们的渔船被抓，我就得去处理，领导交代的原则是，尽量不回港，争取在海上解决，以免耽误生产。

199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早上7点钟打开单边带，就听海上说，船遇到了麻烦。当兵的是从北方一个港口来的，要把我们的人和船带到北方去。要是到了那儿，我们人生地不熟，怎么办？老梁听完，叫上我，拔腿就走，去了海军参谋长家。这位参谋长是我们进人几内亚的牵线人，“出外靠朋友”嘛，我们有了难处，首先想到的是找他。参谋长说，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了解一下情况，一会儿去办。我们只好回去等他的消息。

下午，我们得到通知，随着他们的一位海军上尉，坐小炮艇出发，炮艇的油费需要我们出，还得给炮艇的船员买吃的。我们国内的同志，可能对这样的细节不能理解，一个国家堂堂的海军，怎么连这点儿油费都出不起？给船员买点儿吃的又值几个小钱儿？还要向外国人开口，也真好意思！这就是人家的洲情、国情，在非洲，这样滑稽的事儿多了。我们买了些吃的带上，3点多钟，坐上他们的炮艇，出发了。那是我第一次上船，他们的炮艇又开得很快，我晕船晕得厉害。炮艇跑到半夜，才到了我们的船被扣的地方。那里在禁渔区之外，我们的船没有违反任何法规。但是在人家的地盘儿上，有理也无处讲，还得赔着笑脸，递上香烟，稳住局面。带我们去的那位上尉告诉他们：参谋长有令，不要把中国渔船带回北方港，先回科纳克里港。参谋长的话，他们不敢不听，扣了我们的海图，说回去再谈。

第二天晚上，我们回到科纳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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