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姜作义认识很多年了，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个一团和气的人，没见过他装腔作势地玩儿假深沉，也没见过他暴跳如雷地教训下级，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笑容。他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在中水的许多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但他却从未居于中心位置，好像永远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配角”。但是，他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这不仅因为他分管着公司的很多重要工作，而且因为他的为人、他的独特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使得他周围的人，无论上级、下级还是平级的同僚，都觉得离不了他。

善于化解矛盾，是一门学问

姜作义于1953年生于北京，十三岁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好端端的读书年华耽误了。十六岁那年，伟大领袖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他就下乡插队了。但他并没有就此在农村扎下根来，而是随着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与时俱进”，十七岁进了工厂，十八岁人伍当兵。在那个时代，他的命运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他又从部队进了长沙铁道兵指挥学院，1982年毕业，1983年转业到农业部办公厅，那一年他刚好“三十而立”。1984年，他被提升为处长，1987年到《农牧渔业报》和《乡镇企业报》工作，任办公室主任、社长助理。后来《农牧渔业报》停办，只剩下一份《乡镇企业报》了，姜作义就想换换地方，那个年龄可以说是“事业心”最强的时候，他不想轻轻松松地打发日子，而渴望挑更重的担子，做更多的工作。

当时，白志健正在中水总公司当副总，姜作义就对白志健说：“我是学工程机械的，想到部里的质量标准司工作，您能不能跟张部长说说？”

他说的张部长，就是曾经担任中水首任总经理、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张延喜。白志健很快就回了话，不过不是让他进农业部质量标准司，而是进中水，因为中水总公司正在扩展，筹备成立中水集团。

1991年4月初，姜作义到了中水直属企业部，以正处的级别坐副经理的位子。不久，中水办公室主任钱静杰调任华农公司经理，姜作义接过了她这一摊儿，做了办公室主任。1994年，钱静杰离开华农到总公司当副总，他去了华农，挂总公司副总的头衔，兼任华农的总经理。1995年，他回到总公司，任中水集团副总经理。1996年，原远洋二部发展为相对独立的中水远洋渔业有限责任公司，姜作义任副总经理，考虑到“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他主动提出，不再挂集团副总的头衔，集中精力把远洋渔业公司的工作做好。

作为中水“过来人”的张延喜，曾经精辟地指出：“对于远洋渔业来说，国外部分和国内部分是前方和后方的关系，后方要为前方服务。”中水远洋渔业成功的经验千条万条，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国内国外配合得好，张延喜和吕洪涛配合得好。张延喜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不擅权，不专横独断，把决策权交给国外，交给吕洪涛，因为老吕在前方，在第一线，“仗”该怎么“打”，他最清楚，最了解情况，因而最有发言权。张延喜不是毫无主见地听任大权旁落，而是充分信任老吕，放手让老吕去干，“有什么困难，我解决！”在人员、设备、物资供应等等方面，为前方解除后顾之忧，把被动服务转化成主动服务。

姜作义一直牢记着张延喜的经验之谈。“上有张部长，远有老吕，我主持工作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协调前方和后方、国外和国内以及方方面面的关系，”他说，“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协调。”

姜作义不是学水产出身，在打鱼这个行当算是“外行”。如今，干部专业化已经成为潮流，在许多工作领域里，领头挂帅的都是业务骨干，拥有本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文凭，“外行领导内行”越来越少见了。但令人称奇的是，姜作义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中的诀窍，不是扒光了膀子跟着渔船出海去打鱼，而是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协调”为己任。

姜作义曾说过一番惊人之语：“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宋江”。

佩服周恩来，这很容易理解，周恩来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人民的生存和幸福，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在他逝世后，人民群众不顾“四人帮”的禁令和淫威，发起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史称“四五运动”。在他逝世后，联合国总部曾下半旗志哀。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伟人、完人。也许在普通百姓的心中，未见得都能记住周恩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惊天动地的每一件大事，人们怀念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他为国操劳、日理万机、事必躬亲；他谦逊和蔼、礼贤下士，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如沐春风；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解难以化解的矛盾，即便在“文革”的十年内乱之中，仍勉力为之，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

而“佩服宋江”又该怎么说呢？虽然严格地说，宋江其人也可以在北宋史料中査到某些记载，但极其简略，人们之所以熟悉他，却是因为读了《水浒传》，而其中的宋江已是一个基本上虚构的艺术形象，根本不能视为真人真事了。

姜作义佩服的就是《水浒传》里的宋江。宋江本是郓城县衙里的一名小吏，五短身材，相貌平平，十八般武艺样样拿不起来，什么本事也没有。可是，对于他，天下英雄却没有一个不景仰，梁山好汉没有一个不佩服，被誉为“及时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知人善任，把各路英雄豪杰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如此说来，宋江倒也真不是个平常之辈了。

由此，我想起汉高祖刘邦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应该说，宋江网罗天下豪杰的本事，是从汉高祖刘邦那儿学来的，如果姜作义读过《史记·高祖本纪》，那他一定也佩服刘邦了。

姜作义深谙“协调”之道。

比如，他所主管的销售工作，就常常需要协调。国外把辛辛苦苦打来的鱼，运到国内来卖，但并不是什么鱼都可以卖掉，如果供销不对路，就容易造成滞销、积压，国内的同志感到为难，国外的同志又觉得委屈。这时候，姜作义就像个“婆婆”，两头儿说好话，对国内的同志说，国外打鱼多么的不容易，咱得想办法把他们的劳动成果销出去。对国外的同志，又要耐心解释，现在国内的市场已经不比从前了，十几二十年前，中国老百姓吃鱼难，市场上无论出现什么鱼，马上排大队，能有鱼吃就不错了；现在呢，今非昔比，国内市场的情况可以套用一句50年代形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话：“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因此，老百姓吃鱼就要挑挑拣拣了，人家要什么，咱就给什么，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么一来，就把前方、后方的思路理顺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再比如分房子问题，也是普天下最难的事，哪个单位不曾因为分房子闹得沸沸扬扬？打破人头的、写信上告的、寻死上吊的，都不乏其人。领导干部最怕的也是这个差事。姜作义分管办公室，他自然脱不了干系。1998年，“房改”之前中水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姜作义和钱静杰共同主持这件事。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如今斗转星移，政策改变，改为市场经济了，让老百姓自己掏钱买房子。可是，在当代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工人还是干部，过去几十年都是低工资、低收人，想买房，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因此，分房这件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大事就特别受到关注，况且这是最后一次，“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一时间，公司里多少双眼睛都“聚焦”于姜作义和钱静杰两人身上。

然而，他们却从容应对，并不惊慌。

他们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根本不采用其他单位惯用的办法，不成立“分房领导小组”，也不给员工“打分”，两个人一商量，定下一套原则：把本来同等待遇的正、副处级分开来解决，正处级一律搬进新买的房子，三室两厅两卫；腾出来的“二手房”给副处级，三间或者三加一，这样一来，就宽松得多了。国内的同志和在西非工作的同志，在同等条件下，在西非工作的同志优先。这是因为考虑到，以前按工龄分房，大学毕业生的工龄短，一些后调来的干部，论起工龄倒比你长，你比不过人家。所以，这次分房的政策有意向在西非从事远洋渔业的这批大学毕业生倾斜，“论功行赏”也足以服众，让人无话可说。这个标准出来之后，办公室内和各科室协商，谁有意见，由各科室内部消化，遇有特别的情况，科室“消化”不了，由老姜和老钱出面谈谈话，就解决问题。在分房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两位主持分房的领导走后门、送礼、托人说情，这在别的单位是不可思议的。

又比如，1997年中水和香港五丰行股份转让合作，进行到将近尾声时，却有一件事迟迟定不下：当时双方商定，共设立董事九名，按股份比例分配，五丰行五名，中水四名，可是中水却有五个人选，无论去掉哪个都不合适，这让吕洪涛很犯难，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老吕问姜作义：“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姜作义说：“好办！两边儿各加一个名额，变成五丰行六名，中水五名，一共十一名董事，仍然是单数，不就解决了吗？”

老吕一愣，笑了：“好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出这个招儿来？”

老吕又去问张延喜，张延喜说：“我看可以嘛！”

再征求五丰行的意见，人家也没有异议。于是，一个横竖都“摆不平”的难题，就这么迎刃而解。

姜作义聪明啊！难怪人们说，善于化解矛盾，是姜作义得心应手的一门学问。然而，他更大的聪明还不在此，而在于有自知之明，从不觊觎更大的权力，“我不是当第一把手的料，从小就表现出对事物的敏感性，分析能力强，但决断能力弱。”他自己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毕竟不是学水产这一行的，而且外语不行。1995年随李岚清出访塞内加尔、马里、喀麦隆、科特迪瓦，代表团其他八名成员都是经贸部所属企业的老总，和外国人谈判，一律用熟练的外语，只有我一个人需要配备翻译，那个滋味儿很难受啊！”

从2003年起，中水集团总经理刘身利不再兼任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那么，原来的三位副总经理姜作义、钱静杰、吴湘峰，由谁来牵这个头？按照人们已经习惯的思维定势，这回该轮到姜作义了，因为在三个人当中，他排在最前面。但是，姜作义却坚决不牵这个头，钱静杰也和他保持一致，共同力荐由吴湘峰出任总经理，理由是：第一，吴湘峰1955年出生，在三个人当中是最年轻的；第二，吴湘峰毕业于湛江水产学院捕捞专业，是科班出身；第三，吴湘峰长期在远洋渔业第一线工作，熟悉西非情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建议最终成为现实，2003年3月，中水集团任命吴湘峰为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刘尚义、姜作义、钱静杰、刘湛清为副总经理。自古以来，中国人把“让贤”作为美谈，但说到容易做到难，姜作义和钱静杰真正做到了。近年来，在报刊上常看到某些人跑官、要官、花钱买官的劣迹，两相比较，其精神境界岂止天壤之别！

心太软，是因为经历过太多的苦难

姜作义毫不隐讳地评价自己：“耳朵根子太软，心太软，对别人狠不起来。”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也曾经身处逆境，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他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关怀和帮助——哪怕是一声轻轻的问候，也会给绝望的人燃起希望，甚至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0年，二十七岁的姜作义和小他一岁的小徐结为伉俪。小徐是他姐姐的学生，认识之后，两人便鱼雁往还，最终成了一家人。当时，姜作义还在长沙铁道兵指挥学院读书，小徐已经于1978年从成都军区通信兵总站转业。这是个很要强的女孩子，十五岁就人了党，已经是“老”党员了。但是，结婚之后，她便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丈夫有一张大学文凭，而她没有。她暗暗发誓：一定要赶上去！1981年，女儿出生了，她却执意参加成人高考。姜作义说：“你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挤时间读书，实在太辛苦了。你不必那么赶，要量力而行啊！”她不听劝阻，非要拿到那张大学毕业文凭不可，终于在1985年实现了这一梦寐以求的理想。

1987年的一个深夜，姜作义突然被一阵震动惊醒，朦胧中还以为发生了地震。打幵灯一看，原来是小徐在剧烈地抽搐！

姜作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被吓坏了：“你这是怎么了？”

小徐无法回答，她自己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一个要强的女人，处处表现出顽强的自制能力，她极力忍耐、忍耐，等到抽搐渐渐减弱，以至恢复平静，又和正常人一样，毫无病态了。

“我没事儿，你别害怕，别着急。”小徐极力作出一丝笑容，以此来安慰丈夫。

第一次发病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那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家庭从此开始了噩运。

不久，他们利用女儿的假期去烟台旅游，这期间，小徐又一次抽搐发作，姜作义意识到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回来之后赶紧去医院，检查结果令人震惊：脑左颚叶胶质瘤！那一年，是他们结婚后第七个年头，女儿也刚上小学一年级，三口之家的生活刚刚开始，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谁能想到小徐竟然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意味着家破人亡！刹那间，七彩美梦被无情地打破了！医生说，恶性肿瘤就像烂苹果，如果不及时把烂了的部分挖掉，就会越烂越大，最后整个苹果都完了。但是，左颚叶胶质瘤如果做切除手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失语、偏瘫都难以避免，而且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就如此了。

这给了姜作义当头一棒。他本来巴不得立即给小徐做手术，但一想到手术后她将成为既不能说话也不能行动的人，又望而生畏，只觉得心里发冷，冷透了脊背。不，绝不能让小徐倒下，她才三十三岁，人生旅途还长着呢。她有理想，有抱负，执著地要闪耀出生命之光；她是妻子，是母亲，她要尽一个贤妻良母的责任；她是父母的独养女儿，如今年迈的父母还在，正需要她的照顾和奉养。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兑现，她怎么能像一个植物人似的躺下呢？

本来，姜作义在四处托人，找关系，天坛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解放军301、302医院都去了，想方设法，争取尽快手术，现在，却又反其道而行之，哀求医生，能不能想想办法，既不手术，又能控制住病情，不让肿瘤发展？可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医生说，可以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先观察观察，但不能一劳永逸，一旦出现症状，必须马上手术！

看来也只好接受这个让人惴惴不安的方案了。医生开了抗癫痫的药，吃了一段时间，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仍然不时发作。姜作义知道，这只不过是拖延而已，尽最大的努力把手术的时间推迟，那么，手术后的风险也就随之推迟了，至于推迟到哪一天，谁也不知道，总之，晚一天手术，小徐就多过一天正常人的日子——尽管有时还要犯病，但毕竟没有躺倒在病床上、瘫坐在轮椅里，她还要操持这个家啊！那时候女儿还小，上学、放学经常无人接送，马路上车多、人多，那么乱，曾经好几次被人家撞了，牙也撞掉了，头也磕破了，做父亲的心疼啊！当时他还在报社上班，一到孩子放学的钟点儿就惶惶不安，只要一打电话，家里说没人接孩子，他就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儿，赶紧往回跑！

1991年，姜作义进人中水。

1992年年初的一天，姜作义下班回来，小徐正双手抱着脑袋，说头疼得厉害。姜作义明白，他们极力逃避、拖延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回恐怕拖不过去了。

于是，赶紧送天坛医院，准备手术。直到开颅之前，医生向小徐询问她的家族病史，她才吐露了一个刻意保守已久的秘密：她并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而是自幼由他们抱养的养女，她的亲生父母在上海。解放初期，养父作为建筑行业的技术权威，奉命由上海迁京，带着她离开了出生之地，也就永远离开了生身父母，她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家族病史啊！听到这番话，姜作义止不住热泪涌流，啊，苦命的小徐，你的心里藏着这么大的苦！如果你不说，我绝不会知道，谁也不会知道，因为你和父母相处得这么好，你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你的健康和幸福是他们生命的保证。真不敢设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你，那一对年迈的老人怎么还能活下去！小徐，你要挺住，无论如何要挺住。挺过手术这一关，你得救了，你的父母也就得救了，咱们全家人都得救了！要相信这一点，小徐，好人必定有好报！

手术很顺利。但是，正如医生早就有言在先的，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根除肿瘤，一劳永逸。因为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不可能彻底切除，而且不排除以后还会扩散。但无论如何，小徐从手术台上又捡回了一条命，她既没有偏瘫，也没有失语。这已经是万幸，而且，为这次手术而提心吊胆的父母、丈夫和女儿，也总算舒了一口气。

手术后的治疗和保养仍然十分艰难而繁琐，需要病人家属精心护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指望年迈的老人，岳母脾机能亢进兼乳腺癌，岳父糖尿病、血压高，还能指望他们再伺候病中的小徐吗？孩子还小，而且功课繁重，姜作义心疼女儿，又怎么忍心让她来照顾妈妈？记得女儿中考那天，突然听见一声惊叫：“爸爸！妈妈又摔倒了！”姜作义赶快从房间里跑出去，一看，小徐躺倒在客厅里，摔得头破血流。他搀起妻子，一边给她清理血迹，一边急切地对女儿说：“我来照顾妈妈，你别管了，赶快上学去吧，今天不是中考吗？”做父亲的再忙，也牵挂着女儿的一切，心里牢记着她的日程表。她要是生在别的家庭，正当这花蕾般的年龄，还不知被妈妈娇惯成什么样儿呢。可是，他的女儿不能跟人家比，由于小徐的病，使女儿得不到正常的母爱，是在苦水中一天天泡大的，当爸爸的已经欠女儿太多了，绝不能让她再耽误学业！女儿抹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家门。爸爸的心碎了。

家里的一切负担都压在姜作义一个人的肩上，但他又不是一名普通员工，而是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家里再难，也仍然要坚守岗位，主持工作。“那时候，我没有一天开心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是高兴。无论在什么场合，参加什么活动，人家兴高采烈、觥筹交错，我心里仍然惦记着家里的病人，再丰盛的宴会也变得索然无味了。”他这番话，准确地重现了当年的心态。

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姜作义也仍然是该出差就出差，甚至远走西非。公司每年将价值上亿元的物资、两千多号人送出去，几万吨鱼货运进来，还要开发国内市场，仅1995年一年之内就新造了二十艘船，这些，在他的主持之下都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1997年，小徐的病又犯了。姜作义赶紧把她送进北京军区总医院，怀着恐惧也怀着希望，等待那个急于知道又害怕知道的结果。

脑颅打开之后，里面长满了癌组织，手术已经无法下刀；也没有必要了，纵使华佗再世也断无回天之力。医生只给她清理了积水，就把打开的脑颅重新缝合。这意味着治疗到此为止，至于病人还能活多久，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小徐的病情牵动着她父母的心，小徐住院、出院，两位老人也先后住院、出院。一个家庭之中同时有三个危重病人，姜作义实在无力再支撑，只好把他们送进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雇用两名保姆分别照顾他们。此时的小徐已经丧失意识，形同植物人了。

2000年9月30日，小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此时，女儿正远在澳大利亚留学，中学读完，该考大学了。姜作义狠了狠心，没有把噩耗告诉她，怕影响她的学业。他知道，这样做是很残酷的，将来孩子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难过，甚至会怨恨他，但他还是决定暂时瞒着她，等以后吧，等到她年龄大一些，承受能力也强一些，那时候再告诉她。他也没有告诉小徐的父母。老来丧女，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的最大不幸，两位命若游丝的老人还经得起这致命的打击吗？姜作义把苦水咽到肚子里，谁也不说了，天大的痛苦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实际上，两位老人也已经气息奄奄，难以再维持了，一个月后’岳母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岳父也随之而去，他们都追赶着女儿去了。三个月，接连送走了三个亲人，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表达姜作义心中的痛苦？

润物细无声

从1987年到2000年，前后十三年，姜作义都是在分分秒秒的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一个男子汉的肩膀能支撑起多大的重量？凡是知道他的家事的人，无不同情他的不幸，也无不钦佩他的坚强。而他自己，念念不忘的却是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小徐两次住院手术，公司都派人轮流值班，钱静杰、张建英、刘连军到医院看望，公司的司机也来回奔忙，大家都尽力而为，替老姜解难分忧。那时，公司里主持工作的副总就是他和钱静杰两个人，当老姜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钱静杰就默默地把工作都承担起来，使公司这部庞大的机器正常运转。

“中水大家庭给予我的温暖，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时至今日，姜作义仍然满怀深情地说。

谚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姜作义知恩图报，不是报答哪一个人，而是把这种感激之情升华为广博的爱心，施于他人，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对同事、下属，他总是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先想到人家的难处，真心实意地去帮助人家，悄悄地解决了，却并不四处张扬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我曾听说，赤杰在塞内加尔工作的时候，孩子也跟着出国，在那儿上学，后来又随着父母回国，做父母的当然希望孩子能进所好学校，这件事，就是姜作义出面给办成的，进了东城区的一所重点中学。读者诸君千万不要小看，如今孩子上学比大人找工作还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门槛高不可攀，你即使出得了大笔的“赞助费”也未必能进得了校门，连“大人物”批条子也不顶用。但是，老姜竟然给他把事情办成了，真正是神通广大。当我向他问起时，他只淡淡一笑：“咳，这算不了什么，又没花钱，连顿饭也没请人家。在国外工作的同志不容易，不能耽误人家的孩子！”

“不能耽误人家的孩子！”只有身为慈父才能说出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当年，老姜在千辛万苦之中，惟恐误了女儿的前程，如今女儿长大了，他本人也已经走出了苦难的阴影，重新建立了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他没有忘记曾经经历的艰难，并且真心地希望人们不要再重复他的苦难，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和睦、美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