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细雨无声

作者: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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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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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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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8184字

和姜作义认识很多年了,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个一团和气的人,没见过他装腔作势地玩儿假深沉,也没见过他暴跳如雷地教训下级,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笑容。他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在中水的许多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但他却从未居于中心位置,好像永远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配角”。但是,他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这不仅因为他分管着公司的很多重要工作,而且因为他的为人、他的独特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使得他周围的人,无论上级、下级还是平级的同僚,都觉得离不了他。


善于化解矛盾,是一门学问


姜作义于1953年生于北京,十三岁就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好端端的读书年华耽误了。十六岁那年,伟大领袖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他就下乡插队了。但他并没有就此在农村扎下根来,而是随着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与时俱进”,十七岁进了工厂,十八岁人伍当兵。在那个时代,他的命运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他又从部队进了长沙铁道兵指挥学院,1982年毕业,1983年转业到农业部办公厅,那一年他刚好“三十而立”。1984年,他被提升为处长,1987年到《农牧渔业报》和《乡镇企业报》工作,任办公室主任、社长助理。后来《农牧渔业报》停办,只剩下一份《乡镇企业报》了,姜作义就想换换地方,那个年龄可以说是“事业心”最强的时候,他不想轻轻松松地打发日子,而渴望挑更重的担子,做更多的工作。


当时,白志健正在中水总公司当副总,姜作义就对白志健说:“我是学工程机械的,想到部里的质量标准司工作,您能不能跟张部长说说?”


他说的张部长,就是曾经担任中水首任总经理、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张延喜。白志健很快就回了话,不过不是让他进农业部质量标准司,而是进中水,因为中水总公司正在扩展,筹备成立中水集团。


1991年4月初,姜作义到了中水直属企业部,以正处的级别坐副经理的位子。不久,中水办公室主任钱静杰调任华农公司经理,姜作义接过了她这一摊儿,做了办公室主任。1994年,钱静杰离开华农到总公司当副总,他去了华农,挂总公司副总的头衔,兼任华农的总经理。1995年,他回到总公司,任中水集团副总经理。1996年,原远洋二部发展为相对独立的中水远洋渔业有限责任公司,姜作义任副总经理,考虑到“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他主动提出,不再挂集团副总的头衔,集中精力把远洋渔业公司的工作做好。


作为中水“过来人”的张延喜,曾经精辟地指出:“对于远洋渔业来说,国外部分和国内部分是前方和后方的关系,后方要为前方服务。”中水远洋渔业成功的经验千条万条,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国内国外配合得好,张延喜和吕洪涛配合得好。张延喜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不擅权,不专横独断,把决策权交给国外,交给吕洪涛,因为老吕在前方,在第一线,“仗”该怎么“打”,他最清楚,最了解情况,因而最有发言权。张延喜不是毫无主见地听任大权旁落,而是充分信任老吕,放手让老吕去干,“有什么困难,我解决!”在人员、设备、物资供应等等方面,为前方解除后顾之忧,把被动服务转化成主动服务。


姜作义一直牢记着张延喜的经验之谈。“上有张部长,远有老吕,我主持工作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协调前方和后方、国外和国内以及方方面面的关系,”他说,“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协调。”


姜作义不是学水产出身,在打鱼这个行当算是“外行”。如今,干部专业化已经成为潮流,在许多工作领域里,领头挂帅的都是业务骨干,拥有本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文凭,“外行领导内行”越来越少见了。但令人称奇的是,姜作义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中的诀窍,不是扒光了膀子跟着渔船出海去打鱼,而是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协调”为己任。


姜作义曾说过一番惊人之语:“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宋江”。


佩服周恩来,这很容易理解,周恩来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人民的生存和幸福,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在他逝世后,人民群众不顾“四人帮”的禁令和淫威,发起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史称“四五运动”。在他逝世后,联合国总部曾下半旗志哀。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伟人、完人。也许在普通百姓的心中,未见得都能记住周恩来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惊天动地的每一件大事,人们怀念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他为国操劳、日理万机、事必躬亲;他谦逊和蔼、礼贤下士,使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如沐春风;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解难以化解的矛盾,即便在“文革”的十年内乱之中,仍勉力为之,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


而“佩服宋江”又该怎么说呢?虽然严格地说,宋江其人也可以在北宋史料中査到某些记载,但极其简略,人们之所以熟悉他,却是因为读了《水浒传》,而其中的宋江已是一个基本上虚构的艺术形象,根本不能视为真人真事了。


姜作义佩服的就是《水浒传》里的宋江。宋江本是郓城县衙里的一名小吏,五短身材,相貌平平,十八般武艺样样拿不起来,什么本事也没有。可是,对于他,天下英雄却没有一个不景仰,梁山好汉没有一个不佩服,被誉为“及时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知人善任,把各路英雄豪杰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如此说来,宋江倒也真不是个平常之辈了。


由此,我想起汉高祖刘邦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应该说,宋江网罗天下豪杰的本事,是从汉高祖刘邦那儿学来的,如果姜作义读过《史记·高祖本纪》,那他一定也佩服刘邦了。


姜作义深谙“协调”之道。


比如,他所主管的销售工作,就常常需要协调。国外把辛辛苦苦打来的鱼,运到国内来卖,但并不是什么鱼都可以卖掉,如果供销不对路,就容易造成滞销、积压,国内的同志感到为难,国外的同志又觉得委屈。这时候,姜作义就像个“婆婆”,两头儿说好话,对国内的同志说,国外打鱼多么的不容易,咱得想办法把他们的劳动成果销出去。对国外的同志,又要耐心解释,现在国内的市场已经不比从前了,十几二十年前,中国老百姓吃鱼难,市场上无论出现什么鱼,马上排大队,能有鱼吃就不错了;现在呢,今非昔比,国内市场的情况可以套用一句50年代形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话:“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因此,老百姓吃鱼就要挑挑拣拣了,人家要什么,咱就给什么,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么一来,就把前方、后方的思路理顺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再比如分房子问题,也是普天下最难的事,哪个单位不曾因为分房子闹得沸沸扬扬?打破人头的、写信上告的、寻死上吊的,都不乏其人。领导干部最怕的也是这个差事。姜作义分管办公室,他自然脱不了干系。1998年,“房改”之前中水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姜作义和钱静杰共同主持这件事。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如今斗转星移,政策改变,改为市场经济了,让老百姓自己掏钱买房子。可是,在当代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工人还是干部,过去几十年都是低工资、低收人,想买房,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因此,分房这件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大事就特别受到关注,况且这是最后一次,“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一时间,公司里多少双眼睛都“聚焦”于姜作义和钱静杰两人身上。


然而,他们却从容应对,并不惊慌。


他们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根本不采用其他单位惯用的办法,不成立“分房领导小组”,也不给员工“打分”,两个人一商量,定下一套原则:把本来同等待遇的正、副处级分开来解决,正处级一律搬进新买的房子,三室两厅两卫;腾出来的“二手房”给副处级,三间或者三加一,这样一来,就宽松得多了。国内的同志和在西非工作的同志,在同等条件下,在西非工作的同志优先。这是因为考虑到,以前按工龄分房,大学毕业生的工龄短,一些后调来的干部,论起工龄倒比你长,你比不过人家。所以,这次分房的政策有意向在西非从事远洋渔业的这批大学毕业生倾斜,“论功行赏”也足以服众,让人无话可说。这个标准出来之后,办公室内和各科室协商,谁有意见,由各科室内部消化,遇有特别的情况,科室“消化”不了,由老姜和老钱出面谈谈话,就解决问题。在分房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两位主持分房的领导走后门、送礼、托人说情,这在别的单位是不可思议的。


又比如,1997年中水和香港五丰行股份转让合作,进行到将近尾声时,却有一件事迟迟定不下:当时双方商定,共设立董事九名,按股份比例分配,五丰行五名,中水四名,可是中水却有五个人选,无论去掉哪个都不合适,这让吕洪涛很犯难,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老吕问姜作义:“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姜作义说:“好办!两边儿各加一个名额,变成五丰行六名,中水五名,一共十一名董事,仍然是单数,不就解决了吗?”


老吕一愣,笑了:“好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出这个招儿来?”


老吕又去问张延喜,张延喜说:“我看可以嘛!”


再征求五丰行的意见,人家也没有异议。于是,一个横竖都“摆不平”的难题,就这么迎刃而解。


姜作义聪明啊!难怪人们说,善于化解矛盾,是姜作义得心应手的一门学问。然而,他更大的聪明还不在此,而在于有自知之明,从不觊觎更大的权力,“我不是当第一把手的料,从小就表现出对事物的敏感性,分析能力强,但决断能力弱。”他自己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毕竟不是学水产这一行的,而且外语不行。1995年随李岚清出访塞内加尔、马里、喀麦隆、科特迪瓦,代表团其他八名成员都是经贸部所属企业的老总,和外国人谈判,一律用熟练的外语,只有我一个人需要配备翻译,那个滋味儿很难受啊!”


从2003年起,中水集团总经理刘身利不再兼任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那么,原来的三位副总经理姜作义、钱静杰、吴湘峰,由谁来牵这个头?按照人们已经习惯的思维定势,这回该轮到姜作义了,因为在三个人当中,他排在最前面。但是,姜作义却坚决不牵这个头,钱静杰也和他保持一致,共同力荐由吴湘峰出任总经理,理由是:第一,吴湘峰1955年出生,在三个人当中是最年轻的;第二,吴湘峰毕业于湛江水产学院捕捞专业,是科班出身;第三,吴湘峰长期在远洋渔业第一线工作,熟悉西非情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建议最终成为现实,2003年3月,中水集团任命吴湘峰为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刘尚义、姜作义、钱静杰、刘湛清为副总经理。自古以来,中国人把“让贤”作为美谈,但说到容易做到难,姜作义和钱静杰真正做到了。近年来,在报刊上常看到某些人跑官、要官、花钱买官的劣迹,两相比较,其精神境界岂止天壤之别!


心太软,是因为经历过太多的苦难


姜作义毫不隐讳地评价自己:“耳朵根子太软,心太软,对别人狠不起来。”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也曾经身处逆境,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他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关怀和帮助——哪怕是一声轻轻的问候,也会给绝望的人燃起希望,甚至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0年,二十七岁的姜作义和小他一岁的小徐结为伉俪。小徐是他姐姐的学生,认识之后,两人便鱼雁往还,最终成了一家人。当时,姜作义还在长沙铁道兵指挥学院读书,小徐已经于1978年从成都军区通信兵总站转业。这是个很要强的女孩子,十五岁就人了党,已经是“老”党员了。但是,结婚之后,她便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丈夫有一张大学文凭,而她没有。她暗暗发誓:一定要赶上去!1981年,女儿出生了,她却执意参加成人高考。姜作义说:“你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挤时间读书,实在太辛苦了。你不必那么赶,要量力而行啊!”她不听劝阻,非要拿到那张大学毕业文凭不可,终于在1985年实现了这一梦寐以求的理想。


1987年的一个深夜,姜作义突然被一阵震动惊醒,朦胧中还以为发生了地震。打幵灯一看,原来是小徐在剧烈地抽搐!


姜作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被吓坏了:“你这是怎么了?”


小徐无法回答,她自己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一个要强的女人,处处表现出顽强的自制能力,她极力忍耐、忍耐,等到抽搐渐渐减弱,以至恢复平静,又和正常人一样,毫无病态了。


“我没事儿,你别害怕,别着急。”小徐极力作出一丝笑容,以此来安慰丈夫。


第一次发病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那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家庭从此开始了噩运。


不久,他们利用女儿的假期去烟台旅游,这期间,小徐又一次抽搐发作,姜作义意识到不能再等闲视之了。


回来之后赶紧去医院,检查结果令人震惊:脑左颚叶胶质瘤!那一年,是他们结婚后第七个年头,女儿也刚上小学一年级,三口之家的生活刚刚开始,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谁能想到小徐竟然患了不治之症,这就意味着家破人亡!刹那间,七彩美梦被无情地打破了!医生说,恶性肿瘤就像烂苹果,如果不及时把烂了的部分挖掉,就会越烂越大,最后整个苹果都完了。但是,左颚叶胶质瘤如果做切除手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失语、偏瘫都难以避免,而且最好的结果恐怕也就如此了。


这给了姜作义当头一棒。他本来巴不得立即给小徐做手术,但一想到手术后她将成为既不能说话也不能行动的人,又望而生畏,只觉得心里发冷,冷透了脊背。不,绝不能让小徐倒下,她才三十三岁,人生旅途还长着呢。她有理想,有抱负,执著地要闪耀出生命之光;她是妻子,是母亲,她要尽一个贤妻良母的责任;她是父母的独养女儿,如今年迈的父母还在,正需要她的照顾和奉养。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兑现,她怎么能像一个植物人似的躺下呢?


本来,姜作义在四处托人,找关系,天坛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解放军301、302医院都去了,想方设法,争取尽快手术,现在,却又反其道而行之,哀求医生,能不能想想办法,既不手术,又能控制住病情,不让肿瘤发展?可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医生说,可以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先观察观察,但不能一劳永逸,一旦出现症状,必须马上手术!


看来也只好接受这个让人惴惴不安的方案了。医生开了抗癫痫的药,吃了一段时间,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仍然不时发作。姜作义知道,这只不过是拖延而已,尽最大的努力把手术的时间推迟,那么,手术后的风险也就随之推迟了,至于推迟到哪一天,谁也不知道,总之,晚一天手术,小徐就多过一天正常人的日子——尽管有时还要犯病,但毕竟没有躺倒在病床上、瘫坐在轮椅里,她还要操持这个家啊!那时候女儿还小,上学、放学经常无人接送,马路上车多、人多,那么乱,曾经好几次被人家撞了,牙也撞掉了,头也磕破了,做父亲的心疼啊!当时他还在报社上班,一到孩子放学的钟点儿就惶惶不安,只要一打电话,家里说没人接孩子,他就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儿,赶紧往回跑!


1991年,姜作义进人中水。


1992年年初的一天,姜作义下班回来,小徐正双手抱着脑袋,说头疼得厉害。姜作义明白,他们极力逃避、拖延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回恐怕拖不过去了。


于是,赶紧送天坛医院,准备手术。直到开颅之前,医生向小徐询问她的家族病史,她才吐露了一个刻意保守已久的秘密:她并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而是自幼由他们抱养的养女,她的亲生父母在上海。解放初期,养父作为建筑行业的技术权威,奉命由上海迁京,带着她离开了出生之地,也就永远离开了生身父母,她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家族病史啊!听到这番话,姜作义止不住热泪涌流,啊,苦命的小徐,你的心里藏着这么大的苦!如果你不说,我绝不会知道,谁也不会知道,因为你和父母相处得这么好,你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你的健康和幸福是他们生命的保证。真不敢设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你,那一对年迈的老人怎么还能活下去!小徐,你要挺住,无论如何要挺住。挺过手术这一关,你得救了,你的父母也就得救了,咱们全家人都得救了!要相信这一点,小徐,好人必定有好报!


手术很顺利。但是,正如医生早就有言在先的,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根除肿瘤,一劳永逸。因为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界限,不可能彻底切除,而且不排除以后还会扩散。但无论如何,小徐从手术台上又捡回了一条命,她既没有偏瘫,也没有失语。这已经是万幸,而且,为这次手术而提心吊胆的父母、丈夫和女儿,也总算舒了一口气。


手术后的治疗和保养仍然十分艰难而繁琐,需要病人家属精心护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指望年迈的老人,岳母脾机能亢进兼乳腺癌,岳父糖尿病、血压高,还能指望他们再伺候病中的小徐吗?孩子还小,而且功课繁重,姜作义心疼女儿,又怎么忍心让她来照顾妈妈?记得女儿中考那天,突然听见一声惊叫:“爸爸!妈妈又摔倒了!”姜作义赶快从房间里跑出去,一看,小徐躺倒在客厅里,摔得头破血流。他搀起妻子,一边给她清理血迹,一边急切地对女儿说:“我来照顾妈妈,你别管了,赶快上学去吧,今天不是中考吗?”做父亲的再忙,也牵挂着女儿的一切,心里牢记着她的日程表。她要是生在别的家庭,正当这花蕾般的年龄,还不知被妈妈娇惯成什么样儿呢。可是,他的女儿不能跟人家比,由于小徐的病,使女儿得不到正常的母爱,是在苦水中一天天泡大的,当爸爸的已经欠女儿太多了,绝不能让她再耽误学业!女儿抹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家门。爸爸的心碎了。


家里的一切负担都压在姜作义一个人的肩上,但他又不是一名普通员工,而是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职务,家里再难,也仍然要坚守岗位,主持工作。“那时候,我没有一天开心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是高兴。无论在什么场合,参加什么活动,人家兴高采烈、觥筹交错,我心里仍然惦记着家里的病人,再丰盛的宴会也变得索然无味了。”他这番话,准确地重现了当年的心态。


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姜作义也仍然是该出差就出差,甚至远走西非。公司每年将价值上亿元的物资、两千多号人送出去,几万吨鱼货运进来,还要开发国内市场,仅1995年一年之内就新造了二十艘船,这些,在他的主持之下都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1997年,小徐的病又犯了。姜作义赶紧把她送进北京军区总医院,怀着恐惧也怀着希望,等待那个急于知道又害怕知道的结果。


脑颅打开之后,里面长满了癌组织,手术已经无法下刀;也没有必要了,纵使华佗再世也断无回天之力。医生只给她清理了积水,就把打开的脑颅重新缝合。这意味着治疗到此为止,至于病人还能活多久,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小徐的病情牵动着她父母的心,小徐住院、出院,两位老人也先后住院、出院。一个家庭之中同时有三个危重病人,姜作义实在无力再支撑,只好把他们送进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雇用两名保姆分别照顾他们。此时的小徐已经丧失意识,形同植物人了。


2000年9月30日,小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此时,女儿正远在澳大利亚留学,中学读完,该考大学了。姜作义狠了狠心,没有把噩耗告诉她,怕影响她的学业。他知道,这样做是很残酷的,将来孩子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难过,甚至会怨恨他,但他还是决定暂时瞒着她,等以后吧,等到她年龄大一些,承受能力也强一些,那时候再告诉她。他也没有告诉小徐的父母。老来丧女,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的最大不幸,两位命若游丝的老人还经得起这致命的打击吗?姜作义把苦水咽到肚子里,谁也不说了,天大的痛苦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实际上,两位老人也已经气息奄奄,难以再维持了,一个月后’岳母去世,又过了一个月,岳父也随之而去,他们都追赶着女儿去了。三个月,接连送走了三个亲人,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表达姜作义心中的痛苦?


润物细无声


从1987年到2000年,前后十三年,姜作义都是在分分秒秒的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一个男子汉的肩膀能支撑起多大的重量?凡是知道他的家事的人,无不同情他的不幸,也无不钦佩他的坚强。而他自己,念念不忘的却是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小徐两次住院手术,公司都派人轮流值班,钱静杰、张建英、刘连军到医院看望,公司的司机也来回奔忙,大家都尽力而为,替老姜解难分忧。那时,公司里主持工作的副总就是他和钱静杰两个人,当老姜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钱静杰就默默地把工作都承担起来,使公司这部庞大的机器正常运转。


“中水大家庭给予我的温暖,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时至今日,姜作义仍然满怀深情地说。


谚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姜作义知恩图报,不是报答哪一个人,而是把这种感激之情升华为广博的爱心,施于他人,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对同事、下属,他总是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先想到人家的难处,真心实意地去帮助人家,悄悄地解决了,却并不四处张扬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我曾听说,赤杰在塞内加尔工作的时候,孩子也跟着出国,在那儿上学,后来又随着父母回国,做父母的当然希望孩子能进所好学校,这件事,就是姜作义出面给办成的,进了东城区的一所重点中学。读者诸君千万不要小看,如今孩子上学比大人找工作还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门槛高不可攀,你即使出得了大笔的“赞助费”也未必能进得了校门,连“大人物”批条子也不顶用。但是,老姜竟然给他把事情办成了,真正是神通广大。当我向他问起时,他只淡淡一笑:“咳,这算不了什么,又没花钱,连顿饭也没请人家。在国外工作的同志不容易,不能耽误人家的孩子!”


“不能耽误人家的孩子!”只有身为慈父才能说出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当年,老姜在千辛万苦之中,惟恐误了女儿的前程,如今女儿长大了,他本人也已经走出了苦难的阴影,重新建立了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他没有忘记曾经经历的艰难,并且真心地希望人们不要再重复他的苦难,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和睦、美满、幸福!